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久前举行的金砖国家工商论坛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提出了一个时代之问：“世界向何处去？和平还是战争？发展还是衰退？开放还是封闭？合作还是对抗？”这确实是一个与当下息息相关的问题，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日益危险的十年。危机、对抗和战争的可能性不再是不可想象。“和平”现在与面临俄乌冲突的欧洲安全、美中关系的未来，以及更广泛的国际社会的未来深刻相关。因此，对当今不断扩大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可能引发潜在冲突所带来的危险，亟需仔细思考和冷静评估。

“绝缘层”已经被剥掉

这些风险中波及面最大的，是中美之间对抗、冲突甚至战争的可能性。在5年前，这种设想还被认为是荒谬的，因为当时华盛顿和北京在地区和全球范围内的战略、外交和经济接触既有深度也有广度。但眼下，我们必须坦率地承认，冲突不再是遥不可及。

围绕中美两国关系的政治和外交“绝缘层”已被剥掉。现在的情形，打个比喻，有点像走进一个车间，到处都是裸露的电线和电缆，地板上有水，不时还冒火花。这两个世界上军事和经济实力最强大的国家之间的冲突，即使爆发的规模有限，也会很快升级，对双方乃至整个世界都将是灾难性的。然而，危机、冲突和战争并非不可避免。事实上，这就是为什么我把自己的新书命名为，《可避免的战争》。我认为，中美双方都不希望发生冲突。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最近在亚洲协会的演讲中说，“我们两个伟大的国家没有理由不能和平共处，共同分享和促进人类进步。”然而，在未来的十年里，意外危机、冲突升级和战争等真实风险仍然存在，而且还在不断增加。何以至此？从根本上说，因为中美两国陷入到一场争夺地区乃至全球主导权的新战略竞争中。中国希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美国则希望维持世界第一强国的称号，以及在二战后主导建立的世界秩序的中心地位。

历史告诉我们，国家之间的竞争本质上是自然的过程。一些时候，竞争以暴力告终。另一些时候，竞争是和平进行的。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框架内，辩证法中不存在必须用暴力手段解决对立斗争的决定论。甚至毛泽东的《矛盾论》也包含了两种斗争形式——暴力和非暴力。事实上，在更广泛的综合国力分析框架内，鉴于国际力量平衡不断变化的性质，竞争采取何种实际形式，仍然是一种有意识的政治选择。这在西方国际关系和战略理论中也是如此。即使是摩根索、沃尔兹和米尔斯海默的深刻现实主义世界观，包括他们对所有国家安全困境的关注，与力量平衡相关的战略选择，以及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的特殊关系逻辑，也不认为战争不可避免。

陆克文 资料图

在我看来，当前面临的核心战略问题是中美正身处“无管控的战略竞争”之中——没有规则，没有防护栏，但有非常多的推搡。换句话说，中美之间充满了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其中一方通过自己的努力，寻求比以前对自己更有利的新平衡局面。

就像没有规则限制或相互尊重的体育竞赛一样，这种大国竞争如果不希望存在蜕变为冲突的风险，除非互相商定的限制得到确立、认同和遵守。现实情况是，仅仅为了暂时对付过去，希望奇迹般地避免事件和冲突升级，完全不足以管控对抗、冲突乃至与战争相关的风险。因此，为了避免像历史中多次发生的一些国家稀里糊涂地陷入战争，美国和中国需要建立一个共同的战略框架，以帮助维持和平，或者至少降低擦枪走火的风险。这符合所有国家的利益，而且美中需要尽快这样做。

中美战略竞争需要管控

回到我之前的比喻：现在的车间里每天都冒着大量的火花。在《可避免的战争》中，我提出这样一个联合战略框架，即“有管控的战略竞争”。这个想法相对简单直白，但落实起来并不容易。

首先，中美必须对彼此核心的战略红线有清楚细致的理解，以防止因误判引发冲突。双方都必须意识到，提高战略可预测性对两国都有利、战略欺骗是徒劳的、以及战略突袭是极度危险的。这需要两国就各自的核心利益在关键领域达成清晰、详细和高级别的外交理解，例如台湾、南海、东海、朝鲜半岛以及网络和太空等议题。这也将包括在双边关系中建立“护栏”，以减少越线、沟通不畅和误解的风险。正如布林肯国务卿提到的，“世界面临一个充满变数的时刻。在这样的时候，外交是至关重要的。”

这个过程并不容易，需要艰难、直接的对话和坚定的决心，但这是必要的。这里的核心问题是，两国之间的“推搡”能否最大程度地帮助实现战略稳定，如果双方都在试探，在不引发大规模反制的情况下对方的底线是什么。这便是“不管控的战略竞争”——我认为，这种竞争模式太危险了。或许有更好的选择，即双方在内部明确红线，用外交手段来沟通，让每一方都知道，如果僭越这些红线，将会有何后果。此模式并不以任何级别的战略信任为前提，尽管如果安全行为保持一致，信任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重建。这就是“有管控的战略竞争”。我认为，总的来说，它比建立于“周而复始的不可控实验能最好地实现平衡局面”这一假设之上的“不管控的战略竞争”更稳定。

资料图

第二，中美两国可以在整个关系的其余大部分领域开展“非致命性的”战略竞争，将战略对抗转化为比赛竞争，以增强各自经济和技术实力，扩大外交政策外沿，甚至增强军事能力。这也会涉及关于国际体系未来的观念和意识形态竞争。但至关重要的是，这将是“有管控的竞争”，因为它在本质上是非致命的。如果适当加以限制，这种竞争也可以减少武装冲突的风险，而不是引诱任何一方不计后果地发动一场结果不可预测的危险战争。这种战略竞争还将使双方能够最大限度提高他们对世界其他地区在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上的吸引力。双方都会理解并且接受：最具竞争力的国家制度将通过成为或者保持世界上最重要的超级大国的地位，并以自身形象作为榜样的力量塑造世界秩序的方式胜出。正如我之前所主张的:愿最好的制度获胜——无论是在各自加强综合国力的竞赛中，还是在更广泛的国际舆论舞台上，所有国家在国际秩序下考虑自己的未来时都离不开美国或中国的影响。

第三，这种“有管控的战略竞争”框架，还可以为中美两国创造必要的政治和外交空间，使得双方能够继续在利益交汇的领域开展战略合作，包括应对紧迫的全球性挑战。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抑或全世界都承担不起将这些领域的合作搁置一旁的后果。双方都明白这一点。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言，现在到了坚持同舟共济、团结合作的关键时刻。

展开这种合作的领域有很多。其中之一是气候变化，两国都认为这是一个紧迫的、无法独自解决的挑战。这就是为什么中美过去能够就这个问题进行建设性合作，采取有意义的行动，包括去年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第26次缔约方会议上发表开创性的《格拉斯哥联合宣言》。这值得钦佩。尽管中美存在分歧，这种对话与合作依然可以且应该继续下去。布林肯国务卿曾说，“为了造福于我们的人民和世界，我们不能让我们的分歧阻止我们在需要共同努力的优先事项上向前推进。”其他有潜力的合作领域也有很多，包括全球公共卫生和防止下一次大流行病、全球粮食安全、军控以及核不扩散——例如朝鲜半岛的战略稳定非常符合中美核心利益。

也许在短期内最紧迫的是，我们似乎正进入一个严重的全球经济和金融承压期，特别是对最脆弱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具有相互传导潜势的金融、经济、供应链和人道主义风险正在成倍增加。习近平主席最近表示，“我们要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防止全球复苏进程放缓甚至中断。”即使只是为了各自的经济利益，中美也应该在这个领域不断拓展，携手支持世界经济。毕竟，我们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曾共同努力做到过。重要的是，除非中美关系能被“有管控的战略竞争”的前两个要素——战略护栏和道路规则——稳定下来，否则双方在这些领域的真正合作很难走得更远。这两个因素让战略对抗转变为自然、非致命性的竞争。如果不采取这些措施，合作的空间可能会继续缩小。

让双方都实现繁荣才是成功

最后，要使中美关系的分类管控有成功的前景，就需要双方内阁级高官进行细致的协调，以及谨慎和持续的管控。此外，无论出现什么其他国内政治或国际动荡，这个框架都需要用沉稳的“双手”来维护。但由于当前风险如此之高，我承认这种框架将面临华盛顿和北京部分人的质疑，认为其对双方的国家利益不够敏感。双方的一些人很可能会有相同的抱怨：认为此框架并没有从本质上扭转游戏规则，以便于击败对方，而自己有机会能够成为全球超级大国。的确，他们说得没错。事实上，这才是重点！任何管控中美关系的战略框架要想取得成功，都必须要双方自愿，知道它不仅能让双方生存下去，还能让双方都实现繁荣。只有这样，双方的竞争精神才能保持在非致命的范围内。

陆克文 资料图

中美双方都必须有公平的竞争机会，来证明他们的体系更具竞争力——至少对本国民众以及全球来说是这样。我要重申：愿最好的制度获胜！

我知道华盛顿的一些人可能会抱怨这是“绥靖政策”。这种想法是错误的：这一框架是建立在务实、现实的威慑基础上，双方心知肚明。与此同时，在北京的一些朋友会说，这个框架并没有解释华盛顿利用影响力建立盟友和小圈子的原因。的确，这是美国的一个优势。但这并不妨碍中国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来赢得世界各地的朋友，特别是如果中国能够继续发展壮大，成为一个有吸引力的商业伙伴、有雅量的朋友和可靠的战略伙伴。北京和俄罗斯已经在2月4日发表的《中俄联合声明》中体现了这一点。

最终，我对“有管控的战略竞争”的批评者只有一个简单的要求：想出更好的办法。因为我们已经没有什么时间可以浪费了。

我在中国和美国都曾学习、工作和生活过很长时间，在两国都有很多的朋友，对两国都怀有深深的敬意。如果两国之间爆发战争，不仅是灾难性的，更是一场人类的悲剧。目睹乌克兰的废墟，我不禁想起小时候与参加过二战的父亲及参加过一战的祖辈一起参加家乡澳新军团日纪念游行中的情景——那是为了纪念在两次毁灭性的世界战争中牺牲的所有人。世界曾经梦游般地走入第一次世界大战那场惨绝人寰、毫无必要的屠杀，那场战争夺走了1500多万人的生命。我们现在双目圆睁，如果依旧梦游般地走入另一场全球性的灾难，我们都将难辞其咎。

我们要更加努力，争取世界的和平。（作者陆克文是亚洲协会全球主席兼CEO、澳大利亚第26任总理，本文以作者在清华大学第十届世界和平论坛上的演讲为蓝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