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博大V爆料，上海某居委会私自上门，强制给98岁老人接种疫苗，结果老人生命垂危，被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

事情详细经过是，居委工作人员带着医生，没有通知老人的家属，上门给98岁的老人打疫苗。

老人患有阿兹海默症，也就是老年痴呆，一直卧病在床，而且耳朵听不到。

打完疫苗后，老人基础疾病就发作了，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

现在的情况是，不动手术老人活不过几天，动手术不一定能撑得住麻醉。

于是老人家属找居委会理论。

工作人员承认老人没有同意打，但医生判定能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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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卫健委多次发文，打疫苗要自愿。

上海也有规定，70岁以上老人打疫苗，必须有家属和志愿者一同在场才可以。

但是居委主任说老人自愿打，但证明文件不在社区，把皮球踢给了医生。

视频截图

到底老人是不是自愿，变成了罗生门。

家属同时提出3点疑问：为什么居委不通知家属？判定文件在哪里？老人是否自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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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属继续爆料，老人常年卧床不起，3月就吃了50多粒安眠药自杀，没有判断能力。

这样一个没有自主能力的98岁老人，他怎么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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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一万步讲，就算能找着老人签字同意的文件，家属不在身边的98岁老人能有自主能力吗？

家属还表示，从老人出事到现在，居委的人连一句关心的话都没有，也没有道歉。

对此居委主任表示出不理解：给居民打疫苗怎么会要道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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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强制打疫苗，老人已经出事了，他们还没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还没认识到他们这种行为的不妥当之处在哪里。

尽管国家一直强调，疫苗接种遵循自愿原则，特别是有基础疾病的老人，更应该慎之又慎，可为什么还是出现上面的乱象呢？

根本原因在于地方执行的时候，脱离政策，变成了僵化的KPI考核。

比如在内部要求，每个人员要拉多少人头去打，完不成任务就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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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员为了完成任务，老人就变成了香饽饽，各种花样频出。

比如有送大礼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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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直接给钱的，而且钱越送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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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礼包送钱还不愿意打的，就通过小孩子施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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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老人愿不愿意，适不适合接种，不重要。

所以才会出现，老人血压178，被要求当场吃降压药，然后打疫苗的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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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理由怀疑，98岁老人被强制接种疫苗，是居委趁子女不在 ，偷偷拉老人去打了。

孟子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我觉得，但凡有点同理心，也干不出强制98岁老人打疫苗这种事。

延伸阅读：

上海虹桥地下通道成避难所 新冠康复者"塞满"火车站

新冠爆发至今，已有三个年头。

从最初的恐慌、到后来的谨慎，再到如今的麻木，这三年大家都过得很累。

截至目前，国内累计已有470万名新冠确诊患者，累计治愈的已近30万名。

对于他们而言，治好病毒并不意味着结束，而是另一种开始。

他们的现状，就像夹在人群中的一根刺一样，显得格格不入。

“历史阳性”成为了他们在生活中的最大障碍，有的无法重返工作岗位，有的遭受排挤。

“我们战胜了病毒，却像病毒一样被排挤、隔离，无处可去 ... ”

最近，一篇名为《我躲在上海虹桥的卫生间，不知道去哪》的文章，把一位曾确诊过新冠的女性“阿芬”推到了屏幕前。

阿芬是河南人，因为家里经济条件不好，3月底来上海找工作。

当时，她满怀希望，渴望在这座大城市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甚至还幻想过在这里扎根立足。

可想象是美好的，现实是残酷的。

还没找到工作，就遇到了上海的大面积封控。

封控后，没有工作的阿芬被送到了救助站。

在救助站，她不幸感染了阳性。

因为只是轻症，经过积极治疗后，很快就恢复了正常。

等啊等，终于等到了上海全面解封。

但令她没想到的是，虽然有很多工作都合适，但都有一个共同的条件将她拒之门外：历史无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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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5月下旬开始，阿芬就在各种平台和工作群里，寻找各种机会。

但一直找到7月份，都无果。

这期间，她应聘过各种各样的工作，但几乎全都表示：不要历史阳性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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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6日晚上，是阿芬在隔离酒店的最后一晚。

从6月7日这天开始，她开始流浪大虹桥，直到现在。

被发现时，阿芬穿着居家拖鞋，在公厕的小隔间里整理自己的背包。

头发湿漉漉的，刚用自来水洗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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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说，之所以选择在这里流浪，是因为有免费的厕所，更重要的是，这里的厕所有纸 ...

不过，厕所里是感应水龙头，出水较慢，只能一遍又一遍地重复感应，而且，只有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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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浪这些天，阿芬的积蓄彻底空了，手机也欠了费。

只能每天蹭着免费的网，靠拼单薅羊毛搞来几块钱的廉价面包果腹。

窘迫的时候，连生理期用品都得计算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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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无助的时候，阿芬向12345求助，表示自己真的快要撑不下去了。

可她等来了的，也只有一通慰问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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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芬想要重新打一遍，因为她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可当她一回头，发现虹桥火车站，竟然有无数像她这样的人。

原来，她不是一个人。

这样的群体，“塞满”了整个火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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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有带着孩子的小夫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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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一个女生说了一句话，让人感到心痛：

“我爸妈到现在都不知道我得了新冠、去过方舱，更不知道我现在正住在虹桥火车站。”

阿芬的故事没被推向顶峰前，这些偏见就一直在悄悄发生着。

6月底时，一批支援上海方舱的志愿者因曾经阳性，四处求职被拒，住不了酒店，流浪上海近一个月。

最后，志愿者小哥们说：“在上海也找不到工作，再也不来了。”

7月11日，佛山大剧院也因“阳性歧视”冲上了热搜。

《佛山大剧院最新入场须知》第一条“以下人员不得入场”中，第六点称：

“已治愈出院的确诊病例和已解除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的无症状感染者、尚在随访或医学观察期内的人员不得入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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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地说：“阳过的，不能来看。”

虽然事后佛山大剧院迅速的出来道歉，也删掉了相关内容，但不知内心深处的那份成见，是否真正删的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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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前，大叔还在网上看到过这样一个事。

封城期间，一位职业为幼师的女孩，在隔离时确诊了新冠。

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痊愈出院。

她以为自己痊愈了，一切都可以恢复正常，但现实却并不是这样。

当她回到学校的那一瞬间，遭到了学生家长集体抗议。

“你得过新冠就不要来了，万一复发传染给我们孩子怎么办？”

这名幼师曾多次获得过学校的大奖，还是学校评选出来的最受学生欢迎的老师。

但院长最终还是顶不住家长的压力，将她辞退了。

当她收到辞退通知后，满腹委屈。

她不明白，自己早就已经痊愈了，为什么这个社会就不能把她当成一个正常人对待？

视频下方，有个网友的留言，让人感到意味深长：

“我嘴上骂着那些歧视她的家长，但如果她是我孩子的老师，我心里也会感到害怕。

小孩子抵抗力差，我不敢让自己的孩子冒一点风险。”

今年4月11日，上海市新冠肺炎医疗救治专家组成员胡必杰称：国内外的研究都发现，复阳患者出现的概率很低，属于极少数。

而且即便复阳也不具备传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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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则讯息，新华社、央视新闻也都有报道过。

但是，即便有这样的报道，社会各方面的歧视行为不仅没有停止过，还有扩大化的趋势。

“历史无阳”，仿佛成了大小企业普遍性的行业标准。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原因就在于接收成本。

企业还是担心“历史阳性”这些人群存在风险。

本来这两年的经济形势就差的不行，因为疫情大部分企业处于间歇性停摆状态。

在他们看来，这些历史阳性的人群一旦复阳，或许会给企业带来重大麻烦。

轻则关门三五个月，重则全军覆没。

而且，自己现有的团队也有被感染的风险，新冠治愈率并不是百分之百，万一中标呢？

任何一项，都是灭顶之灾。

“万一听信专家了以后，自己的企业中招了，专家会负责吗？”

为了避免将来不必要的麻烦，综合权衡后，大家不谋而合地选择了把这些人拒之门外。

这点，和我国目前的防疫政策是不谋而合的。

各个城市都在通过严防死守的方式拒绝任何有风险的群体进入自己的区域。

一名新冠阳性的出现，会致使一栋楼、一个小区、乃至一座城被封掉。

还要接受全民的道德指责，唾骂。

对于政府来说，牺牲的GDP是国家的，牺牲的百姓收入是大家均摊的。

但对于企业来说，牺牲掉的是自己的未来。

在如此高昂的接受成本下，N害相权取其轻。

才出现了这样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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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在虹桥火车站流浪的阿芬，终于找到工作了。

顺丰快递向阿芬打来了电话。

目前，阿芬已到岗。

她笑着说：“能在这个城市生存下去，我知足了。”

一个阿芬找到工作了，全国还有470万个“阿芬”陆续涌来，而且这一数字每天都还在增加。

他们的未来，又会是怎样呢？

我是知否大叔，周四安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