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马哈鱼:我国在黑龙江放流60年,全在给俄罗斯做“嫁妆”?

更新时间:2022-07-12 16:00:49作者:佚名

大马哈鱼:我国在黑龙江放流60年,全在给俄罗斯做“嫁妆”?

黑龙江是著名的中俄界河,在我国境内的干流长2821公里,下游经由阿穆尔河(Amur)注入鄂霍次克海。中俄两国的渔民共同在界江从事捕捞活动,共享鱼类资源,大马哈鱼是其中关注度最高的特色鱼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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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对大马哈鱼并不陌生,它是一种溯河洄游性鱼类,幼鱼在海中发育3~5年,成年后可达4.4~10公斤,平均长度60cm,一生只繁殖一次。每年秋季白露过后,成群的大马哈鱼便进入洄游高峰期,最终抵达我国的乌苏里江、黑龙江、松花江等水域产卵。换言之,我国是大马哈鱼的鱼源国。


注:红色椭圆框内为大麻哈鱼的主要鱼源国

据资料记载,黑龙江中有鱼类106种,大马哈鱼是其中名气最大的鱼种之一。黑龙江被誉为“大马哈鱼之乡”,沿江渔民深受大马哈鱼的馈赠,此鱼经济价值高,历史渔获量大,是渔民重要的收入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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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马哈鱼之所以被视为“鱼中贵族”,一是因为个头大,单条鱼平均重3~4公斤,出肉量高,而且肉质鲜美,营养丰富;二是因为鱼籽价值不菲,大马哈鱼一生只产一次卵,一枚卵子足有黄豆般大小,直径7mm左右,色泽通红透明,是制作鱼子酱的上等原料,其制品畅销美国、日本、俄罗斯市场。

就是这样一种商业价值极高的鱼,在黑龙江却出现了“资源骤减”的现象,以至于自然资源濒临崩溃,黑龙江渔民也因此痛失“财富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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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马哈鱼究竟经历了什么?

根据黑龙江水产局的统计,在上世纪50年代,大马哈鱼的捕捞量曾高达59.58万尾,总重2085吨,创造了诱人的经济效益。巅峰时期的1963年,渔获量还曾创下过128.6万尾、4501吨的傲人成绩,这反映出当时的资源相当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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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80年代,大马哈鱼的资源开始不再坚挺,产量波动起伏极大,高产年份可捕60万尾(1976年),低产年份只有3万尾(1981年)尾,渔获量还不到100吨。到了90年代,这种趋势进一步恶化,渔获量多集中在30~100吨的区间内,往日盛况一去不复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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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渔获量减少的,则是亲鱼洄游面积的流失。在90年代初期,业内专家曾对大马哈鱼的储量进行过调查和估算,得出的结论却令人惋惜。

当时,我国保有的大马哈鱼产卵场达420万㎡,每平方米理论上可产生2.24公斤的增殖量,由此可计算出:我国潜在的大马哈鱼捕捞量应为200~250万尾。但90年代的实际捕捞只有1.8~13.7万尾,平均值为4.5万尾,远低于调查得出的估值。很显然,大马哈鱼资源已经陷入了明显的衰退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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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各地渔民也道出了实情。历史上,大马哈鱼洄游的现象很普遍,绥芬河的抚远、饶河、虎林、萝北以及黑河等地,都曾存在大马哈鱼的产卵场。截至90年代,很多产卵场开始消失或者消退,例如:汤旺河、饶力河连续多年鱼汛消失,黑龙江萝北江段在1999年只产出5条大马哈鱼,2000年时产量归零,这反映出了亲鱼产卵场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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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令人担忧的是,90年代的大马哈鱼也显示出了“难产”的迹象,具体“证据”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是肥满度下降,亲鱼个体变小。据检测,雌鱼的肥满度系数下降至0.87,雄鱼则下降至0.91,大马哈鱼的平均体长、平均体重也都显著减小,和60年代的大规格群体差距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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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亲鱼的产卵能力降低。根据张觉民等学者的研究,1963年时大马哈鱼的成熟系数为15.6%~19.7%,但90年代时平均只有14.5%,雌鱼性腺成熟度差,平均排卵量不到3600粒/尾,卵子小型化的问题也非常突出。

大马哈鱼的危机

诸多调查表明,90年代是大马哈鱼资源锐减的关键时期!这一悲剧究竟是如何造成的呢?

我国渔民作为传统开发者,自然负有一定的责任。国内形成了捕捞大马哈鱼的庞大队伍,专业船网发展到340~370只,配合三层挂网实施流刺网作业,捕捞对象全是远道而来的繁殖群体。多数渔民本着“能捕尽捕”的原则,重视捕捞但缺少资源养护,这是资源量减少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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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后患无穷的还有水质污染。2005年11月,约100吨硝基苯等苯类物质流入松花江,江面形成了80km的污染带,对黑龙江的水质造成了不利影响。诸如此类的污染事件均不利于大马哈鱼的繁殖——受天性影响,亲鱼只在遍布卵石(石块)、水质清洁的水中掘坑产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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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主要原因:黑龙江下游的拦捕。事实上,能成功洄游我国的大马哈鱼只是九牛一毛,充其量只占洄游资源的一个零头。早在下游的阿穆尔河,绝大部分大马哈鱼就已经遭到了大规模捕捞,河口的产量远非我国所能比肩。

资料显示,能成功洄游到中俄界江的鱼群约占总群体的5%,越往上游洄游,雄鱼的比例越低。在河口处,雄鱼占比为43%~47%,繁殖能力最佳;从河口上溯1500km处,雄鱼占比仅剩13%,繁殖能力大降。凭借着天然的地缘优势,俄渔民每年能稳定捕获上千万尾的大马哈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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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的统计数据显示,大马哈鱼的年出鱼量维持在20~30万吨左右。以2010年的登记量为例,这一年的总产量为31.1万吨,对应着9100万尾成鱼。其中,日本的产量最高,独自占50%(北海道是重要的大麻哈鱼产卵地,且资源量丰富),俄罗斯和美国各占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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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计算可知,俄罗斯的渔获量约为2275万尾,是黑龙江历史最高产量的17倍。因此,从鄂霍次克海洄游到黑龙江的这批大马哈鱼,基本都进了俄罗斯渔民的“口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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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说法不无道理,而且还有实例佐证。在2011年,日本核泄漏事故引发海水污染,导致西北太平洋的捕捞业受到影响,俄罗斯在当年暂停了对大马哈鱼的捕捞。同年,黑龙江出现的鱼群便开始大幅度增加。而到了2012年,俄罗斯恢复的渔业生产,国内监测到的亲鱼数量再次锐减。这说明,下游的捕捞确实会影响上游的繁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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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种威胁之下,黑龙江的大马哈鱼已经陷入危机,驼背大马哈鱼更是在多条支流绝迹,2007年时监测到的数量不到10尾。同年,我国将大马哈鱼列进了第一批重点保护的水生动物名录,资源恢复迫在眉睫。

黑龙江上游放流60年,全是在给俄罗斯“做嫁妆”?

为保护大马哈鱼,我国采取的措施主要是增殖放流,即人工孵化鱼苗后再放归到自然水域。我国的放流历史可追溯到60年前,哈尔滨水产实验场率先在乌苏里江放流鱼苗。数十年来,抚远市已累计放流3400多万尾,东宁市放流1400多万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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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可能会认为,我国的放流是“出力不讨好”,4年回归后大部分还是会在下游被拦捕。事实上,放流鱼苗是一件多方获益的活动,我国也不例外。例如:在2015年的放流效果评估中,我国的实测回捕率达到了0.295%,这表明放流确有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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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坚持放流还能增加我国的“资源权重”。前文已提到,我国是大马哈鱼的鱼源国,而增大放流力度、提高资源的贡献比重,恰恰有利于我国获得前往公海捕捞的“入场券”(即获配额)。若真如此,那将是一个皆大欢喜的场面,也将是对黑龙江放流的最大回报。

延伸阅读

中国大马哈鱼之殇:黑龙江放流产量却逐年下降 原因耐人寻味

如今人们的食材日益丰富,越来越多的动植物被摆上了餐桌。在过去,沿海的人们品尝不到大山深处的山珍,内陆省份的人们也轻易吃不到新鲜的海味,然而随着科技的进步,过去不可能的事情一一成真。

在远离海洋的地方,人们的餐桌上在今天也能看到章鱼、海胆,或是数米长的海鱼,其中大马哈鱼就是其中的一种。但在养殖和捕鱼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我国的大马哈鱼产量却在逐年下降,这其中的原因耐人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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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土纠纷

时光回溯到十九世纪,鸦片战争以清政府的失败告终,此时西方列强惊奇地发现过去屹立在东方的巨人如今是如此的不堪一击。于是纷纷调兵遣将,希望能在中国分一杯羹。清朝末期那些游手好闲的八旗子弟哪里是西方近代化军队的对手,在此过程中虽然也涌现出了一大批爱国英雄,但大刀长矛和老式火枪终究不敌洋人的坚船利炮。

第二次鸦片战争、甲午战争等等,清政府一次又一次的失败让列强们弹冠相庆。火烧圆明园、八国联军入京掠夺紫禁城,有别于古代入侵中原的游牧民族,洋人们从来不会抢掠一阵就退兵,他们的野心更加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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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个不平等条约就被摆上了皇帝的桌子上,如《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等。西方各国对华政策不同,因此在签订条约时索取的利益方向也不尽相同。

英国需要控制远东的经济贸易,于是在关税方面再三要挟;日本需要一大笔开支建设海军,因此这个岛国对于金钱是最为渴望的;而在北方与清朝接壤的俄国,则自然把觊觎的目光投向了中华广袤的领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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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清朝中期的《尼布楚条约》开始,到近代的《瑷珲条约》、《中俄北京条约》等,俄国共非法侵占了中国15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其中东北正是俄国的“重点”割取地域。从此外兴安岭、库页岛等从我国唐朝以来就已归属华夏文明的领地一去不返。

俄国占据黑龙江北侧后,大小兴安岭从此无险可守,除了战略优势外,此处肥沃的土地,丰饶的物产也是俄国对此地垂涎三尺的原因之一,其中,黑龙江流域丰富的渔产资源就是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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舌尖上的大马哈鱼

大马哈鱼是太平洋鲑属的一种凶猛肉食鱼类,栖息地广泛分布于北半球太平洋沿岸,由于我国幅员辽阔,东北的黑龙江流域也在其生存流域中。因此自建国后,这种肉质鲜美的鱼类就被摆上了人的餐桌。

1951年,刚刚建国两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大马哈鱼捕捉量上就达到了惊人的2085吨。到了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由于国内粮食减产严重,需要副食调剂,对大马哈鱼的捕捉又达到了一个新的台阶,达到了126万条,4500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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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竭泽而渔”,终有一天会面临无鱼可捕的局面。在随后到来的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大马哈鱼的捕捉量迅速下降至几百吨。并且大马哈鱼的长度和重量也在飞速下跌,过去往往数米长的海鱼,如今却和内陆湖中的淡水鱼大小相似,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

减产的原因

黑龙江沿岸的渔民们并不是不想捕鱼,而是无鱼可捕。在那个环保意识还未普及的年代,十几万渔民们要靠这些“大自然的馈赠”养家糊口,就谈不上“可持续发展”了。中共中央在发现这种情况后,果断对大马哈鱼采取保护措施,每年定期对其进行增殖放流,让渔民们有节制地捕捉。

可随着时间的流逝,黑龙江流域的大马哈鱼不仅没有增多反而越来越少。地方政府在调查之后,关停整改了一批向黑龙江流域倾倒工业废料的工厂,此举意在保护黑龙江流域的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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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中俄两国在黑龙江流域建立的多所水电站、水资源设施,以及海水盐度过高,其自身长途洄游产卵的习性都是令黑龙江流域大马哈鱼减产的原因。

大马哈鱼一去不返

但即使是排除这些因素,每年渔民所获的大马哈鱼也和官方增殖放流的数量不成正比。在多次调查后,中方科学家给出了唯一的一种可能:“中国在上游的增殖放流,给下游的俄罗斯做了嫁衣。”

由于大马哈鱼每年要游过鄂霍次克海峡,才能回到黑龙江,这样就给了下游的俄罗斯人“偷渔”的机会。于是,每年俄罗斯下游的偷渔人便有组织地对大马哈鱼进行偷猎,有时甚至能达到惊人的1亿磅以上,比中国官方记录的大马哈鱼捕捉量还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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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此事,黑龙江下游的俄罗斯渔民曾纷纷统一口径地否认,然而在铁一样的事实面前,狡辩也是无用。2011年,日本福岛爆发大地震,核废料被日本政府倾倒入海水中。有人宣传,此次核污染会蔓延到整个东北亚海域。

俄罗斯政府下令禁止在东北亚海域捕鱼作业。于是,下游的偷渔者立刻销声匿迹。事后证明,黑龙江流域并未被污染,我国渔民依然在这里按部就班地捕鱼。结果这一年回游产卵的大马哈鱼是过去几年的数十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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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东北边境的居民也曾不止一次地抱怨:“想要吃一次自己增殖的大马哈鱼,还要从俄罗斯人那里进口!”根据国际相关法律,我国属于大马哈鱼鱼源国,应是放流增殖后的第一受益国。因此某国渔民在黑龙江下游的放肆偷渔行为,实际上是非法的。

回顾历史,有位外交官曾评价:“每次战争,北方某些国家总是要我们割让一块土地。”如今中国已逐渐和平崛起,东方的巨人再次苏醒,再也不会让自己领域内的任何一条内陆河变为边界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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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虽然领土自有国界,但大自然却是人类共享的财富。我国不可能将黑龙江的江水截流,也不可能将下游堵住,唯一能做的就是和下游的国家坐下来商议今后黑龙江流域的发展,使有限的自然资源得到有效的保护,同时造福两国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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