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北京7月15日电 7月15日,《新华每日电讯》发表题为《聂耳是这样“谱成”的》的报道。

“聂耳是我们的学长。”在昆明五华区长春小学的课堂上，一群学生大声说道。一个世纪前，聂耳在长春小学前身昆明师范附属小学度过四年的初小时光，然后升入高小。

今年，是人民音乐家聂耳110周年诞辰。时光无法倒流，自强不息的精神生生不息。

聂耳短暂的人生仅23年。他没受过正规音乐教育，20岁才有了属于自己的小提琴。但他那激越高昂的歌声，久久激励中华儿女“前进！前进！前进！进！”

时光如流。追思中，人们不禁探寻，聂耳怎样创作出《义勇军进行曲》？自学成才的他何以成长为人民的音乐家？

谱写不朽人生的绝响

昆明滇池畔西山上，聂耳纪念馆古朴安静。走进其中，萦绕着激昂的旋律——“你的歌声唤醒了一个民族起来抗争”。诗人艾青这样评价聂耳的音乐。

《义勇军进行曲》是聂耳年轻而短暂的一生中最后的作品，也是他不朽人生的绝响。云南省中国近代史研究会会长、云南师范大学教授吴宝璋致力于聂耳及其作品研究，他认为“加入中国共产党，对聂耳一生道路的选择、艺术的升华，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1933年1月，在处于白色恐怖中的上海，聂耳经田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两年间，他创作了大量不朽的作品，其中包括与田汉合作的《义勇军进行曲》。

《义勇军进行曲》是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曲。1935年，当聂耳听说要拍影片《风云儿女》动员民众投身抗日，他立即去找夏衍拿到了《义勇军进行曲》歌词。夏衍是当时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左翼电影运动的领导者之一，也是聂耳的入党监誓人。

聂耳念了两遍歌词，对夏衍说，“作曲交给我，我干！”他重复了一遍，又说，“田先生一定会同意的”。夏衍后来回忆，聂耳永远不知疲倦，不论什么工作都“抢”着去做。

说干就干。聂耳潜心构思，不断吟诵《义勇军进行曲》简短铿锵的歌词，感到“冒着敌人的飞机大炮前进”一句不是很顺，与友人交换意见改为“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末尾，顺应旋律在“前进，前进，前进”之后加上“进！”

“感谢聂耳同志的作曲，把这短短的几句话，处理得非常豪壮明快和坚决有力。”后来，田汉在著文中，高度肯定了聂耳对《义勇军进行曲》做出的修改。

聂耳废寝忘食，经过两个月酝酿，很快拿出了初稿。这时传来消息，反动当局要逮捕他。党组织为保护这位年轻有为的革命文艺战士，批准聂耳从日本去欧洲、苏联学习考察。赴日前，他带着《义勇军进行曲》曲谱，边唱边打拍子，征求了音乐界同仁、青年学生、工人等很多人的意见。

在日本，聂耳完成了《义勇军进行曲》曲子的修改，及时寄回上海。1935年5月，电影《风云儿女》上映，《义勇军进行曲》唱响大江南北。

革命的精神和力量，对于聂耳的创作至关重要。吴宝璋说：“在疾风骤雨中，聂耳找到了正确的奋斗方向，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连在了一起。”

1928年，16岁的聂耳受到革命思想熏陶加入中国共青团。1930年7月，聂耳从云南省立一师毕业，本已准备就业，却因被反动当局列入抓捕黑名单，不得已离开昆明到了上海，在一家商号当伙计。1931年商号倒闭，聂耳考入当时有名的明月歌剧社。1932年初，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一·二八”事变企图侵占上海，兵荒马乱中，聂耳冲到战火硝烟处拍摄日军军舰遇险，侥幸逃脱日本兵抓捕。

在明月歌剧社，虽然受到老板黎锦晖的赏识，但在民族危亡迫在眉睫之际，聂耳对明月歌剧社歌舞演出充斥着闲花野草、卿卿我我的内容，没有反映人民抗日救亡的呼声极为不满，处于苦闷中。

这时，在“左联”戏剧家联盟负责人田汉介绍下，聂耳加入“左联”。他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我生来就是为社会做事的，趁年轻要多做对人民有益的事。”

1932年6月后，他发表文章批判明月歌剧社“所谓歌舞的成绩”，与黎锦晖分道扬镳。事后，聂耳曾对黎锦晖说：“我不过希望你改变改变作风罢了。难道你丝毫没有感觉到时代已经不同，靡靡之音已经没有生命力了吗？”

“聂耳单纯但不简单。他忧国忧民，胸怀国家和民族。《义勇军进行曲》高昂激越、铿锵有力的旋律与这样的特质极为契合。”吴宝璋说，“我们无法想象，一位缺乏这样特质的音乐家能够写出《义勇军进行曲》。”

母亲是第一任音乐启蒙老师

聂耳短暂的一生跌宕起伏，风云激荡。21岁至23岁，他创作了40多首乐曲，无数中华儿女唱着他谱写的歌曲走上抗战第一线，《毕业歌》《金蛇狂舞》《翠湖春晓》《卖报歌》等至今脍炙人口。音乐家冼星海称他为“划时代的作曲家”，郭沫若撰诗称他为“民族的天才”。

如果说，聂耳一生中有一首最深情的歌，那一定是送给母亲的。聂耳母亲彭寂宽是云南峨山傣族人，爱唱花灯、民歌小调。无数个夜晚，母亲抱着聂耳边唱山歌边讲故事，把音乐的种子播种到小聂耳的心里。

聂耳一生超过三分之二的时间在昆明度过。在昆明的日子，艰苦而幸福。

1912年2月15日，聂耳生于云南昆明。当时，他的父母在甬道街租下一间小楼，开了一个小医馆，取名“成春堂”。往后经年，成春堂数度搬迁，艰难维系。

岁月沧桑，甬道街聂耳故居如今仍保留着原貌，一把窄陡的木梯立于阁楼下。当时，聂家六口人住在二楼一间不到20平方米的房里，只能在接近屋顶处搭建一个小阁楼，作为孩子们的睡处。阁楼低矮，孩子们睡觉时只能爬进去，直不起身。

聂耳4岁时，父亲积劳成疾，离开人世。母亲挑起生活的重担，刻苦学习考取行医资格，继续经营成春堂，白天挂牌行医，晚上替人洗衣服补贴家用。

1922年，聂耳一家搬至昆明端仕街44号院。聂耳跟着邻居邱木匠学会了吹笛子，跟小学音乐老师学拉二胡，弹三弦、月琴。有一年春节，他和两个哥哥凑压岁钱买了一支笛子、一把胡琴，借了一把月琴，就这样组成了家庭小乐队。

初小毕业，因没钱买童子军制服，不能在本校升学，聂耳被分到求实小学。他成绩优秀，担任了学校学生乐队指挥，参加了几十场演出。母亲托人介绍，兄弟仨还去学习洞经音乐，这让聂耳演奏民族器乐的技艺有了长进。

他跟“院坝邻居”、云南省立一师附小音乐教师张庾侯学习小提琴和吉他。张庾侯曾著文回忆：“我向朋友借得一把小提琴……聂耳有时也在大门口站着听，我见了他便拉他上楼找同学玩，他拉提琴，我按风琴，一人一样，也就无师自通地奏起来了。”

初中毕业，聂耳考入云南省立一师。入学住校需自备被盖，可家里是弟兄三人合用一床破旧的被盖。亏得一位亲戚知道这事，借给聂耳被盖，才解决了这个难题。

虽然家境困顿，但聂耳学习用功，多才多艺，为人热心，活泼幽默，长成翩翩阳光少年，爱情的种子也悄悄萌发。

因为同样热爱音乐，张庾侯的亲戚袁春晖跟聂耳情投意合。聂耳常常为她演唱伴奏，相约爬山、看风景。聂耳曾在日记中写道：我不能够把C（注：袁春晖的代号）从我的“想念”中除去，我不可能把C从我的“爱慕”中除去……

天妒良缘。1930年7月，为躲避反动当局抓捕，聂耳被迫离开昆明到上海，从此与袁春晖再没机会见面……

“随时不忘的是‘读书！’‘拉琴！’”

到上海后，聂耳顶替三哥在“云丰申庄”商号当起了店员。辛劳的工作之余，他坚持学英文、日文，阅读书刊，看戏剧和电影。靠着帮好友张庾侯、廖伯民在上海租影片到昆明放映，年底聂耳得到了100元酬金。

“逸乐影院送我一百元，取来以后的分配非常简单，汇一半给我慈爱的妈妈，一半是买了一个小提琴和一些零件。”聂耳在1931年初的日记中写道。这一年，他19岁。

此后，这把小提琴一直陪伴着聂耳。“若没有旁的事来烦扰，我是会不吃饭、不睡觉，不分早晚地练习下去的。”

这把小提琴，现藏于云南省博物馆，见证了聂耳音乐创作从起步到渐入佳境、迈上巅峰。“不断地练习，旧的指头硬结退去，加上了新的痛。手指分家地持弓，现在才把它合作起来。不曾用惯的小指，现在才学习运动。可怜！”

商号倒闭，聂耳考入明月歌剧社，他每天练琴六七个小时，琴技大有长进，很快成为剧社第一小提琴手，还被大家称为“拼命三郎”。聂耳挤出微薄的生活费，找到一位意大利私人教师学习，还想办法观赏音乐会，欣赏名曲，阅读音乐作品和音乐理论书籍。

钻研中，创作灵感涌动，聂耳开始尝试音乐创作。他曾在日记中写道：“做了两个口琴曲，还不错，通通只费了一点多钟。……有时吹口琴自来调真好听得了不得，始终没有记录过，以后必须把纸笔预备在面前才能吹，这真是取不完的作曲资料。”

一串串动人、激昂的音符勃发于风雨中、阳光下、大地上……一次，清华大学东北同学会为抗日义勇军募捐而举办游艺会，邀请当时在北平的聂耳参加。演唱《国际歌》时有人捣乱，还往台上扔石头，钢琴伴奏都被吓跑了，聂耳却毫不畏惧地拉琴，坚持完成演奏。

东渡日本的聂耳一边学日文、练琴，一边观摩日本音乐、戏剧和电影，仅两个多月，聂耳已能说日语。聂耳在1935年7月16日的日记中写道：“明天开始新计划，随时不忘的是‘读书！’‘拉琴！’”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写日记。

7月17日，聂耳在日本藤泽市鹄沼海滨浴场游泳时，不幸溺水身亡。

山海呜咽……几经辗转，聂耳的骨灰终于在1937年魂归故里，安葬在昆明滇池畔西山上。

聂耳墓前，安放着汉白玉雕成的云南山茶花花环，寄托着家乡人民对音乐家永远的怀念。墓后屏风墙上镌刻着郭沫若撰书的墓志铭，首句为“聂耳同志，中国革命之号角，人民解放之鼙鼓也”。

一排排柏树挺拔苍劲，聂耳雕像巍然矗立，静静注视着沧海桑田。

夏日清风，滇池之滨的西山凉爽宜人，男女老少悠然游览。行至聂耳墓前，人们肃立、鞠躬。

音乐如同一根长长的丝线，将历史与现实牵连。

校园里，孩子们动情排演讲述聂耳故事的情景剧，小聂耳民乐团激情演奏《金蛇狂舞》等经久不衰的作品，缅怀“聂耳学长”。（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