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的一天，上海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收到一封特别的信件，信纸上跃动着娟秀婉约的字迹，却诉说着一件了不得的大事，甚至直接惊动了上海市政府。

潘达于晚年

原来，是当地的一位女子声称，要将家中收藏的文物捐献给国家，而上海市政府在得知这个消息后，大方地拿出两千万元（旧币），作为给女子捐献文物的奖励。

虽然是旧币，但在物质资源较为匮乏的建国初期，两千万旧币也是一笔不菲的财产。

那么问题来了，究竟是怎样一件文物，使得政府愿意拿出两千万来作为奖励？

女子又是何许人也？

她怎会收藏有如此贵重的宝物？

这还要从文物的来历说起。

青铜鼎

古鼎往事

距今三千多年前的西周，贵族阶层喜欢拿鼎来记事，不仅仅是因为鼎能保存的时间长，还由于周公在制定礼制时便规定好了：天子用九鼎，诸侯用七鼎，大夫用五鼎，士用三鼎或一鼎。

所以使用鼎对贵族来说，就是身份的象征。

西周第三位君主周康王在位的第二十三年，年轻的贵族盂从家族长辈那继承了爵位，成为康王的臣子，按照惯例，康王得向年轻的部下做个岗前培训，顺便笼络人心。

于是，康王就把盂叫到面前，先是介绍了一番企业前几代掌门人（文王、武王）的功绩，再重申了一遍盂的工作任务，让他好好向前辈（盂的先祖南公）学习，最后则是给盂发放公司福利（将部分劳动力和官员分配给盂）。

周康王画像

盂回到家后，觉着能得到康王的指导是件十分光荣的事，于是命人铸了一口鼎，将这天康王对他的教导全刻在鼎上，这便是大盂鼎的由来。

与之雷同，大贵族膳夫克在升职后同样受到周天子的召见，并把该事用鼎记录下来，大克鼎由此诞生。

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岁月变迁，时代更迭，当年明月换拨人看，大盂鼎与大克鼎也随着主人家族的没落或迁徙，消失在历史长河中。

直到晚清，在当时收藏金石的热潮下，两鼎在陕西先后面世，令人感叹的是，如此珍贵之物，得一就算得上是撞大运了，而两鼎却与同一家人产生了缘分。

大盂鼎

1849年，大盂鼎出土于陕西郿县礼村，将大盂鼎挖出的村民不识货，只当是普通铜鼎，勉强有些古玩价值，于是将它以低价卖至当地的文玩市场。

不久后，岐山首富宋金鉴在文玩市场上一眼相中这口鼎，出价将他带回家中。

宋金鉴好歹是当地名流，每天都有不少人出入他家，宋金鉴当时还不清楚大盂鼎的来历，就爱臭显摆，带客人观赏此鼎，久而久之，宋家有一口巨鼎的消息便不胫而走。

匹夫无罪，怀璧其罪。

岐山县令周庚盛得知此事后，特意赶来宋金鉴家中，两人不知达成了什么秘密交易，总之，此后大盂鼎便被周庚盛占有。

大盂鼎铭文拓片

后来，或许是周庚盛缺钱了，也或许是对方开出了他不能拒绝的条件，周庚盛将大盂鼎转卖给了北京的一位古玩商人。

宋家是岐山少有的书香门第，在家族熏陶下，考取功名自然是宋金鉴的人生目标。

1850年，宋金鉴考取进士功名，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官内阁中书，刑部郎中，可谓是到达人生巅峰。

有清一代，岐山只得一翰林，即宋氏金鉴也。

由此，宋家在岐山周边的名望到达顶峰。

可是，考取功名的宋金鉴心中却始终有一个未解之结，那便是大盂鼎。

宋金鉴画像

在经过多番打听后，宋金鉴终于得知大盂鼎的下落，并花费足足三千两白银买下，兜兜转转，大盂鼎再次回到宋家。

同治年间，岐山乡民经常遭受山贼土匪骚扰，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得不到保障。

宋金鉴心系乡民，于是向岐山知县反映这个情况，并提出自己的建议，可惜岐山县令认为宋金鉴此举颇为逾越，所以并没有接受宋金鉴的建议。

遭受打击的宋金鉴从此郁郁寡欢，在家中含恨而终。

宋金鉴去世后，后代子孙皆是庸碌之辈，无力守住家财，不得不通过贩卖家中稀罕物件来换取财帛。

左宗棠

宋金鉴生前最为珍视的大盂鼎，被后代以700两白银卖给陕甘总督左宗棠的幕僚袁保恒。

左宗棠何许人也？想必不用笔者多说大家也知道，正是那位收复新疆、与曾国藩等人并称“晚清中兴四大名臣”的左宗棠。

袁保恒深知左宗棠有收藏古玩的爱好，所以不敢在他面前藏私，随即就将大盂鼎献给左宗棠。

不得不说，这位袁幕僚实在精明，清楚自己几斤几两，与其等到宝鼎的消息被左宗棠知晓，然后自己被迫上缴，不如借花献佛，将这本就保不住的大盂鼎主动献给左宗棠，还能为自己的仕途增添几分希望。

左宗棠

1859年，官运亨通的左宗棠来到湖南主政。

在湖南，左宗棠初露峥嵘，将湖南的军政事务治理得井井有条，时人皆赞叹“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

当时在北京朝堂上，不少高官贵族纷纷押宝左宗棠，在皇帝面前争相举荐他。

木秀于林而风必摧之。左宗棠的亮眼使得有些人心生嫉妒与忌惮。

咸丰九年，当时左宗棠仅有举人功名，所以在骆秉章处为幕友。

一天，永州总兵樊燮来访。樊燮认为左宗棠只是一介幕僚，不值得他叩拜行礼，而左宗棠这人一向恃才傲物，自认为自己是骆的代言人，樊燮的行为实在无礼。

清人绘《骆秉章油画像》

于是，左宗棠直接对樊燮拳脚相向，一边破口大骂道：“滚出去！”

樊燮好歹是一方军事主官，哪里吃得下这亏，他直接跑到京城向皇帝告御状弹劾左宗棠，一些从前看不惯左宗棠的官员也站出来煽风点火，一时间左宗棠陷入险境。

好在朝堂中还是有不少人欣赏并看重左宗棠，不愿一颗新星就此埋没。

胡林翼、郭嵩焘、潘祖荫等官员纷纷站出来为他说话，这场轩然大波才得以平复，左宗棠幸免于难，反倒是告发他的樊燮被革职。

左宗棠虽然为人傲慢，但对于襄助于他的众人，左宗棠同样懂得知恩图报。

在听闻潘祖荫好收金石，于是他将大盂鼎又转手送给了潘祖荫。

潘祖荫

辗转潘家

潘祖荫是当世金石收藏大家，当时朝廷中无论是大臣还是太监，凡是在古玩圈有所得，都会请潘祖荫前来鉴宝，就连孝钦皇后也说：“潘祖荫所鉴定者固无甚大谬也。”

故而在得到大盂鼎后，潘祖荫一眼就看出了此鼎来历不凡，所以将其作为传家宝藏于家中，一般不让其见人。

当时有不少人对这口鼎觊觎不已，但潘祖荫是当朝太傅、武英殿大学士，门生遍布天下，在中央称得上是数一数二的大人物，有他在，谁敢为了一口鼎去自找麻烦？

1890年，大克鼎于陕西扶风县法门镇任村，出土后，大克鼎先是被山东人柯劭忞买下。

潘祖荫不知从哪听到大克鼎的消息，遂闻风而来，花费重金将其收入囊中。

大克鼎

同年，顺天州县发生水灾，潘祖荫亲身前往受灾地赈灾，但也因此积劳成疾，不得不告假归家。不久后，潘祖荫病故，享年六十有一。

潘祖荫没有留下后代，所以在潘祖荫夫妻二人去世后，大盂鼎和大克鼎皆交由弟弟潘祖年保管。

潘祖荫去世后，潘家在朝廷上失势，曾经的世家大族不可避免地走向没落。

好在潘祖年尚在朝中任职，勉强能维持江河日下的潘家，饶是如此，过去因畏于潘祖荫而未敢向两鼎伸手的人，此时纷至沓来。

为了躲避这些觊觎两鼎的目光，潘祖年借由水路将两鼎从北京送回苏州老家，置于密室不轻易示人。

大克鼎铭文拓片

可是，人怕出名猪怕壮，两鼎毕竟名声在外，外行求鼎可能就图一新鲜，让内行看上了，可不是藏起来就能万事大吉的。

清末金石大家端方任两江总督后，可谓权势滔天。当他听闻两鼎被藏于潘家祖宅后，多次前往潘家求鼎，软硬兼施，皆被潘祖年拒绝。

好在端方还没动用权柄强行夺鼎，但他毕竟是两江总督，想要给式微的潘家穿小鞋轻而易举。

所以，自从端方看上两鼎后，潘家人忧心忡忡，生怕端方作出什么出格举动。

时值清末，起义军四起，端方作为满清正白旗人，自然是彻头彻尾的保皇派。

端方

历史踏入20世纪初期，清政府在内忧外患下选择了新政改革，试图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挽救积病已久的王朝。

新政其中一条就是允许铁路民间商办。

新政发布后，民间的商人、百姓纷纷集资修建铁路，以期能在铁路建成后收取利润。

令人讶异的是，清政府给了百姓们一发背刺。

1911年，清政府以“中国民间建设和经营管理的效率低下，决定将铁路收归国有，交由政府和有经验的外国人来管理”为由，实现“铁路国有”的政策。

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

而后，清政府又因为税收缩水严重，不足以偿还与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要将粤汉铁路北段与川汉公路广宜段交由英美德法四国管理。

端方作为满清的走狗，被委任为川汉粤汉铁路督办大臣，好大喜功的端方不顾百姓反对，强行将四川铁路全数收归国有，人民的利益遭到直接侵犯。

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就此爆发，辛亥革命也在不久后被点燃。

带着无数百姓的意愿，愤怒的新军将端方、端锦两兄弟击毙，清王朝迎来帝国的落日。

护鼎

民国建立后，随着心腹大患端方的死去，潘家终于心安，作为一方世家进入新时代。

两鼎

作为传家之宝，潘家人始终恪守家规，哪怕家族没落，也绝不将两鼎售予他人。

曾有美国人闻讯而来，出价黄金百万两欲从潘家人手中购得两鼎，可潘家人不为财帛所动，婉拒了买家。

1923年，潘达于嫁入潘家，可丈夫潘承镜在结婚后三个月就因病去世，两人并没有留下后代。

两年后，潘祖年去世，此时的潘家主家中，竟再无子嗣传承，孙媳妇潘达于只好成为潘家的“话事人”，撑起潘家大梁。

除了外籍商人，国民政府中也有不少人对两鼎心热，并千方百计试图将两鼎“收归国有”。

年轻时的潘达于

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在苏州建了一栋大厦，落成之初，党国要员机灵劲儿犯了，声称要在大楼开放时办一个展览会，并邀请潘家人将两鼎送来参展。

虽然嘴上说着只是暂时借用，但实际上潘家人清楚，这无疑是刘备借荆州——有借无还!

潘达于果断拒绝参展，自诩文明公正的国民党见状也不敢强抢。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

经过淞沪会战数月鏖战后，上海沦陷，国军一溃千里，江南一带无险可守，无人在守，沦于敌手只在顷刻之间。

值此山河破碎之际，潘家的问题来了，两鼎究竟该怎么处置？

七七事变资料图

首先，两鼎体积巨大，迁往内地并不现实，况且正值战乱，无论是匪患还是国军，都有可能成为两鼎的争夺者，毕竟战乱年代可没有什么仁义道德跟你讲。

其次，倘若放在祖宅中，那势必会被日军抢走，潘家人更不可能接受。

于是，在潘家人商定下，决定将两鼎深埋地下，等到神州大地重归宁静后，再让两鼎重见天日。

潘达于先是叫来家中木匠，让他们做一个结实的大箱子，用铆钉打得严严实实。

通过两天两夜的挖掘，在潘家人住宅里挖出一个大坑，再将木箱放入其中，趁夜间再将两鼎悄悄放进木箱中，木箱的空隙则用于放置其他古玩。

苏州潘氏老宅

将坑填埋恢复原状后，潘达于记下了这件事的参与者是家里的两个木匠师傅，姐夫潘博山和他的八弟。

潘家本家人自然不必多说，对于两个木匠师傅，潘达于颇具女中豪杰气概地对他们承诺道：

“只要将今天的事烂肚子里，潘家养你们一世。”

日军攻占苏州后，果不其然，受汉奸告密，日本军官率士兵直奔潘家祖宅，武力威胁潘家人交出两鼎及其他文物。

潘家人自然不会被日军淫威所慑，在日军的威逼利诱下，他们坚持守住底线，不为所动。

日军

虽然经过日军里三层外三层的收刮下，潘家不少财产被一扫而空，但两鼎及无数古玩古书却始终没有受到威胁，始终躲藏在历史的阴影里。

1944年，木箱经不住时间的拷打先行腐烂，表面的地板也因此塌陷下去。

为此，潘达于又甄选出一间无人问津的偏僻小院，让自家人悄悄将木箱封存进小院屋中，再使用旧家具、破烂衣物将屋子填满，伪造成杂物间的模样掩人耳目。

重见天日

抗战胜利后，潘达于并没有让两鼎重见天日，而是继续等待，直到解放后国民党败退台湾，才让家人将两鼎取出。

潘达于晚年

新中国成立后，神州大地焕然一新，潘达于在经过观察后确认，这个新生的政权与过去的国民政府不可同日而语，是值得托付的对象。

于是故事又回到文章开头，1951年，移居上海的潘达于修书一封致函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

“窃念盂克二大鼎为具有全国性之重要文物，亟宜贮藏得所，克保永久。诚愿将两大鼎呈献大部，并请拨交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筹备之博物馆珍藏展览，俾全国性之文物得于全国重要区域内，供广大观众之观瞻及研究……”

得到消息的上海市政府极为慷慨，决定赠予潘达于两千万（旧币），对于这一举动，潘达于毅然拒绝。

褒奖状

因此，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只好换一种方式，以隆重的授奖典礼授予潘达于一张褒奖状，这张褒奖状最终在潘达于的卧室里挂了半个世纪。

此后，在潘家人又陆续将祖辈收藏的一些古书和字画献给国家，他们认为，这些字画古玩藏于自己家中不过是敝帚自珍，远不如交由国家。

几年后，大克鼎与大盂鼎分隔两地，大克鼎作为上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留守上海；而大盂鼎则应征北上，成为国家博物馆的珍藏。

2004年2月28日，为庆祝潘达于老人百年诞辰，上海博物馆将大盂鼎从国家博物馆中请回，两鼎在时隔半个世纪后重逢。

2004年，上海博物馆举办了“潘达于捐赠大盂鼎、大克鼎回顾特展”，潘达于（中）出席

当日，在家人的搀扶下，潘达于颤颤巍巍地来到两鼎前，这是时隔五十年后，她再一次看到两鼎同框出现，潘达于不禁感叹道：“我为俚笃（它们）寻着好人家哉！”

从初嫁的新妇，到掌舵的当家人，再到雪鬓霜鬟的老者，潘达于在守护两鼎的同时，两鼎也几乎见证了潘达于传奇的一生。

鼎作为一种礼器，具有记录、见证历史的功能，从晚清到民国，再到新中国成立，在几代潘家人无私地守护下，两鼎得以保全。

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潘达于老人留影

除了那两百多字的钟鼎文外，从晚清到民国，再到新中国，潘家人守护两鼎故事何尝不是作为历史的一部分，被两鼎所承载，这何尝不是一种见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