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探源这些年，成果贡献一次看

谭逸帆

5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进行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这一本世纪迄今规模最大的中国考古研究项目再次走入人们视野。文明探源，追问“何以中国”，重思“何谓文明”，这些年取得了哪些研究实绩，实证了怎样的中华文明起源进程?

探源工程的起源

所谓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后文简称“探源工程”)，是一项以考古调查发掘获取相关资料为主要手段，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支撑，采取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方式，揭示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重大科研项目。“文明”一语解释众多，探源工程立项之时将“文明”聚焦于古代国家形态的出现，换言之，以国家兴起作为进入文明社会的主要标志。

探源工程围绕公元前3500年到公元前1500年间的浙江余杭良渚、山西襄汾陶寺、陕西神木石峁、河南偃师二里头等4处都邑性遗址，以及黄河流域、长江流域、辽河流域的其他中心性遗址实施重点发掘，并对这些遗址周边的聚落群开展大规模考古调查，探究这些区域的文明化进程如何、环境有何特点，进而试图回答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究竟是怎样形成的。

文明起源与国家产生是人类历史上最重大事件之一，国际学术界很早就开始关注相关问题，只是对于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古代文明的起源和早期发展，在很长时间里缺乏认识。从上世纪20年代到80年代，中国考古逐步积累起一定成果，具备了系统研究中华文明起源与形成的条件。

经过多年筹备，“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项目在2002年正式立项，简称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团队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牵头，国内众多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和地方考古研究机构先后贡献力量，工程第四期时，全国有近60家科研单位参加，涉及17个学科。2016年，探源工程第四期结项，目前第五期正在进行中。

三星堆遗址8 号“祭祀坑”所见铜神坛局部 沈伯韩 摄

探源探出哪些重要成果

探源工程前4期在中国考古学界鼎力合作之下，取得相当可观的成果，概言之，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中华文明起源的几个关键时间节点有了相对明确的认识。现在基本确定，中国史前农业萌芽于上万年之前，经过漫长的积累发展，直到大概距今6000年或者稍早一点，成为一个相对成熟的农业体系。在此基础上，从距今6000年左右，相关区域里各地方文化加速向文明化发展。在距今5000年前，以良渚文明为代表，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一些地方率先进入文明阶段，建立国家。距今3800年左右，已有多个地方的社会分别建立起自己的国家，步入文明。

第二，实证了中华文明发展是多元一体的进程。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以及西辽河流域为主体的地理范围内，多样而分散的文明在各自发展而彼此竞争的过程中，保持着交流借鉴的态势，一体化水平日益显著，这就可以说明中国文明的多元一体格局在其起源时刻已经凸显。

考古资料表明，一体化趋势在中原地区表现更为明显。在广泛吸收周围文化先进因素基础上，中原成为一个兼收并蓄的核心，为日后夏商周三代文明提供了经济、文化与制度的基础。以更长远的历史尺度来衡量，我们可以说，这一多元一体进程也成为中华民族和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源头。

探源工程实证了中国文明是一个原生、本土的文明，确认了中国文明的起源和早期发展虽无文字直接记录，但确实是有物可征的信史，这也就填补了中国历史非常关键的一个时段的空白。

第三，进一步证明我们的文明是开放的文明，有很强的融合吸收能力。在一体化过程里，中华大地不同文明彼此互相影响、互动频繁，对外交流也逐步兴起。在距今3000年左右，中国文明和其他文明有了接触，来自中亚地区的麦类作物，绵羊等家畜品种以及青铜冶金技术，在这一时期陆续进入中国，为中国文明持续发展注入新的能量，体现了中国文明的兼收并蓄能力。这一能力，也是中华文明绵延不断的重要基础。

文明定义的中国方案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在20年扎实工作基础上，重新定义文明，提出进入文明社会的中国方案，为世界文明起源研究作出原创性贡献。

文明形成的标志，此前国际学术界通说可概括为三要素——城市、冶金技术和文字。这样的标准来自古两河流域、古埃及等文明的早期研究，是否“放之四海而皆准”?探源工程的考古人发现，“对号入座”对于上古中国来说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为文明确立标准，应该是在持续研究中总结提炼普遍性特征，敢于修正前人成说。依据20年来获得的考古材料，探源工程归纳出了进入文明社会的四个普遍性特征：一是生产力，农业和手工业有相当程度发展;二是社会明显分化;三是出现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城市;四是存在王权，出现国家。这四条标准一方面反映了中国历史的特点，另一方面更为符合人类历史发展既有普遍性，也存在多样与差异的实际。

“探源工程2.0”新亮点

2020年底，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五期研究启动，探源工程进入深化研究的新阶段。两年来，“探源工程2.0”取得令人惊喜的进展。

——20余处田野工作项目取得重要突破，其中三星堆、鸡叫城遗址两项工作获评国家文物局2021年度“考古十大发现”。三星堆不断发布的考古新成果，尤其屡屡令世人瞩目。

——开始尝试采用更为多样的测年技术探索古代遗存的绝对年代，对以石峁为中心的中国北方长城沿线石城和大型聚落的年代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

——在更充分的科技力量支撑基础上，古环境研究进一步揭示出不同遗址所在区域的基本环境特征，环境考古正在揭示文明起源期中国自然与文化关系的更多可能。

——开始总结中华文明的起源与早期发展阶段生业经济(人类为生存获取基本资源的经济行为)模式的区域差异，在生业这一国际考古前沿课题上有了与世界同行对话的更多自信，尤其在手工业经济的专门化和规模化方面研究颇有进展。

——项目组着手对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阶段的人骨材料，以不同地区的人群流动与饮食结构为研究目标进行集中攻关，骨骼考古的新技术开始为探源工程更精微层次贡献力量。

两年来的新研究进一步表明，中华文明起源始终是一个开放而包容的进程，积极吸收其他文明的先进因素，又能不断推陈出新，是以日渐壮大，绵延不绝。

（刊于《半月谈》2022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