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深圳的抗疫灯光秀打出了这样几个字——保绿码，搞钱钱。但对于很多中小企业主来说，搞钱正变得越来越难。

疫情之后，这种物质层面上的难，正在转变为精神上的难。一个显著现象是，深圳唯一的一家三级甲等的精神疾病专科医院“康宁医院”里，多出了许多中小企业主的身影。医院成立已42年，其精神心理科下，设立了睡眠障碍、焦虑障碍、抑郁障碍等门诊，正好与这些前来医院寻求帮助的企业主们的症状相呼应——焦虑、抑郁、睡不着。

他们搭乘过时代的“电梯”。从农村出身一无所有，在过去的十数年的几波造富浪潮中一跃成为企业的管理者，进入富裕阶层。今年2月深圳统计数据显示，中小企业数量超过250万家，占全市企业总量的99%以上。毫无疑问，他们是深圳经济的毛细血管，更是活力之源。

在深圳，精神疾病已经成为它的常见病之一。40年来，深圳常住人口从31万增长至1343.8万人，增长42倍。同期，北上广人口增长只在1-2.5倍之间。在康宁医院的一次调查中，发现深圳市居民各类精神疾病加权终身患病率已经达到了21.87%。而疫情放大了这种压力。

王永军，现任深圳市康宁医院临床精神病研究室主任。他今年50岁，博士毕业于首都医科大学，也是清华大学博士后。同时，他也是一位新深圳市民。他既享受深圳的开放、包容，也感受到竞争带来的压力。最近，他接诊了许多焦虑的老板们。

以下是深圳康宁医院王永军的讲述——

文 | 常芳菲

编辑 | 易方兴

运营 | 栗子

返贫焦虑

近两年，来找我看焦虑的企业主越来越多，普遍都只有三四十岁。最近的患者里，有一位是上市公司的董事长。

他是很典型的一代深圳“移民”，40岁，人很内向、有涵养。经过十多年奋斗，积累了今天的财富，已经拥有了一家上市公司。

通过进一步沟通，发现他是典型的焦虑症，产生了一些躯体不适。和人聊天的时候声音都带着细颤，止不住发抖；坐下来不停换腿，不能长期保持同一个姿势。他也主诉自己时时刻刻处在不能控制的担忧之中。

理智上他知道这些工作和生活中的细节不会出太大纰漏，但还是控制不住自己，整天担心。这种难以控制的莫名担忧引发的坐立不安、肌肉颤抖，最后影响病人的工作和生活的情况，在医学上叫“浮游性焦虑”，是广泛性焦虑障碍的其中一种表现。

而引发他焦虑的直接事件，是家人突然生病和公司长期的运营压力。

我记得还有一个焦虑比较严重的男性患者，诊断为“双相情感障碍”。

他50岁，潮汕人，整个家族都是做生意的，做进出口贸易。因为疫情、国际贸易的原因，他的生意一落千丈。他一坐下来就叹气，跟我说：“每个月公司财务赤字太厉害了。”

找到我的时候，这个患者整个人面容憔悴，满头大汗，两个黑眼圈非常明显。他一坐下就开始抠手指，说话的时候手和腿都在发抖。他主诉自己已经三四个月不能睡觉，靠每天吃3-4片氯硝西泮才能勉强维持睡眠、控制自己的焦虑情绪。

氯硝西泮有一定的镇静作用，他晚上刚吃完的时候，断断续续勉强睡一小会儿。到了白天就会精神倦怠，打不起精神做事，浑身乏力。来看我，是因为受到焦虑困扰，情绪低落，悲观绝望，他基本上无法正常应对工作，生意上的事情只能全部交给其他人处理。

他情绪极不稳定，烦躁易怒。状态好的时候，他精力旺盛、爱好社交、讲话滔滔不绝，对生意和生活会产生很多想法和计划，除了这些之外，患者还会变得易怒，到后期情绪失控的时候会对老婆使用暴力。状态差的时候，一段时间情绪变得极度抑郁，无所事事，所有的想法和计划都执行不下去，也不愿意去做。

判断一个患者是否是焦虑症至少有四个要件，首先要看他是否与躯体疾病有关，很多种躯体疾病早期可以是焦虑，其次有没有具体的生活应激事件引发焦虑，第三评估患者的人格和性格基础，第四确定焦虑对其社会功能的影响。

一般情况下，焦虑的患者不需要住院，回家按时服药就可以。但如果是性格缺陷明显、焦虑严重的患者，社会功能受损严重就需要住院。

▲ 图 / 视觉中国

越来越大的门诊量

从2020年疫情开始之后，我明显感觉到康宁医院的门诊量越来越大。

即使是很贵的特需号，仍然是供不应求。每周二下午，正常情况下是预约5个病人，疫情之后，基本上每次都要加号，最多一次，我一个下午加了五六个患者。

整个医院每天门诊量每天都超过2000，睡眠、焦虑、抑郁这三个科室的专家号都很难挂，放出去很快就全挂完了。调查显示，几年时间，康宁医院的门诊量翻倍。

大大小小的企业主、创业者普遍处于焦虑状态。很多老板就诊的时候会有秘书陪同。他们不仅有自己赚钱的压力，还负担着很多家庭的生计。

不过，他们不避讳来康宁看病，一方面是这些企业主相对来说经济基础比较好、世面见得多，敢于面对自己患病的事实；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生活事件引发的焦虑，对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到了不得不治疗的地步。

同时，重病患者也比较多。从今年开始，住院病人数量就没有低于1600人。实际上正常情况下，坪山区和罗湖区总共开放床位只有1330个。

我的科室理论上可以同时接收55个病人住院，但最多的时候住到了71个。康宁作为深圳唯一一个三级甲等精神卫生的专科医院，不可以拒收需要住院的病人。只能在病房里加床，把双人间加成三人间、三人间加成四人间。在加床的情况下，康宁医院平均患者住院天数只有28天，北京同类医院超过30天，其他内陆省份超过50天。

即便是这样，深圳精神卫生领域的医疗资源依然紧缺，精神专科的床位远远不够。

深圳市精神病患病率21.87%。1982年到现在40年的时间，全国精神疾病的终身患病率不断增加，1982年终身患病率是1.3%，2002年是13.2%，2015年16.6%，2020年底就超过了21%，从现有数据看，深圳市精神疾病的患病率在全国较高。

深圳的精神障碍防控也是全国最优秀的。如果我们判断病人有伤人、自伤的倾向，且家属不同意入院接受治疗，我们就会在病历系统里会标注这个病人是高危个体，那么患者所居住社区辖区的派出所民警和社工也会同步收到信息，他们定期会对病患做电话随访。

▲ 40年来，深圳常住人口增长了42倍。图 / 视觉中国

为什么是深圳？

北京人口老龄化程度比较高，我平时走出门能看见老年人在公园里散步、在社区里健身，跟几个朋友跳舞，让人觉得生活很舒适。在深圳我从来没看过这样的画面，清一色是打了鸡血的年轻人。

世界上本来没有深圳，他们来了，才有深圳。深圳本地人只有30万，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移民城市，而且都是年轻人。《深圳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深圳常住人口平均年龄只有32.5岁，是最年轻的城市。

他们来到深圳都是为了奋斗、为了赚钱，所以深圳才能在这么短时间里人均GDP增长300倍。这背后就意味着深圳人的生活节奏非常快，拿我们医护举例，如果住在南山区，到坪山的通勤时间，和一个住在北京市通州区到市内上班的人是一样的。这种生活节奏，对年轻人的身体素质和精神状况是很大的考验。

而焦虑很多时候是因为比较产生的。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差距、同龄人之间无所不在的竞争就是年轻人焦虑的根源之一。今年第一季度深圳月平均收入9000元，那些每月赚五六千元的年轻人就会感受很大压力。

▲ 漫长的通勤时间，是奋斗的一部分。图 / 视觉中国

比如2020年疫情刚开始的时候，我接诊过一个年轻人。陕西的小伙子，只有二十来岁，因为和同事产生了肢体冲突，对方报警之后才被送到康宁来。

我一看就知道他肯定是患有重度焦虑，情绪非常不稳定。他跟我交谈过程中对我不信任，总是抬头看监控器，认为我和警察是一伙的，肯定不会向着他。而且觉得周围很多人要害他，上司也看不起他，扬言出了医院就要报复他们。

仔细询问才知道他老家在农村，全家5口人就靠他一个人赚钱。他一个月工资也就四五千元，他自己要生活，还得给老家的父母寄钱。同时从小也缺乏亲人的关心，住院了都联系不上他父母。他一直不知道怎么排解自己的情绪，遇到挫折就会把其他人和事往最坏处想——每个人都要害他，最后形成恶性循环，被大家集体孤立。

甚至成年人自身竞争的压力会传递给未成年人。最近经常有妈妈带着孩子来门诊找我，觉得孩子精神状态不好，情绪不稳定：一天到晚玩手机、打游戏，就是不好好学习；或者不服从学校管束，对任课老师、班主任乃至家长都有强烈对抗情绪。好多家长和孩子的沟通方式存在问题，焦虑程度比孩子还严重，家长的焦虑得不到缓解，孩子的问题很难解决。

很多控制欲过强的家长，喜欢数落孩子——你这样想不对、那样做也不对，没有一件事让他们满意。家长们完全不知道，这些指责最后会内化为未成年人思考问题的方式。

有一个女孩高中期间因为出现幻觉，被其他医生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到我面前的时候戴着巨大的黑色鸭舌帽，不断自我贬低，认为自己颧骨很高、长得难看，平时走在大街上，很多人总是议论她的长相，对她指指点点，监控器也是为了监视她设置的。

仔细问诊之后，我发现她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不允许自己犯错、不能存在任何瑕疵。她患病前学习成绩很好，有反复检查和自我反省的习惯。结合家庭教育进行综合评估，我确定这个女孩患有精神病性强迫症。

深圳移民

我自己也是深圳“移民”，2018年才来到康宁医院。

精神心理专业有一种神秘感。投入其中，就会发现人的精神、心理状况非常复杂，需要综合判断，需要不断把最新的研究应用到临床实践中去；其次，精神专业需要医生具备其他领域的知识，要把观察能力、社会阅历、专业知识融合进患者的诊疗中。所以我觉得自己确实更喜欢精神专业。

目前我团队里的医生清一色都是90后，精神面貌很好，也好学。我的博士后比我还拼命，有时候凌晨2点给他发微信，他都是秒回，说明他也在学习和工作。当然，康宁医生的收入肯定也是全国精神专科医院最高的，绩效考核科学合理，一个研究生每月的收入都有一万块钱，比北京、上海多了不少。

我之前总跟学生说，做精神科医生要有耐心、爱心，这不是唱高调，这是基本要求。很多人以为精神疾病患者无法对正常人形成共情，这是不对的。患有精神疾病的人心里也清楚谁关心他们、谁对他们好。

▲ 图 / 视觉中国

有一次，一个40岁的男性患者发病，产生了幻听妄想，感觉楼上的人在监视自己、故意骂自己。他家住7楼，病发的时候冲出家门，打开楼道的窗户坐在上面准备往下跳。患者的父母当时都已经80岁了，报警劝说了30分钟，患者仍然不愿意下来。

在最绝望的时候，患者母亲想起我，打开电话免提，患者听到是我的声音，情绪很快就平静了很多，我说你赶紧打个车来医院找我，我跟你聊聊。他听见我喊他名字，立刻就下来，自己打车来医院找我住院。

我从1998年开始工作到现在，24年从来未挨过病人打。有一次，一个刚刚住院的病人想要攻击我，但旁边的病人看到后，第一时间就把病人抱住了。两次都是我的病人冲上来保护我。我为什么喜欢这个专业，就是因为我的付出，病人能感受到，家属能感受到，我的医生们也能感受到。很多因为生病而敏感多疑的患者，即使在发病的时候也愿意和我说说心里话。

事实证明，我来深圳的选择是对的。当时，我觉得自己还有一些理想没有实现，想专心致志地做老年精神病的研究，也想把自己的团队打造成国内一流的团队。我在深圳这4年的科研成果远超之前10年的总和。

痊愈和康复

不论是面对躯体疾病，还是精神疾病，医生都要承受很大压力。每个病人都愁眉苦脸的，不会有人快快乐乐地来医院看病。但这些负面的事物不会对我产生影响，我会享受自己为患者解决问题后的愉悦，享受自己给患者带来新生的成功，我调适自己的方法就是规律地锻炼和灵活的角色转变。

我对患者的建议也是这样，尽量寻找自己精神的支撑点，不去反复咀嚼自己的不快。

精神疾病也是可以被治疗的。

比如，那个患有“典型焦虑症”的上市公司的董事长，目前正在恢复中。

之前他看过几个医生，给他开了劳拉西泮。这种起效快的中枢系统抑制剂，能够暂时把焦虑压下去，但问题也明显——患者既容易形成药物依赖、又容易产生耐药性，最后患者服用药物的剂量会越来越大。

所以我选择了一个不易依赖的抗抑郁药。目前他恢复得比我预期中好很多。现在他饮食起居和工作都维持正常。

另一个患有重度焦虑、情绪非常不稳定的年轻人，症状也在缓解。他最后在康宁住院调整了一个多月。而那个戴着巨大的黑色鸭舌帽、不断自我贬低的女生，在使用抗抑郁药物治疗后，病情也得到了缓解，在我看来，这也与家长教育方式有关。

为什么会有人对电子游戏上瘾，喜欢手机？因为他们在一个游戏空间里得到快乐、短暂寻找到自我。这时候家长要做的不是指责，而是反思为什么家庭没有成为孩子现实中休息的港湾。

▲ 图 / 视觉中国

当然，也有预后不好的病例。一个52岁的女性患者，一家三口关系很好，她本人说话答非所问、颠三倒四，还看着我傻笑，之前在其他医院一直被当成精神病治疗。

经过检查我诊断是额颞叶痴呆。这个病的预后非常糟糕，尽管患者起病时间很短，我们也及时干预，但住院半年之后，她就不认识女儿了，一年以后就瘫痪在床。最后只能出院做维持性的治疗。

最后需要提醒人们的一点——如果经过自我调试，失眠、焦虑、情绪低落等情况，持续一周仍然没有改善，就应该考虑来医院就诊。医生会帮助患者快速判断，并决定现阶段应该进行心理咨询、回家服药还是住院治疗。

要记住，承认自己的情绪和精神状态存在问题，是战胜它最重要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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