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万青松】

6月28至30日，北约首脑峰会在马德里举行。本次峰会通过了该组织的最新战略文件“战略概念”，正式开启北约的第三次转型，即所谓的全球转型。

本次峰会正值1997年成立北约—俄罗斯常设联合理事会25周年，以及2002年建立北约—俄罗斯理事会20周年。前者曾标志着俄罗斯与西方之间“冷战思维的真正结束”和北约视俄罗斯为“战略伙伴”，后者则标志着北约与俄罗斯建立新型关系的崭新一页。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时隔25年，不仅俄罗斯因俄乌冲突失去了北约这一“战略伙伴”，而且还被列为“最重要和直接的威胁”。

新变化还体现在，中国首次被北约公开认定为“挑战北约的安全、利益和价值观”，“对欧洲-大西洋构成系统性挑战”。而“中俄间不断深化的合作”，则被北约新战略文件描述成企图“破坏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与北约的价值观和利益背道而驰。”

北约“战略概念”中的这些新表述，预示国际关系新时代的真正来临。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称，北约领导人将在北约峰会上“表达”对中国的安全担忧。截图来自华盛顿观察家报

拜登的“白手套”策略，推动北约第三次转型

实际上，从5月开始，随着俄乌战场进入胶着状态，两国的政治谈判也继续陷入僵局，美西方借“冲突持久化”来巩固“集体西方”，重点服务于美国推动的第三次北约全球转型的战略意图显露无疑。

拜登维持“冲突持久化”的策略就是持续不断地扩大对乌克兰和北约东欧成员国的军事援助：一是，5月9日签署《租借法案》，这是二战以来（77年后）美国首次恢复军事租借计划，为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和军事装备提供便利。当然，这项法案还隐含着向可能遭受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影响的东欧国家提供武器、军事装备和其他具有战略意义的物品的可能性，以帮助加强这些国家的防御能力。二是，5月19日，美国国会最终批准向乌克兰提供创纪录的近400亿美元援助法案，加上今年3月已批准向乌克兰提供的136亿美元援助，美国对乌援助累计金额达到536亿美元，几乎相当于俄罗斯去年全年国防预算的80%。同日，七国集团承诺为乌克兰提供184亿美元援助。这些都预示着俄冲突进入持久化阶段。

俄乌冲突的持久化，不仅使欧洲的地缘政治局势继续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使美国主导的北约和欧盟的关系更加密切，还将欧洲“战略自主”的前景推向了不确定的未来。这些都表明，政治上更加“团结”的“集体西方”正在不断巩固。

当然，这一进程并非全是俄乌冲突所导致，拜登对“集体西方”的“整顿”至少可以追溯到其总统选举期间所提出的，支持跨大西洋和更广泛的全球自由民主国家团结的战略目标。而过去一年多，也可以观察到巩固“集体西方”仅是拜登的优先任务之一。不过，对美国而言，面向未来的新任务是拉上盟友推进北约的全球转型，也即第三次转型。

从逻辑上讲，北约第三次转型是前两次转型的产物。第一次是冷战时期的北约，西方国家联合起来抵御苏联的威胁；第二次是在冷战结束后，北约不仅存活下来，而且成员国扩大了三分之一，其对外军事行动也早已经超出了联盟的边界（自1991年以来北约对外使用军事力量达42次）。其结果是不仅打破了欧洲大陆的权力平衡，也使世界处于新战争的边缘（如俄乌冲突所导致的对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担忧）。

北约成员国领导人在峰会合影 视频截图

第三次转型显然是以近日召开的北约马德里首脑峰会及其批准北约未来十年的新版“战略概念”为标志。按照俄罗斯专家的解读，这意味着北约开始正式转型为全球主要军事力量、世界政治中心和安全保障者。

显然，从推动北约全球转型中获益最多的是美国，拜登更是有意借此恢复本世纪初美国构建“单极世界”的企图。当然，区别于小布什直截了当、“头脑简单”的做法，经验丰富、狡猾老练的拜登倾向于采取“白手套”策略，来试图构建新版“单极世界”。这种“白手套”策略的内核是：尊重“多边主义”和重大问题集体决策的原则。但这一策略是模糊的，也不使用咄咄逼人的进攻性方式，因此更容易被大多数盟友所接受。

北约全球转型的“南北呼应”

北约推动全球转型，更加凸显该联盟拥有在其边界之外、以先发制人的方式应对新的全球威胁的专属权利，也意味着北约走向全球的重点是向亚太地区倾斜。北约主要借助打通“南翼”（“印太地区”）与“北翼”（笔者称之为“北太地区”，也即“北冰洋—太平洋”简称），试图形成“南北夹击”中俄之势。

从“南翼”来看，在北约马德里峰会前夕，透过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英国外交大臣特拉斯和其他北约成员国高官的一系列表态就可以看出，北约应对安全挑战的全球责任主要是在“印太地区”。这主要是与中国联系在一起的。

早在俄乌冲突之前，西方政治精英们就意识到并不断炒作中国带来的日益增长的“生存挑战”，而开始推进整合。如2021年美英澳三国联盟的建立，美国不断尝试将美日印澳四国安全对话制度化，拜登召集全球“民主国家峰会”等，都是美西方适应新时代全球变局而采取新举措的主要表现。俄乌冲突以及在亚太地区与中国的紧张关系，进一步加速北约全球新战略的成型。

从“北翼”来看，芬兰和瑞典两个曾经中立的欧洲国家，一改其政治和安全战略，加入北约，不仅使欧洲大陆北部的地缘政治局势发生了新的巨大变化，也是对北约全球转型及其新版战略可行性的第一次测试。

北约新战略的地缘政治效应

地缘上，俄罗斯和北约之间的陆地边界总长为1200多公里，俄罗斯与芬兰的共同边界长度是1300多公里，俄罗斯与瑞典也有三千多公里的波罗的海海岸线。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后，俄罗斯与北约的陆上边界长度增加1倍多，海岸线更是成倍增加。

可以说，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不仅使得包括波罗的海在内的整个北欧变成俄罗斯与北约对抗的新前沿，而且也导致北约与俄罗斯对抗的安全范围扩大到整个北极地区。

俄罗斯与北约在北极地区完全是“零距离”，这也意味着没有缓冲地带的俄罗斯与北约，直接对抗风险更大。

一方面，北极理事会中的权力平衡将被完全打破，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之后，八个北极理事会成员中七个（加拿大、丹麦、芬兰、冰岛、挪威、瑞典和美国）都是北约成员国，北极地区完全变成俄罗斯和北约之间的区域，使得地区面临新的地缘政治现实。不仅俄罗斯与北约之间失去曾经有过的缓冲地带，而且欧盟和北约之间的距离也被抹去，成员国的完全重合，也将使得欧盟失去对华盛顿立场的一定自主权，进一步加深对美国的依赖性。

另一方面，还体现为北极地区越来越多地变成一个军事竞争的舞台，新的军备竞赛可能会加剧，北极军事化的威胁越来越迫切。

更值得关注的是，北极地区的地缘政治变化也与俄乌冲突以来东北亚地区的形势变化联系起来，冲突也加剧东北亚（亚太）地区力量的重新分化与组合。

图自Indo-Pacific Dedense Forum

以前采取中间立场并试图与各方保持建设性关系的部分地区国家，不得不做出更明确的选择。在东北亚国家中，朝鲜明确地支持俄罗斯，日本和韩国对俄罗斯的立场变得更加消极，均持更加亲美和“反俄”立场，正在偏离之前与俄罗斯打交道的轨道，也即2014年乌克兰危机之后，两国对俄罗斯更多奉行务实、平衡的政策方针。日韩甚至开始谈论发展核武器以威慑中俄两国的可能性，两国领导人也受邀出席了此次北约马德里峰会。

中国官方在北约东扩问题上的态度是明确的，指出“北约一味追求‘绝对安全’，冷战后连续五轮东扩。这不仅没有让欧洲更加安全，反而埋下了俄罗斯和乌克兰冲突的种子，导致欧洲大陆重燃战火”。“亚太地区不属于北大西洋地理范畴，中国反对任何旨在损害地区和平、破坏地区团结的行为，反对任何旨在挑动新冷战的小圈子，特别是反对把军事集团引入到这个地区，去挑动对抗和分裂”。

俄罗斯的中国问题专家卢金指出，虽然中国采取不选边站立场，赞成早日和平解决俄乌冲突，尊重所有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但中国同时也认为俄乌冲突是由北约东扩挑起的，中国也对美国的制裁提出了强烈批评。

此外，对中国而言，台海局势也变得更加危险。虽然美国尚未放弃坚持一个中国政策的原则，但实际上倾向于鼓励或至少不反对一些盟友（如立陶宛）放弃这项原则。俄乌冲突之后，美国还试图利用威胁加强与台湾地区的关系作为对中国大陆施压的杠杆之一。

本地区这些形势变化和地区部分国家态度的转变与固化的后果之一，可能是东北亚（亚太）地区安全格局面临新的、冲突化的调整。随着美俄在北极和亚太地区的对抗越来越激烈，不排除形成新的地缘政治与安全格局，笔者暂且将其称之为“北冰洋-太平洋”地区（简称“北太地区”）。

值得注意的是，“印太”与“北太”的交汇点正好是欧亚大陆，尤其是交汇点欧亚大陆东端是俄罗斯远东地区，中国与东盟各国正好介于“印太”与“北太”之间，不排除同时面临“南翼”和“北翼”的巨大安全压力。

当地时间6月29日，美日韩三国领导人在马德里北约峰会会场边举行三边会谈。图自法新社

“让我们再来一次”，能走多远？

当前美国政坛主要由一群经历过冷战的重量级“老人”主导，如总统拜登（79岁）、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80岁）、众议院议长佩洛西（81岁）和其他一些“冷战斗士”，他们的心态也是在冷战时期形成的。鉴于苏联解体的悲剧，他们可能真的相信世界会再次重演1980年代末的苏联情景，也认为中俄等非西方国家会屈服于强大的外部压力或在内部因素的压力下再次崩溃。因此，“让我们再来一次”的口号变成拜登团队的“座右铭”。借助北约全球转型来塑造类似于冷战时期的东西地缘政治对抗，也是这种“座右铭”的重要组成部分。

此外，还包括借助“民主与专制”的二元对立来塑造冷战时期“红色威胁”的意识形态对抗。今年5月，拜登上任以来的首次亚洲之行启动的“印太经济框架”，试图推动类似于冷战时期的“经济冷战”等。

但是，拜登这个“让我们再来一次”的政策能走多远？至少有两个观察点。

从美国国内来看，中期选举结果和2024年的总统结果，抑或美国的“后2024”政治议程变化，都会影响到拜登政策的可持续性。

正如俄罗斯专家指出，俄乌冲突中，美国不顾一切地实施制裁，破坏了对其有利的国际体系，其结果是传统供应链被侵蚀，美国面临能源危机和能源价格上涨，以及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金砖国家）减少对美国经济与美元依赖的意愿上升。这些因素将刺激下一代美国政治家（包括左翼和右翼），寻求非常规的方法来打破现在的僵局。始于特朗普、延续到拜登时期的美国新生代政治精英，在当前过度的意识形态对立和对美国单极化的怀念浪潮消退后，将不可避免地为美国外交政策定下新的基调，并思考美国的新未来。

从国际层面来看，俄乌冲突加速改变国际政治的坐标系，尤其是当今世界的权力平衡已经明显转向有利于非西方国家和地区，而且这一长期趋势还在继续加速。

俄乌冲突以来，美西方对俄罗斯的完全孤立并没有发生。即使世界只有很少国家赞同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但美国也未能组建起一个超出其盟友和特殊伙伴群体的“反俄联盟”，仅有那些已经是西方成员、或那些渴望成为“西方大家庭”成员的国家采取了“正确”立场。

当然，即使是在西方“自由世界”内部，也有“典型”的例外。土耳其是唯一没有加入反俄制裁的北约成员国，埃尔多安还在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问题上，玩起自己的政治投机游戏，试图追求一种更加实用主义的平衡策略。正如俄专家卢基扬诺夫所言，非西方国家不承认美西方的领导权，意味着将不再有一个基于西方规则的共同秩序。今年2月4日发布的《中俄关于新时代国际关系和全球可持续发展的联合声明》，也可以视为这方面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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