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辛苦劳作大半辈子，攒下1亿人民币，你会用这些钱干什么？

毫无疑问，自然是用来满足自己的一桩桩心愿呀，买个大房子，出去旅旅游，或者是把钱留给孩子……

相信这是大部分人的选择。

但是有一位老人，却将自己毕生所得，近亿元人民币，毫不犹豫地捐了出去。而他自己，却非常的简朴，住着几十年前的老房子，身上穿的秋衣袖口都磨烂了也不舍得扔，80岁的年纪出行却只靠一辆小电动车。

他就是河南农业大学的教授王泽霖。

无数的网友被王泽霖的家国情怀所打动，纷纷给他点赞，并向他致敬，“太令人尊敬了”“看到这些老一辈人的家国情怀就打心里觉得好佩服”……

那么为什么王泽霖会做出这样的抉择呢？这也还要从他小时候开始说起。

王泽霖

1942年，王泽霖出生于江南水乡苏州，那时的苏州可不是现在的这副“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绝美人间景象，战争时期，苏州也是一样的民不聊生。

在那种战乱年代，有一个人对王泽霖影响颇深，那就是他的姐夫——赵福仁。

那时候，王泽霖一家的生活十分困苦，全靠姐夫赵福仁的接济，他们一大家子才能在乱世中存活下来。

赵福仁14岁的时候就参加了红军，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一直在为解放全中国、为了人民能够翻身过上好日子而战斗，是王泽霖心中的英雄和榜样。

而且，赵福仁还有一点让王泽霖特别佩服，那就是，不管什么时候，赵福仁都严格要求自己，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所以，王泽霖从小就立志，长大以后要做一个像姐夫一样有家国情怀的人。

那时候，他唯一能做的事就是好好读书，考上好大学，将来用自己学到的知识为社会做贡献。

1967年，王泽霖从北京农业大学（现在的中国农业大学）毕业后，就进入了山西临汾地区的兽医院，从事兽医工作。工作了几年之后，他考取了南京农业大学的研究生，就读传染病专业。

1984年，王泽霖被调到河南农业大学牧医系任教。那时，国家实行改革开放已经有几年了，国内的养殖业刚起步，就面临一个严重的问题，鸡瘟、禽流感一轮又一轮地爆发，经常都是一夜之间，一个村子里的鸡子都死光了，一个也不剩。

王泽霖

严重的时候，整个乡镇的鸡都无一幸免。看着鸡成群成群地死去，农民们一个个愁得吃不下饭。

当时，要说解决问题的办法也不是没有，就是给小鸡们打疫苗，可是那时我们国家的医疗水平还不发达，还没有研发出来自己的疫苗，所以只能依赖进口，也因此，每年都有大量的外汇流到国际禽病防疫巨头的腰包里。

可是尽管有疫苗，也不是广大农民能够负担得起的。这个时候，研发出合格的国产鸡类疫苗成了科研专家们的紧要任务，一旦成功，不仅帮助养殖户们解决一个大难题，也能给我们国家的家禽养殖业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还可以帮助国家节省一大笔外汇。

于是，国内很多科研工作者为了能够早日研发出来疫苗，废寝忘食。作为禽类传染病的专家，王泽霖自然也不例外。

可是科研是一项需要投入大额资金的事业，当时学校经费紧张，拨不出专门的款项做研究。

于是，王泽霖独树一帜，开辟了一条“产学研”一体化的道路，通过跟企业合作，实现滚动式的发展，走上了一条以服务生产促进教学和科研，然后教学和科研反过来又能提升服务能力的良性循环的道路。

每次王泽霖在学校讲完课之后，就赶紧骑着车子到门诊，那里早挤满了成群的乡亲们，提着生病的鸡鸭等着他诊疗。到了周末的时候，他会骑一个多小时的车，去养殖户家里给生病的鸡看病，还要趁机给养殖技术员们上课，教他们一些科学的饲养办法。

就这样，从1985年到1995年，十年的时间，王泽霖通过办班、开门诊、为农村的养殖户们提供服务等形式，积累了400多万元的资金。

要知道，在那个年代，成为“万元户”，已经是让大家非常非常羡慕的事情。而王泽霖竟然能挣这么多钱，以至于周围的人只要一提到他，都会忍不住说一句：“王泽霖真能赚钱！”

王泽霖

可是，尽管挣了这么多钱，王泽霖却没把这些钱揣进自己口袋里，而是把它们全部投入到了科研上，先是为学校盖了两座实验楼，然后又买了一批昂贵的实验设备。

之后，王泽霖在学校挂牌成立了河南农大禽病研究所，他和学校签订了租赁协议，然后约定禽病所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每年只需要给学校交20万元。

从1995年到2005年，这十年间，在王泽霖的带领下，禽病所研发出来了5个新兽药证书。

当时有个内蒙古的制药厂家得知这个消息后，马上派人赶到河南农大，找到王泽霖，提出技术转让合作事宜，谈到转让费用时，王泽霖试探着伸出5个手指头，说道：“500万”。本来以为对方会迟疑，然后免不了一番讨价还价，没想到对方竟然一口就答应了。

这件事当年在学校内外都是一个爆炸性的新闻。成立禽病所的初衷只是为了研发疫苗，从来不以赚钱为目的，以至于谁也未曾料到疫苗带来的经济效益竟然这么大。

在接下来的10年，王泽霖一鼓作气，在科研的道路上高歌猛进，又搞了7个新兽药证书，还获得了3项发明专利。

2014年年初，有4家企业得知王泽霖教授的团队要进行新疫苗的研发，立马就决定出资1950万元进行赞助，只有一个条件——等疫苗研发成功了之后，他们可以优先使用。

其实，能做出来科研成果不是王泽霖最厉害的地方，他最厉害的地方是能做到成果转化率100%。

王泽霖

这一点让业界人士无一不感到万分惊叹！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来看一组数据：根据2022年的最新数据显示，我国目前的科技成果转化率非常低，大约在30%左右，而发达国家的这一指标是60%到70%。

之所以转化率低，是因为把科研成果推广应用到生产上这件事，有时候甚至比搞出科研成果本身还要难。而王泽霖却能够做到100%，这意味着他时刻紧跟生产需要走，社会要什么，他就做什么，而且一做就能成，还能给做大做强。

他的科研成果先后在全国20多家知名生物制品厂实现了量化生产，平均每年都能为社会创造100多亿元的经济效益。

在他的带领下，我们国家终于有了自己的疫苗，打破了国外的垄断，还攻破多种重大禽类疾病防疫难题，因此王泽霖被誉为“给中国鸡宝宝撑起了国产保护伞”。因为在科研上的突出表现，王泽霖和团队还曾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王泽霖说：“人这一辈子很短暂，在有限的人生中，想要做成那么几件事，最重要的就是要看准。要做到看准一个就抓一个，每抓一个就要成功一个。

在业内，王泽霖俨然已经成为了神仙一般的存在，大家都知道，只要遇到禽病防疫类的问题，到河南农大找王泽霖准没错。

谈到自己所取得的成就，王泽霖十分谦虚地说道：“我的这些成就都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才取得的，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没有学校和学院的支持，没有大家的努力，是不可能实现的。”

我们常说，有取就会有舍。

王泽霖在科研事业上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大的成功，这背后，是日复一日地坚持，是全身心地投入到事业中去，是以牺牲陪伴孩子的时间为代价的。

据他的爱人王五梅说，王泽霖一干起工作来，就忙得跟个陀螺似的，根本停不下来。

王泽霖

王泽霖的爱人王五梅也在禽病所工作，在创业初期，他们两个经常没日没夜地扑在工作上，疏于照顾一双儿女。

别的孩子回到家，家人早已准备好饭菜，吃完饭后有人辅导她们写作业，可是王泽霖的两个孩子回到家，经常会发现爸爸妈妈都不在家，自然也就不可能有热饭热菜等着他们。

而当王五梅急匆匆地赶到家的时候，发现家里的煤炉早已灭了，然后她还得现生火，现做饭，忙得脚不沾地儿。

夫妻二人每次说到这儿，内心满满的都是对孩子们的愧疚。可是，如果问他们，要是时间能重来，他们是否还会像以前那样忙工作，王泽霖毫不犹豫地说，会的。

多年来全情投入到工作中，让王泽霖经常会忘了自己的年龄和身体状况。他在60多岁的时候得了糖尿病，可是却没有因此而降低自己的工作强度。结果，在一次出差回来时，半路就发了病，一下高速立马就被早已等候在那里的救护车给拉去医院急救去了。

后来谈到这次惊险的经历，王泽霖忍不住开玩笑似地说道：“活着干，死了算！”虽然大家都知道这是一句玩笑话，可是但凡了解他工作状态的人都知道，这其实就是他的真心话。

要说他为什么这么拼命呢？是为了追求名与利了？是为了更多地挣钱吗？都不是！他只是单纯地想让我们的国家发展得更快一些，让老百姓的生活能够过得更好一点。

手头上有钱了之后，王泽霖变得“阔绰”起来，在搞科研和做公益上，经常出手非常大方。

为了鼓励青年科学家投身于禽病防疫事业，当初拿到500万的转让费用后，除了要上交给学校和学院的，剩下的都被王泽霖捐了出去。

其中230万被用来改善禽病所的科研条件，此外，他还捐了100万元在中国畜牧兽医学会禽病学分会设立了创新基金。

王泽霖

2008年，汶川地震后，学校组织捐款。那时王泽霖刚刚出差回来，他直接到了学院，把身上带的2000元现金全部捐了出去，这还不够，他又赶回家，让爱人想办法筹集了20万元的现金，一股脑地全部捐了出去，值得注意的是，这是当年河南高校中，个人捐款最大的一笔。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在这一路大手笔的捐捐捐背后，王泽霖夫妻二人在生活中的金钱观却截然相反。

有一年，王泽霖应邀去参加全国禽病大会，他本人要在大会上做一个报告。按说应该认真打扮一番，可是没想到，王泽霖不仅穿着日常的衣服就去了，甚至透过他的袖口隐约可以看到，秋衣的袖子都破边了，领子更是松松垮垮地没有一点形状，一看就是穿了好多年的样子，可是就这他也不舍得扔掉。

同事看到之后，忍不住劝他道：“王老师，您是大专家，代表着学校的形象，应该弄一套好点的西装穿。”

王泽霖却说道：“我这一辈子，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当马医生、猪大夫，这几十年，又一直在给小鸡看病，穿那么好给谁看？关键是，穿成那样耽误干活儿呀！”

虽然已经八十岁了，可是他出门却从来都是靠一辆小电动车代步，即使他明明有那个实力和资格，配一辆私家车，然后再聘请一位司机，可是他却觉得没有必要，还说骑电车可以一路欣赏大自然的风光。

两个人住着几十年的老房子，家在4楼，每天需要上上下下爬楼梯，随着年岁渐长，慢慢也显得有些吃力，可是他们从来没想过再去买一套有电梯的新房子，家里的家具也非常有年代感了。

在他们两个人的生活中，好像就没有“享受”这两个字的容身之地。

为此，别人老是说他“抠门”，可是王泽霖听后只是不以为然地笑了笑，一点也不在意，在他看来，自己的生活挺好的，他很知足，钱要花在刀刃上才值。

王泽霖

2017年，75岁的王泽霖终于依依不舍地退休了。按说他的这一生可以说是硕果累累，桃李满天下，本来可以回家安享晚年，含饴弄孙，可是他却放不下自己这干了大半辈子的事业，他在心里默默地筹划起一件大事。

王泽霖想到了自己的账户上的钱，一看都有8208万元了，都是他多年科研成果转化后的结余，这些钱他可以随意支配。在和爱人商量之后，王泽霖决定把这些钱用来满足自己的一个愿望。

这个愿望就是给学校成立一个生物安全防护三级实验室，简称P3实验室，建立一个这样的实验室大概需要1个亿的资金，但是之前因为学校经费不足，没能建成。

所以每当研究猪病的科研人员需要做一些实验的时候，就需要去和别的单位商量借用他们的场地，严重影响了获取研究成果的速度。

每次看到因为受非洲猪瘟的影响，导致猪肉价格不停上涨，老百姓的生活受到影响时，王泽霖就很着急，更加迫切地想要建成一个P3实验室。时间长了，这就成了王泽霖的一个心结。

所以，哪怕他已经退休了，哪怕这个实验室的建成和他本身的未来是没有多大关系的，他还是眼都不眨地把这些钱全部捐给了学校。

王泽霖

当记者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时，他这样说道：“我老了，但是科研事业一定要后继有人，这些钱只有用到更需要的地方，才有价值。不一定跟我有关我才去做，我只是希望能为年轻人创造一个基本的条件，希望他们在这个领域中，沿着这条路，更好地走下去。”

而后记者又问他，那这些钱全捐出去，有没有和孩子们商量，孩子们会不会有啥意见，王泽霖说道：“不用跟他们商量，孩子们应该靠自己的本事去奋斗，我们当年就是这么过来的。”

王泽霖的女儿看到父亲捐款的新闻后，很为父亲感到骄傲，跟王泽霖发微信说道：“看到了，向老爸学习！”

在今年7月份，河南农业大学120周年校庆之际，王泽霖又把自己刚获得的300万元奖金全部捐给了学校。

虽然这一辈子为社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却总是说自己“做得还不够”，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让亿万国人为之感动。

王泽霖

35年来，王泽霖从来没有向国家申请过一分钱的经费，却为国家做出了如此巨大的贡献。一辈子艰苦朴素，但却能够为了心中最珍贵的科研梦想，挥金如土。

而今日的“挥金如土”，只是为了来日的青年才俊能够不因困顿而止步在理想门前。

身处如此浮躁而又功利的社会，王泽霖却始终保持着自己的一片赤子之心，从没忘记过自己的家国情怀，实在是难能可贵。

他像蜡烛一样，燃烧了自己，照亮了他人。

跟那些动辄日入百万的明星相比，像王泽霖教授这样的人，才是我们国家青少年们真正应该追的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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