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初的中超俱乐部负责人会议上，公布了今年中超联赛第二阶段赛事将于8月开赛的消息，且届时将恢复主客场赛制。但受今春这波疫情影响，上海赛区主场不适合承办比赛，申花和海港需异地选择主场。（注：截至发稿时，仍未官宣主场）

这是虹口足球场没有申花比赛的第3年，球场经营管理方上海长远集团的工作人员告诉晨报记者，承租球场物业的商户们这几年来进进出出成为一种常态。到目前为止，还在运营的商户有39家。

而附近和长远集团没有租赁关系、但依托于足球场商圈而生的商家店铺更多，疫情的反复以及防疫政策带来的不确定性、申花不明的归期和大型演出活动的真空，导致他们经营情况普遍不佳。一些仍在等待，还有一些，等着等着就消失了。

今年3月初，开在东江湾路上的玉林串串香虹口足球场店歇业了。关店前夜，老板时磊用手机拍下店里的角角落落，“锁上这扇门，下次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过来了。”镜头扫到他父亲的背影，感觉鼻子一酸。小店到后期不得不减少员工数量，老人每日都来帮忙，直至最后。

这一夜，39岁的时磊在手机镜头后经历了人到中年最不堪的时刻之一：让至亲目睹并和自己一同承受失败。

再撑一撑，等申花回主场就好了

这是一次彻底的失败，没有翻盘机会的那种。在不到3年的时间里，小店从盈利直至亏损50万。他先卖了自己的路虎贴补生意，后来又在支付宝上贷了20万元，也赔光了。

申花大型纪录片《阿拉申花》里曾经采访过时磊的故事

这家串串香店开了7年，2017年搬到虹口足球场边上，是一家申花主题的串串香店。“在足球场附近开店的人，都是冲着足球比赛和演唱会带来的潜在顾客群，才愿意硬着头皮承受这么高昂的房租。”他租下这家100平方米的店铺，费用是4.5万元/月。之前的老店开在1933老场坊，距此地不到3公里，房租便宜一半。

疫情前，小店工作日的营业额能做到4千元/天，是保本的水平。到了比赛日，能做1.2万元到1.5万元，月营业额常年保持在20万元上下。扣去各项必要支出，每月剩几万盈余，足以维持寻常上海人家的一份体面生活。但2020年疫情以来，月均亏损达到近2万元。“足球场这里的房租是被人为炒高的，疫情前有球赛有演唱会，大家还能接受这样的房租。疫情后什么都没了，所以很多商家都选择搬迁或直接关店。”

在他之前，串串香店所在楼栋内和对面的很多商铺陆续关门。“但我这个人有点死脑筋，不像别人懂得及时止损。到了2020年下半年，看看疫情稳定了，就又续了2年约。”他把希望寄托于一个不太明确的未来，

“足协一直说等情况稳定了就会开放主场，我就总想着再撑一撑，上半年过了还有下半年，下半年过后又盼新的一年。一门心思相信总归会好起来的，等申花回主场就好了。”

被安排得明明白白的网约车司机

过去几个月里，他对别人同时也对自己重复得最多的话是：真的亏得在3月初结束了生意。

很多情景之下都会让他不自觉地蹦出这句话来，像一种自动响应机制，比如当别人用充满同情的语气惋惜他关店的时候。“亏得3月初关掉了”，他会这样回一句，为的是向人家证明自己不是最惨的，也向自己证明这个决定是明智的。

无法实现的老店梦想

时磊的店是向绿地创客租的，疫情以来，整栋楼里的商铺经营状况都不好，原先开的绿地超市也关了。“去年年底，房东要装修了，打算整体承包出去。2月底，通知我准备关店，承诺等装修好会重新给我一个位置开店。”他的合同本来今年7月到期，时磊就和绿地商定，索性退还3个月押金，自己生意就提前结束算了。

确定关店后，他召集这些年经常照顾自己生意的申花球迷们搞了个年会，把店里的申花周边全部以抽奖方式送给大家。那只作为申花象征的豹子头，被他留给了“新小英”老板邵戎。“和我们一样，‘新小英’也是一家以申花元素为主题的饭店。邵老板听说我要关店，主动帮我清了很多库存。我把豹子头给他，也等于做个交接。上海像我们这样的主题店本来就不多，也许现在更少了。我自己撑不住了，但总希望有人能撑下去。”

3月初，他开始做全日制网约车司机。疫情这几年，时磊有空就开网约车贴补店里亏损。去年10月，接到一个凌晨4点送申花球迷去浦东机场的订单。“当天是申花和长春的足协杯比赛，也是疫情期间难得向球迷开放的场次，我送的这个球迷就是去客场看球的。”

当时他已经对折卖掉了路虎，用来做网约车生意的这辆车是以分期付款方式购入的荣威，“据说是网约车最常见的品牌和车型之一，”他自嘲，“买的时候自己还没意识到，其实早已被安排得明明白白，要奔着开网约车去了。”

做核酸采样员，偶尔也有成就感

临关店前，时磊又贷了笔钱把先前欠供应商和员工的钱结清。房租的押金至今未退，绿地创客方面表示总公司现在也很困难，许诺他最快年底会退还剩余7万多元押金。

“所以4月份开始虽然人呆在家里，但心里知道自己没有躺平的资格，我还有债要还。”这期间他先后尝试过报名，想去方舱工作或者开120急救车。“但考虑下来方舱还是太危险，而且招工的方式让我觉得不正规，就没有再跟进。120需要面试，但我出不了小区，也不了了之。”

到了5月初，听说上海在招募核酸采样工作人员。他立刻在网上报了名，参加了黄浦区的培训，之后就去南京东路社区卫生中心报到，算正式上岗了。当时主要进行单人单管的采样，一天出两次任务，一次任务在3到4个小时左右。地方并不固定，有时要跑十几个小区，上门给密接者采样或者为混管异常的采样复核，有时候则是去酒店给隔离人员采样。

5月获得核酸采样员上岗证书

遇到没有电梯的小区，经常需要穿着全套大白楼上楼下地跑。碰到有些不理解的人，被骂几句也很正常。只能耐着性子听人家抱怨完，该采的样总归还是要采到，顶多回去路上生一歇闷气。

感到委屈的时候，他就想想从前，那些酣畅淋漓的大胜之夜，自己的店里真叫人声鼎沸。总是有球迷喝到后半夜，衣服一脱开始光着膀子扯起喉咙唱“上海申花至高无上”。也就是不到3年前的事，如今想起来觉得恍恍惚惚，做了场梦一样。“但也不知道到底眼前的是梦，还是回忆是梦。”

但大多时候，采样工作还是比较顺利，他也能受到尊重。时磊细细咂摸自己做核酸采样员的这几个月，也是人生里头一种别样的经历。甚至，在偶发的极端情况下，竟还能体会到一种成就感。

“有一次接到一个紧急任务，一幢楼里10人混管异常，正在等待进行第二次复核，让我去采样，采完后马上跟车把他们的样本送到疾控中心去。这是我第一次觉得自己做的事情原来很重要，这么多人同时把他们最后的希望寄托在我身上。后来听说确认下来是阴性，真的是发自内心为他们感到高兴。”

过些天他从媒体上得知，原来自己采样的那些居民就是闹得沸沸扬扬的某核酸检测机构假阳性事件受害者中的一批。

值班夜，抗原两条杠的外卖小哥来求助

6月1日起，时磊调到五里桥地段医院继续自己的核酸采样员生涯。随着疫情渐趋稳定，封控楼采样的任务少了，以常态化核酸采样为主。他和同事们24小时不间断为附近居民提供采样服务，每个人一周会轮到一次大夜班，从午夜12点到早上8点。

小区里的采样工作

半夜做核酸的人还不少，最多的一次，他们大夜班做了1000人，平均每晚也有500人左右。外卖小哥是半夜核酸队伍里的主力军，等他们陆续做完差不多是凌晨3点。5点前，起早的老年人就开始来了。中间有一段清闲点的时间，他们就做做消杀工作。

有一天轮到时磊和同事值夜班，凌晨2、3点的时候来了个外卖小哥，说自己抗原两条杠，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们立刻照流程先把他隔离开，通知医生和警察，等医生来现场再做一次抗原，又是两条杠。

“我们就陪他等疾控中心的车来接，一等3个小时。小哥被隔离在远离人群的角落里，一开始不说话，他开口第一句话是问自己能不能抽根烟。警察说，当然不行。他后来告诉我们，自己只是去过一次后来被列为高风险区的地方送外卖，别的什么都没干。是一种解释的语气，喉咙紧紧的，做错了什么事似的。”

这3个小时对外卖小哥和时磊他们都是一种煎熬。核酸亭的采样暂停，时磊和同事把来采样的、看热闹的挨个清退。“有的人没做成不开心，质问为什么不让做。我们说有个疑似的，对面的人听了二话不说撒腿就走。我自己心里总归也有点担心的，毕竟也是第一次碰到这样的事。”

按规定最好是避免交流，但期间小哥忍不住问了几次，车什么时候才能来。“他说自己快坚持不住了，这种天气穿着隔离衣，又没有降温手段，是蛮作孽的。但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是热得受不了，还是在这样一个处境下觉得受不了。”

小区物业都会为大白们准备冰块

最近天太热了，他们进小区做大筛的时候会穿上特制的背心，里面塞满冰块。有些小区物业会准备很大的冰块，放在边上给他们降温。遇上条件好一点的，旁边还会摆一台落地电风扇。时磊双手环抱冰块，感到他们是被关爱的一群人。

大筛有时会将他带到自己小时候生活玩耍的街区，他不止一次遇上过熟人，还有一回发现队伍里竟然站着自己的小学同学。不管认识的和不认识的人，都自然而然称他为医生，赞赏他的勇气以及为大家服务的热情，他因此越来越体会到一种职业的光荣感。

当天没到自己班头的时候，时磊就去开网约车。采样工作做五休二，网约车则是天天开。

“我时间不够用的，一天睡不到5小时。医院的收入不低，一个月七八千元，再加上开网约车的收入，除了应付生活开支，能还个贷款分期。”

采样的工作属于第三方派遣性质，合同期限分3个月和半年两档，他签的是3个月。时磊和同事们聊过，他们中有开咖啡馆的，做房地产的，还有搞旅游的。都是眼面前比较尴尬，来过渡一下。

大家的想法都差不多：与其坐在家中怨天尤人，不如从一切缝隙里寻找机会。他想到《阿拉申花》里自己那集纪录片的标题，《为生活穷尽一切》。他自问，认为自己做到了。

时磊和自己的同事们

时磊打算等常态化核酸检测结束以后，就专心开网约车了。“一天开10个小时，每天赚个五六百元的，辛苦点一个月也能有1万多了。”他粗略算了下，以这个速度估计再有两年就能把欠的债全部还上。

小店在疫情里死撑两年多，除了他的执念，也是因为得到很多球迷的鼓励和帮衬。“你就这样关了，等疫情结束申花回来了，不可惜吗？”他们这样劝他。他想起自己不知道在哪里看到的一个比喻：如今这个世界上有一些行业是陷入了困境，就像一个巨型的停滞的马戏团，但总有一天马戏团会活过来，再上路。

“那我就做一头出走的大象吧，”他对自己说，“离开马戏团，去寻找自己的出路。”

后记

时磊这两年多的经历，是疫情下小店店主的一个特例。我们去武康路、安福路上的小店，也许会听到不一样的故事，但个人经历不同，经历背后折射出的困境、挣扎和情绪却是共通的。

上海的每个商圈都有自己的特点，而虹口足球场商圈内绝大多数商户的兴衰，取决于足球场业务开展顺利与否。毫无疑问，这个主体自身现在也陷入了尴尬境地。申花俱乐部的主场比赛以及演唱会一直以来都是它业务的重要构成部分，如今这个部分被抽空了。

球场也常年开放租赁各类体育场馆和商铺，这里的乒乓球馆和室外足、篮球场平日里都很受欢迎，但是当这些运动爱好者走出场馆走进周边的商场、饭店，他们带来的收益是极有限的，和一场比赛、一场演唱会一气涌来2万多人形成的消费规模无法比较。

即使没有比赛，球场的草皮修剪工作也从未耽误

在确定申花下半年依旧无法回归虹口后，记者来到虹口足球场，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逛了逛这座依然处于等待中的球场。上午9点半，工人在修剪草坪。虹口足球场草坪管理员武浩文介绍，这样的修剪工作3到5天一次，即使在此前两个月的封控期也没耽误。“我们就是要随时做好准备，不管球队哪天回来，回来了就能使用了。”

没有申花比赛的两年多时间里，球场偶尔承办一些业余足球比赛，比如“虹口超级杯”，但球赛的数量很有限，贴补更有限。这个暑假，虹口足球场原本打算首度推出虹口营地·绿茵小健将夏令营，但因为之前隔壁的EKO酒吧出现疫情，现在也被延期了。

受EKO的牵连，开在足球场内的健身房、兵乓球馆、剑道馆等室内运动场馆都被勒令停业。从7月1日以来，只恢复了10天左右的正常营业，大门上就再一次被贴了封条。正常对外开放的只有位于足球场正门的洛克公园篮球场和外场的足球场。

受到EKO酒吧疫情影响，被贴上封条的商户

根据长远集团资产部统计，目前总共有39家商户向他们承租了虹口足球场的物业。因为长远是国企，所以针对小微企业都已第一时间进行了6个月的房租减免。这缓解了他们的燃眉之急，但帮助也只是暂时的。

在7月下旬的这个上午，站在虹口足球场前，我想起了时磊提到的那个关于马戏团的比喻。眼前的这座庞然大物，难道不像一座被时间遗忘的马戏场吗？它需要活起来。正如工作人员说的，举办夏令营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让场地“热起来”。

第一期夏令营原定7月24日开营，工作人员花花为此专门买了100多只宠物鸡鸡蛋，打算开营的时候给每个小朋友分一只鸡，作为实践活动的一项内容，让他们自己饲养，观察记录。现在每天都有成群的小鸡破壳而出，它们暂时被养在楼上办公室里，眼看着新的一批又要送到了。她尴尬地笑笑，不知道接下去该怎么处理这些鸡。

宠物鸡在等待，而等待的显然不只有宠物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