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江月 上海报道看到从南印度漂洋过海而来的iPhone 14 Pro Max，令一些人惊呼“苹果将产业链向南亚转移”已成事实。与中国迄今已长达15年的代工关系，似乎发展到剧变的前夜。

近期，苹果代工问题再次引发了市场关注。消费者问，转移出去的代工产线是否会影响产品质量？求职者问，中国相关岗位数量和薪资是否会急剧减少？投资者问，存在了十几年的产业链价值究竟位于哪里？

iPhone正在上演漂流记，每一个停靠站都将迎接一些改变。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通过多方采访了解到，近期代工厂的薪资暴涨至单月1.2万元，求职变得紧俏，反映代工业尚未进入寒冬。然而，逐步减少的工程师岗位和包装盒上的组装国变更，反映海外竞争产线不断扩大已是客观存在。市场分析人士告诉记者，要重新审视苹果产业链的价值，不要为失去低创新价值环节过分遗憾。

组装线外迁

12月，有中国消费者在网上贴出iPhone 14 Pro Max的包装盒照片，盒子上写着“Designed by Apple in California. Assembled in India.(由苹果公司在美国加州设计，并在印度制造。)”

眼下14系列正经历“供不应求”的紧俏行情，如果在12月5日通过苹果官网订购iPhone 14 Pro和Pro Max两种机型，几乎找不到线下门店能立刻到店取货，而线上配送的预期时间已经推到1月3日至10日之间。面对南亚组装的iPhone，不少中国消费者内心五味杂陈：欢喜的是手机仍能尽早到手，难过的是iPhone已在中国组装长达15年，而离开的信号越来越明显。

苹果旗下产品并非首次缺货，脆弱的供应链是一个长期引发困扰的问题。供应链条上某些环节过于集中化，或者说过于依赖某种外力，这些单一风险因此扩大成为了整个供应链的风险。

iPhone 14 Pro和Pro Max，是苹果公司于2022年10月初推出的两款新品手机。它们是苹果公司迄今最先进技术的集成中心，例如首次搭载“灵动岛”，主要摄像头的像素大幅提高到4800万像素，核心的运算芯片提升到A16系列。

除此以外，售价高昂是另一重要特点。两款机型的起步存储容量都是128G，起步售价分别为7999元和8999元，而具有1TB最高容量的14 Pro Max手机售价则高达13499元。这样的产品绝不能经历“滑铁卢”，它的供应链本该享受最高的保障级别。

对于这样一部昂贵的电子设备，消费者通常会更在意组装厂的质量。一些消费者会在网上分享他们对新iPhone的“品控检查”，包括屏幕是否压实、摄像头是否沾灰、包边是否磨损等。之前有一些消费者坚称，由南亚国家代工的AirPods耳机要比中国代工的耳机更“割手”一些，这也许是事实，也可能是出于人们对遥远国度工厂流水线的天然怀疑，因为毕竟对他们缺乏具象的认知。

自从2012年以来，苹果公司总会公布前一年度主要供应商名单。今年10月，这份更新的名单中再次出现鸿海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名字。这家公司旗下的品牌更为知名，叫做“富士康”，它从事的是第三方代工，在全球雇佣数十万名工人为很多大品牌组装电子产品，比如惠普的打印机、戴尔的电脑、松下的电视机等。

在iPhone于2007年诞生以来，富士康也获得了这个客户的巨量订单。将iPhone的组装外包给第三方厂商，这据说是后来继任乔布斯的蒂姆·库克所给出的主意，这把运营自有工厂的压力和人力成本都分散了出去。像通用汽车这样的美国制造业巨头，在美国本土的雇佣人数一度曾超过40万人，但苹果直到2021年的雇佣人数历史顶峰也不过8万人左右，相应地，苹果的外包公司在全球雇佣人数则高达70万人。

根据苹果公司2021年的供货商名单，富士康设立在巴西、中国、印度、美国、越南的工厂，正在承接苹果的代工合同。而根据鸿海的2021年公司年报，这家公司有一家大客户当年的采购额高达34180亿新台币(约合1113.8亿美元)，占鸿海总收入的57%。尽管鸿海没有挑明客户身份，但有这种订单能力的客户被市场普遍相信是苹果公司。

除了鸿海以外，苹果还使用了纬创、和硕等多家公司的第三方组装服务。11月，更多人发现这些第三方公司正在将iPhone组装线从中国向南亚迁移。

不过，这种过渡期不会在一朝一夕之间就快速结束。位于郑州、成都、深圳的iPhone代工厂仍然在展开火热的招聘。

招聘火热

12月初，中原大地已经变得冰冻。不过在郑州新郑港区、东区白沙、经开区第八大街附近的地铁站口，近期总有一群人在寒风中等待，将有招聘中介带他们去富士康的面试集中处。

根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从当地招聘单位获得的简章，12月的富士康劳务派遣工时薪为30元，稳岗津贴3000元，还有一项称为“闭环补贴”的收入为3000元。这意味着如果当月工作时长达到200小时（按照“做六休一”方式，12月满勤是26天，一天工作时长平均为7.7小时），月收入就能达到1.2万。眼下，这个收入正吸引着大批求职者向富士康郑州厂区投递简历。

“电子厂为了保证机器灵敏度，常年保持恒温恒湿，工作环境优秀。”还有人力公司在网上的招聘广告中这样写道。

富士康郑州科技园区兴建于2010年，虽然不是富士康在大陆最早的工厂，但却逐步成为全球最大的智能自动化终端生产基地，苹果公司超半数iPhone手机均产自这里。据富士康郑州科技园副总经理王雪介绍，富士康郑州科技园每年高峰期用工约30万人。

富士康将业务分为十几个事业群，用IPEBG、SHZBG、IDPBG等英文首字母缩写来称呼，令外界人士看得头晕，连应聘者通常也只用首字母来指代。有外包招聘人员在招聘网站上解释，IDPBG是代工事业群的最后一道工序，下一步就是成品出厂，其实主要就是做iPhone的成品组装。在外包中介处，能应聘的工种只有小时工和返费工，而不是正式工。小时工按小时计收入最高，返费工如能做满约定合同期限可以拿到一次性“奖励”（返费），而正式工则可以“呆在比较舒服的岗位，以求做得久。”

一名自称富士康直招的人事经理向以求职者身份询问的记者表示，目前郑州职位十分紧俏，在“限名额”，岗位也不能随意挑选。他给出的职位主要是普通工人岗，主要工作包括焊接线、生产手机、质检、电路板测试和打包装贴标签等。

还有一名招聘中介表示，这两个月的普通工人薪资令富士康其他岗位都要羡慕，“平时一张合同通常为三个半月，综合收入达到1.6万至1.9万，12月单月按公司政策就能达到1.2万。”

此前在第四季度开始之初，位于郑州的富士康厂区因为新冠疫情的扩散而减少厂区人员，这也导致相应的iPhone出货量大为降低。富士康母公司鸿海集团公布的月营收显示，11月该公司营收为5511亿新台币(约合179.6亿美元)，按年减少11.3%，按月减少29%。

按照记者了解到的上述情况，郑州厂区招聘正在恢复到正常水平。鸿海表示，11月是本次疫情影响最大的时段，而目前随着产能逐步恢复，预估第四季度营运展望将与外界预期大致相当。

不过，负责招聘的人在近年灵敏地嗅到了工厂的变化。“工程师岗位越来越难应聘了，因为郑州工厂正在减少工程师招聘，这映证了产线正在向南亚转移的事实。”有自称负责富士康招聘的网友在网上写道。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向鸿海集团致信询问富士康工厂的搬迁问题，包括鸿海在印度的投资规模、郑州产能恢复表现、全球布局的主要考虑因素，不过面对较强市场竞争压力的该公司，以“不会评论单一厂区”拒绝回答上述所有问题。

价值重估

印度南部坐落着好几个工业重镇，鸿海、纬创、和硕这些外来的电子产品组装厂均在当地设立工厂。这个具有电子基础的地方，在网上被赋予了“威胁者”的声名，可能会抢占其他国家和地区拥有的电子产品工作岗位。规模庞大的电子组装线从地球的一处搬移到另外一处，究竟是否是让人嗟叹的遗憾呢？

苹果所在的半导体和消费电子产业链，被全球不少国家视为了具有战略地位和经济主导角色的行业，印度也不例外。大背景是，印度政府正希望建造“世界工厂”，令制造业占GDP份额从2021年的14.3%提升到2025年的25%。

政府补贴尤其青睐半导体和电子行业。2021年以来，印度政府力推有关大规模电子制造的生产关联激励计划（PLI），以提升印度的国内电子产品制造水平，并吸引有关手机制造和指定电子组件（包括装配、测试、标记和包装单元的大量投资。这个项目将对合格公司在印度制造有关电子产品的增量销售价值给予4%至6%的激励，总补贴将达到数千亿卢比。

“手机组装线的落地，会逐步带动当地衍生出多个产业，价值实现翻倍。”上海社科院部门经济所原所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上海分中心研究员杨建文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这显示了全球多国争夺苹果生产线的关键原因。

列举数据，在苹果组装线落地中国之初，2009年iPhone离开中国组装线进行出口报关时，在179美元的报关价格中，中国增值部分仅有6.5美元，占比只不过区区3.6%。这个数字也曾深深让中国消费者痛心，感受到了位于产业链底端的心酸。

不过时至2018年，iPhone X报关价值提升到499美元时，中国价值占比提升至104美元，份额达到25.4%。这是因为除了组装，中国供应商也对iPhone提供了触屏、3D传感器、扬声器、相机模块等多个零部件。

眼下，iPhone的组装线似乎正要进行漂流，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所有关于苹果的产业都要出发。中国厂商在苹果供应商名单中，依然是不可忽略的一个群体。

分析组装线的“漂流记”，杨建文认为，这主要是出于劳动力成本的考虑。尽管如此，“对于地方政府和地方百姓来说，区域经济和家庭收入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冲击。”产业环节的外迁，也仍然是一个值得认真应对的课题。

然而，跳脱对短期影响的担忧，人们更应该看到科技产业的实质动力所在。“代工走了，给中国电子制造产业链进一步优化带来了更大的空间。”不少人也持有这个态度。

“对于科技含量较低、创新空间较小的行业迁移，我认为无需太多遗憾。”杨建文说。他强调，在科技产业的供应链条上，劳动力成本看似关注度高，实则占比微小，人们应该尽快将注意力转移到零部件供应乃至核心元器件供应的能力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