1、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有着相同的社会背景。辛亥革命后，中国进入到北洋军阀统治时期，袁世凯称帝，随后军阀割据，连年混战，国家衰败，列强侵略，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为改变这种局面寻找新的出路。一战期间壮大起来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也要求在中国实行民主政治，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障碍。思想界出现的尊孔复古逆流和早已深入人心的民主共和观念形成激烈的碰撞。在这样动荡的社会背景下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爆发了，从思想领域发展到政治及社会领域，规模巨大，影响深远。

2、新文化运动为五四运动的爆发做了思想准备。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以此为标志新文化运动拉开序幕，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向封建主义展开猛烈的进攻。它还倡导文学革命，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新文化运动涌现出以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为首的文化主将，他们利用后来的《新青年》和北京大学为主阵地，在社会上大力宣传鼓动，在民众中产生巨大的启蒙作用，尤其是广大青年经过运动的洗礼思想得到解放。民主意识空前提高，这为他们后来积极投身五四运动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五四运动期间学生先锋作用的发挥，工人阶级主力军地位的体现，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积极参与，广大人民觉悟的提高，运动形成全国规模，都和新文化运动在前期宣传发动有着紧密的联系。

3、五四运动是新文化运动发展到1919年的高潮体现。1919年，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外交的失败成为五四运动爆发的导火线，消息传来，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运动很快波及20多个省，100多个城市。面对五四洪流，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迅速地承担起领导责任，他们密切关注运动的发展，为运动指出明确的方向。甚至在各地实际指导运动。运动期间，他们主持下的《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等杂志刊登了大量的文章来报道和评论这一伟大运动，《每周评论》更是连续五期用全文或大部分篇幅来报道这个社会热点事件，这对于激发人民爱国热情，鼓舞人民革命的斗志，鞭挞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起到很大的作用。陈独秀说“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之必然产物，可蔡元培先生、胡适之和我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毛泽东也称陈独秀为“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可见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领导了这一场声势浩大的社会政治运动，当然这更是前期社会思想启蒙的必然结果与效果体现。

4、五四运动又是新文化运动的分流点。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到中国，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把目光转向俄国。1918年7月起，李大钊先后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热情歌颂十月革命，宣传马克思主义，李大钊成为中国第一个举起社会主义大旗的人。而胡适等人依然坚持资产阶级的民主科学观，新文化运动出现分流。胡适于1919年7月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反对宣传马克思主义，揭开了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序幕。同年8月，李大钊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对胡适的观点进行批驳。“问题与主义之争”标志着新文化运动中统一战线的内部马克思主义和改良主义的公开分裂。纵观这次思想界的大分裂，我们清晰地发现五四运动是个分流点，五四运动爆发前，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观点趋同，矛头一致。运动期间虽然主将们的观点发生了分歧，但仍然精诚合作，关注和指导运动的发展。五四运动以后，他们由合作走向公开分裂、彻底决裂。此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得到广泛传播，成为社会的主流思想，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奠定了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