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走异国的孩子,替父母选择了后半生

更新时间:2022-08-01 11:00:25作者:佚名

远走异国的孩子,替父母选择了后半生



2016年的春天,老友艾澜的女儿特特自费去日本留学。从那一天起,艾澜的微信头像就换成了张卡通图片:一只粉黄耳朵、粉紫眼圈的老猫,抱着一只通身浅灰色的小猫,小猫嘟着嘴、伸出舌头,舔吻着母亲。

6年来,艾澜没换过头像,我知道,这是她对女儿无法舍弃的爱。


30多年前,我和艾澜都在武汉一家国企上班。起初我俩工作并无过多交集,只听说她来自农村,通过亲戚的关系到厂办幼儿园做了一名临时工老师,不久就跟车间主任的儿子任正旺谈起了恋爱,很快怀孕。

在那个年代,未婚先孕最好的结局就是赶紧结婚,于是艾澜挺着6个月的孕肚进了任家门,3个月后,生下了女儿特特。

任正旺家三代单传,艾澜进家门前,公公刚斥巨资将一家人的户口从农村迁到城里。婆婆先是瞧不上艾澜的农村户口,又歧视她先孕,最后嫌弃她生的是女孩,说计划生育抓得紧,以后若超生,被罚几万块钱不说,还得把她儿子在公家的工作弄丢了,“这岂不是要让任家断后?”

后来,为解决职工住房问题,厂里宿舍大院新建了一栋5层高的住宅楼,我家住4楼,艾澜和婆婆一家人住我家楼上,每天上下楼都要经过我家门口。那时,我的孩子上了幼儿园,就在她的班上,这样,我俩逐渐熟悉起来——其实艾澜是个“嘴有一张,手有一双”的能干人,小特特又聪明漂亮,一双大眼睛滴溜溜地转,像个小大人儿一般,很是讨人喜欢。

2000年年初,厂里所有职工都买断工龄下岗。

随后十几年里,我和艾澜都在为生活疲于奔命,疏有来往。听说任正旺只身去了广州,投奔他在中建某局颇有实权的姐夫,先是在工地上跟人做水电装修工程,后是挂靠在姐夫经手的工程里,做了承接水电装修工程的包工头。有了钱后,任正旺回来买了一处新房子,成了老厂里第一家在外面住上商品房的人。

我们这些仍然留在老厂宿舍大院里的人,“晴天出门一身灰,雨天出门一身泥”,自然很是羡慕。

特特也被艾澜培养得很优秀。那几年,各种兴趣班方兴未艾,特特学英语、学舞蹈、学钢琴,中考时考上的是省级示范高中,是我们眼中“别人家的孩子”。特特读高中后,艾澜在学校附近租了一间房,留下婆婆给特特做陪读,自己就去了广州和任正旺一起打拼。

可不到两年,艾澜就回来了,说是特特要她回来陪读。我在自己开的酒店里请她吃了顿饭,饭后陪她一起走在熟悉的街道上,她冷不丁地冒出一句:“特特将来恐怕只考得上二本吧。”

“不会吧,特特这么优秀,不说清华北大,武大、华科大应该是没问题吧。”

“很难,自己养的孩子是什么样,自己知道。”

一年后,特特果真只考上武汉的一所二本院校。失落的艾澜回到广州,和任正旺做完最后一个工程,在女儿大二时,夫妻俩就回武汉了。艾澜说,回来,一来因为婆婆年纪大了,经常生病,老人一生病,她就得从广州往家里赶;二来,漂泊多年,她渴望一家人能好好在一起,“我最希望,特特毕业后能够留在武汉成家立业,然后生两个孩子,经常回娘家住住,那样我的日子过得该是多么热闹、滋润……”

夫妻俩在武汉开了一家水电配件门市部,利用曾经在广州的供货商网络,借助日益便利的物流运输,把生意做得风生水起。需要应酬时,他俩常照顾我家酒店生意,由此,我跟艾澜便成了常来常往的朋友。再后来,她索性卖掉那套老旧的商品房,在我们小区买了新房,跟我成了不同楼栋的邻居。


2014年,特特大学毕业,进了任正旺姐夫所在央企的武汉分公司做临时工——因为央企只招收“双一流”大学的毕业生。不过,姑父告诉特特,往后一旦有机会,他会想办法帮她转成正式工的。

特特在单位做的是人力资源部的文员,眼见与自己同工的正式工拿着比自己高了近一倍的薪酬和福利,心里很是不甘。不等父母开口,她就问了姑父好几次转正的事,每一次姑父都说“等机会”。

就这样,等了1年多后,从不关心家事的特特,突然问起艾澜家里有多少积蓄。

艾澜不经意地回答:“等你将来出嫁时,给你在市中心买套房做嫁妆没问题。”

特特说:“我不想要嫁妆,我想去日本读研究生。

这显然是特特经过深思熟虑说出来的话,她私底下已经联系好了一家留学中介,从父母提供经济担保,到2年研究生学习和生活的费用,都已经了解得清清楚楚,只等父母同意自己的想法。

艾澜内心波涛汹涌:“你别急,容我跟你爸好好商量商量。”

艾澜明白,女儿最想去的国家是美国或者英国,因为她有好几个老同学都是去的英语国家,去日本不过是退而求其次——英语对她来说太难了,从大三开始就一直在备考雅思和托福,可考了好几次,都没过。

对特特的要求,任正旺坚决不同意。他认为,20多岁的女孩子,有了稳定的工作后,就应该考虑恋爱结婚的事,出国留学根本没必要。

再说,家里只有这一棵独苗,万一出去了不回来,他该怎么办?他拍着胸脯向女儿承诺:“我保证让你姑父今年下半年或明年上半年,把你转正的事情搞定。”而特特不屑一顾的神情,让他很受伤。

艾澜更是不舍,但特特此时的际遇与她年轻时特别相似,让她生出不少共情。想当年她在厂里做了5、6年临时工,厂子改制时,没有任何补偿和待遇。更让艾澜伤感的是,哪怕自己工作做得没有一点儿比正式工差,但临时工的身份总让她觉得低人一等。她能够理解女儿如今也遭遇着自己年轻时的处境和心境——如果转正无望,那么作为母亲,她是希望特特能够有机会摆脱困境的。

但她又不想特特走那么远,于是就问:“不能不出去吗?你可以努把力,辞职在家备考也行,爸妈养着你。考公务员,考事业编,考其他的央企或者国企,你是汉语言文学专业,可以考的岗位很多。”

特特说:“不想考。”

艾澜叹了口气,想到特特那几个小学时经常一起结伴上各种兴趣班的老同学:有位名叫徐茭白的女同学,父亲是民办高中的校长,母亲是省特级教师,家境优越,高考上的是武汉大学法学系,去英国留学是考取的2年公费生,还有半年就毕业回国了,据说有可能回校任教;而另一个男同学陶壮,华南理工大毕业时直接考上的美国一所高校的研究生,取得高额奖学金,毕业实习进的谷歌,据说表现非常优秀,但他不想久待,想要回国发展;还有一位名叫彭维的女同学,华科大毕业后,自费去的美国读研,实习时去的也是谷歌,与陶壮成了暂时的同事。

特特与这些老同学渐行渐远,但艾澜与这些孩子的父母还在一个微信群里面,经常线下聚会。艾澜觉得当年这些望子成龙、盼女成凤的父母基本上实现了他们的愿望,只有自己作为家长是有遗憾的。而女儿此时想要出国留学的想法,竟唤起了她深埋在心底的最初的期望。

2016年除夕夜里,特特又一次跟父亲在去日本的事情上争执不下后,把自己关进卧室,放出一句狠话:“不让我出去,我就吃安眠药,割腕,跳楼,反正就是不想活了。”

那段时间,艾澜只要一见到我就提这事,说想让女儿出去见世面的是她,说女儿出去不放心的也是她。她问我如果遇上这事会怎么办,我直言不讳地说:“人生短短几十年,父母儿女何必要离得那么远?孩子有多大能力就走多远,不必强求。”

“可特特总是说,她不甘心做一辈子临时工,就像我年轻的时候一样。她也不想考公考编,过那种一辈子一眼就望到头的生活。”她内心深处其实是支持女儿出国留学的,只是感情上接受不了女儿的远离。

最终决定特特命运的是一只名叫“别别”的橘猫。这只猫是特特在大二暑假时捡到的,一直在家里养着,很招人喜欢。在一家人为了特特的去留问题各执己见时,猫好像也特别抑郁,经常蹲在露台的角落里发呆。

过完年的一天晚上,心神不定的艾澜到露台上晾衣服,忘记猫还在外面,随手就把露台的门关上了。第二天早上,她就发现猫已经僵硬地躺在露台下小区的路上,显然是夜里从5楼高的露台上掉下去摔死的。特特那时还在上班,听说别别死了,哭得很伤心:“它一定是以为我们把它关在外面,是不想要它了,所以就自己跳下去了。”

艾澜夫妻俩心情压抑地回到农村老家的山里,为猫做了“树葬”——别别被挂在一棵高高的苦楝树上,像一个孤独的灵魂,在望不到边的蓝天白云之下,随风摇曳,无所归依。在归途中,艾澜泪流不止,又想起女儿誓不罢休要出国的样子,更是悲从中来。

第二天,她一个人去寺庙里拜见了师傅,说出了心里的困惑。师傅说:“别别的非命是替特特挡了一灾,既然别别已经走了,那么特特也就由她去吧。”艾澜把师傅的话告诉了任正旺,他一夜辗转反侧,隔天早上长叹一声,算是默许了。

如获大赦的特特立刻就向单位递交了辞职信,连家也不回,去了早就联系好的日语培训班,开始为期3个月的语言培训,同时还通过中介办理去日本留学的各种手续。也就是从那时起,关注日元与人民币的汇率,成了艾澜生活的一部分。

2016年春末的一天,任正旺和艾澜陪着特特坐高铁从武汉到上海,在浦东机场送特特登上了去往大阪的飞机。后来艾澜对我说:“那是我第一次到上海,早上7点钟从武汉出发到上海6个多小时,下午5点多钟从上海出发到武汉6个多小时,一天之内来回坐了13个小时的高铁,就这样把我的上半辈子跟下半辈子,划了一道分界线。”


那以后,特特在日本生活的点点滴滴,成了艾澜每一次跟我见面时的必备话题,仿佛每说一次,特特就回到她身边一次:特特的研究生导师表扬了她,说一个文科生怎么敢报考金融专业的研究生,而且学得这么好;特特为了赚生活费,在一家寿司店每天打工6小时;特特为了节省房租,跟一位来自山东青岛的女孩子合租……看她陶醉在对女儿的惦念中,我不忍心打断她的话。


网络图

特特一走就是2年,直到2018年放春假时,才回国一次。满心欢喜的艾澜带着特特到我家里来做客,送给我一套资生堂护肤品,我则请他们一家人吃了一顿饭。我看特特明显胖了,白了,气质中有一种难以言明的异国味道。艾澜一直是目不转睛地盯着女儿看,那神情很是骄傲与满足。

5天后,特特又离家去了日本,行色匆匆,仿佛那遥远的他乡才是她的归途。

当年12月底,艾澜按捺不住思念之情,飞去大阪探望特特,在那里住了10多天,过了元旦才回来。再见面时,我问孩子在那边生活还好吧,她顿了顿说:“好是好,就是跟合租的那个青岛女孩一起有点不开心。那女孩纯粹是家里有钱出去玩儿的,不好好学习,经常去夜店,深更半夜喝得醉醺醺才回来,特特得起床给开门。因为晚上大门总得反锁呀,那女孩也不会做家务,连洗衣机都不会用,特特还得帮她洗衣服、晾衣服……”

特特在日本的2年研究生学习很快就结束了,但是她告诉艾澜,已经提前找好工作,不准备回国了。

艾澜陷入了比2年前更深的不安之中,经常说,其实特特要是愿意回来,国内可以做的工作可多了,“可以去大学或者高中当小语种老师,也可以去日本在中国的企业里做日语翻译,甚至可以自己开个日语培训班……”总而言之,只要女儿回来,一切都好。

再后来,疫情、隔离,成了特特不能回家的不可逆转的理由,母女俩又有许久没见面了。艾澜经常会在跟朋友一起吃饭时,不顾我们正在讨论的话题,突然冒出一句“我好想我家特特啊”,令我们陷入短暂的尴尬,我只能再找个高兴的话题,帮她打个圆场。

转眼已是2020年春末,特特离家已经4年了,艾澜又开始担心她的个人问题:“今年特特都28岁了,一个人在外面,你说找个中国人吧,现在在国内找个合适的对象尚且不容易,在日本就更没有什么机会了。”说着,又叹了口气:“唉,当初就不该同意让她出去的,可是不让她出去,她整天不开心,你留她在身边又有什么意义呢?”

艾澜仍然盼望着,女儿在日本打拼一段时间后,会尝到孤身在外的苦,会想起家里父母的好,从而萌生归意。她说,如果特特能回来,她和任正旺会尽己所能满足了孩子想出去看世界的愿望,这样特特也体会到了自己向往的另一种生活,从此一家人各遂心意地生活在一起,该是多么幸福。

不久后,艾澜告诉我,特特恋爱了,对象是一个比她小4岁的美国男孩,名叫托尼,是她同事,来自美国亚利桑那州,刚刚大学毕业,两手空空,一无所有。特特是在见过托尼父母后才对艾澜宣布这件事的,她说托尼的继母对她很好,她喜欢托尼的家庭氛围。

这些话一说完,艾澜的眼泪就流下来了:“那美国人凸眉凹眼的样子,我看着多不习惯呐,语言又不通,到时候坐到一块儿去了,怎么说话呢?那天任正旺知道这件事后,整宿不睡觉,就蹲在阳台上抽烟,说我们老了以后,过的就是方院长那样的日子。”

她说的方院长,也是我们小区的邻居,住在我家楼下,70多岁了,退休前是一家三甲医院胸外科的“一把刀”。他的儿子十几年前从华科大毕业后,考取的美国斯坦福大学生物医学专业的公费研究生,接着读博,毕业后在美国一个研究所工作,妻子是他大学同学,在美国一个国家机构工作,夫妻俩工作繁忙,很少回国。

和方院长做了这么多年邻居,我只看到过一次他儿子、媳妇带着2个孩子回国探亲,更多的时候,是听见方院长在露台上一边拍视频,一边跟孙子孙女说话,有时候是说武汉话,有时候是说普通话,有时候是说简单、蹩脚的英语。

方院长的结发妻子早些年就因病去世了,跟现在的老伴成家也有十几年了,老两口2019年春节前夕曾一起去美国在儿子家里住了小半年,方院长也不想回国,想跟着儿子终老,但是后老伴挂记着自己在国内跟前夫生的亲儿子,签证一到期就吵着回国,方院长也无可奈何。

他说:“前老伴留不住是因为得病,后老伴总不能就这样不管了吧?”其实后老伴的儿子已经在成都成家立业,只是过年过节的时候才回武汉几次,但后老伴就是要守着日子、盼着儿子一家人回家团聚的时候。

有天早上,我和艾澜在小区里散步,正遇上方院长买菜回来进了小区,一只手上拎着白萝卜和包菜,一只手上拎着两个油炸的面窝。这时另一个邻居吕老头送他龙凤胎孙子孙女上学,用一根老古董的扁担挑着两个书包走在前面,两个孩子跟在后面一路打闹嬉笑,好不开心。

方院长很羡慕地打招呼:“老吕啊,您瞧您这多好的福气,一大早的,多热闹。”

吕老头打着“哈哈”说:“我还眼馋您这清闲自在呢。”

方院长叹口气:“您这多好,您可别眼馋我,赶着哪天我是啥时辰睡过去的,都没人晓得,造孽得很呢。”

艾澜就跟着方院长轻轻叹了口气。


2020年底,世界各国疫情愈演愈烈,艾澜说托尼因为担心家人回美国去了,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再到日本。这让任正旺喜出望外,觉得或许这样两个孩子会就此分手,特特也会想着回国。


网络图

而特特却坚定地告诉他们,不管托尼回不回到日本,她是不会再回国的,因为她觉得日本很好,她已经完全适应了现在的生活。

我问,现在日本疫情也有点严重了,特特还好吧?艾澜说还好,她的工作是居家办公,不存在通勤感染的风险。我问是什么工作,艾澜说,特特的公司总部在美国,是做比特币的,都是在网上办公。我又问比特币是什么,艾澜说,比特币是一种虚拟货币,现在只在世界上少数几个国家可以交易,中国目前是抵制的,但是如果有一天中国开放了,那么特特回国来做这个就是属于开疆辟土的领军人物了。

很显然,这些都是特特给艾澜灌输的信息。我不懂比特币,可总觉得千里迢迢去日本读研究生,到头来毕业后却只需在家办公,岂不是有点脱离社会了?而且做的还是这种听上去有点“玄乎”的工作。

但是我不敢跟艾澜说出心里的疑惑,怕她不高兴。

2021年底,特特打电话回家找艾澜要钱,说她想在日本成立一个目前供职的美国公司的分公司,自己做老板,需要折合人民币30万的资金支持,希望父母能帮一帮自己,从此以后,她保证不会再找家里要一分钱了。

艾澜万分纠结——给吧,他们夫妻俩不知道那个公司到底是怎么回事,而且一旦给了这个钱,无异于是夯实了女儿在外面的经济基础,相当于支持她不回国了;不给吧,万一特特又像当初想要出国时候那样走极端,那岂不是要了他们的命?

最后,艾澜还是转给了特特30万,让她开起了自己的公司。不久后,特特告诉艾澜,趁着日本疫情缓解、国门稍开的空隙,分别1年之久的托尼重新回到了日本,说是忘不了她,是奔着与她结婚而去的。

以前任正旺还幻想着特特能放下日本的一切,包括托尼,回国生活,哪怕不回到武汉,在国内其他城市也行。现在,任正旺只能退而求其次,说特特带着托尼一起回来也行,正好我们这儿的开发区正在新建一个九年制双语学校,托尼来了,应聘做个外教应该是没问题。总而言之,他只有这么一个女儿,他想要她回到身边,他不希望自己老无所依。

而艾澜似乎是“看透了”:“只要特特觉得幸福开心,在不在身边不是最重要的。”关于女儿的事,艾澜凡事只往好处想。她说,时间久了,在视频里看托尼也顺眼了,不再是西方人的凸眉凹眼,而就像一个中国男孩了。

接下来的程序,按照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应该是特特想办法带着托尼回来见父母,毕竟彼此两三年没见面了——但是特特并没有。其间,任正旺的侄女出嫁,想让特特回来做伴娘,特特看不起堂姐找的对象是一个摆摊修摩托车的高中毕业生,认为不值得她那么远跑一趟。

到了2022年年初,艾澜一直在说特特要办理结婚证,需要提供出生医学证明,而自己当初没有保存好给弄丢了,补办起来很麻烦,一副焦躁不安的样子。

春节刚过,一向温良谦恭的艾澜突然闹起了婆媳矛盾,每天频繁地跟我电话或微信聊天,像是疯了一样,先是说婆婆每天对她的管束:吃了饭必须马上去洗碗,不要坐着玩手机;午睡不能超过半小时,否则就是偷懒;逢年过节家里待客要准备什么菜,都必须听婆婆的安排;甚至两个姑姐回娘家吃个饭,都得要媳妇先打电话说个客气话,否则就是不热情……如此等等,说:“这几十年,我过的就是这种日子。”

早年,艾澜对和婆婆之间的龃龉似乎不太在意,婆媳俩没有外人以为的那样剑拔弩张。她住进我们小区后,我发现她婆婆确实是强势,但做事也利落,儿子媳妇回家了,总是好吃、好喝的送到手上。有一回,艾澜还发过一个朋友圈,表扬婆婆,说“有妈真好”。

她跟我倾诉她说,现在特特都不回来了,她也无所顾忌了,她想要好好地为自己活一回。她强烈要求大姑姐把婆婆接过去住几天,好让她轻松下,不然就要跟任正旺离婚。婆婆不肯去女儿家,说这边住着挺好的,可以到小区对面的超市门口跳广场舞,有熟悉的邻居可以聊天。

婆媳两人在家里吵得不可开交,任正旺为了息事宁人,只好把婆婆送到姐姐家去暂住几天。谁知,一辈子就认“养儿防老”的婆婆,一气之下独自回到那间20多年没住过人的老厂宿舍楼里去了,这样一来,做儿媳妇的艾澜在外人看来就有了不善待老人之嫌,跟丈夫也闹得很僵,也被大姑姐指责。

我请他们夫妻俩吃饭,席间,我刚说了一句:“过几天去把婆婆接回家吧,毕竟老人这么大年纪了,还有多少日子可以跟你们在一起……”任正旺黯然点头,艾澜却“嚯”的一下站起来,拂袖而去:“你这样劝,就是逼我去死!”

我惊愕于艾澜的偏激,却百思不得其解,只好给庆雪打电话。庆雪是艾澜的闺蜜,两个人在老厂幼儿园的时候是同事,几十年都在一起玩。庆雪听我说完,重重地叹了一口气:“姐姐,你莫怪她。跟婆婆处不好是表象,真正的原因还是因为特特不回来。她也跟我这样纠结了好几天,要死要活的。她这样子,你就莫劝她了,凡事顺着她说,过了这段时间就好了。我也跟特特发了信息,让她多安慰一下她妈。”

庆雪说,特特的一去不回,激发了艾澜对于婆婆的怨气,她认为正是婆婆从小就不待见特特这个孙女,导致特特感受不到家庭的温暖,才执意离家不想回来的。

作为朋友,我只能听从庆雪的提醒,不再劝艾澜什么,而只能等她自愈。


几天后,艾澜主动联系我,请我去小区附近的西餐厅喝下午茶。她说,特特听庆雪说了自己的状态后,第二天就在网上给她找了一个心理咨询师,预约了半年的心理咨询治疗,每周一次,一次2个小时,费用是300块钱。特特说,在国外一些发达国家,几乎每个人都有自己私密的心理咨询师,来解答心里的困惑。


网络图

特特还提到了我:“陈阿姨也得去看看心理医生,她的心理也有问题。我奶奶多年来对我妈刻薄,我爸因为愚孝,一直在我奶奶面前压制着我妈,陈阿姨竟然还劝我妈把我奶接回家,她这是屈服于男权社会的表现,是不正常的心理,需要找心理医生疏导一下。”

作为“陈阿姨”,我谨记庆雪对我的提醒,惊㤉之余,只好莞尔一笑:“不管怎么样,真心希望你好好的。”

艾澜替我斟满一杯柠檬柚子茶,开始了自说自话:“其实,6年前,我和任正旺还在从上海回武汉的高铁上时,特特在大阪一落地就给我发了一条信息:‘已安全抵达,再也不回去了。’所以说,这些年,我和任正旺都是活在自欺欺人的幻想里,总以为她会回来,我不敢跟我父母更不敢跟婆婆甚至跟你们这些朋友说,特特走的时候,就已经决定不会回来了。”

随后,她又跟我说起特特那些大学一毕业便公费或者自费出去的同学。

陶壮曾经一度追求过彭维,他父亲去世得早,作为独生子,他不想让母亲一个人在国内太孤单,执意要回国,应聘到北京一家外企做了高管,而彭维觉得谷歌很好,想留下来继续发展,两个人就分手了。

而徐茭白因为想家,尽管就读的学校多次留她任教,但她都坚持要回国,说想家都想得快要抑郁了。于是彭维就牵线,让陶壮和徐茭白谈起了恋爱,徐茭白回北京,去人大做了一名讲师,跟陶壮结了婚,她家里出钱,在北京二环买了一套房子,下半年孩子就要出生了。徐茭白的妈妈常在那个家长群里说,她亲家母已经去北京照顾她女儿了,她想去趟北京,就像去趟超市似的,方便得很……

艾澜说:“后来我退群了,其实我在那个群里很自卑。特特的情况跟他们不一样,她没有那几个孩子那种读书的天分,她的能力只适合过一般平平常常的日子。她现在在日本,完全就是我们拿钱供出来的,出国80万,开公司30万,这眼看着要结婚了,离这么远不能给她办什么嫁妆。那天她说,要不就给她50万块钱,她攥在手里壮个胆。”

似乎是为了给自己正名,艾澜又说:“你也别认为我有不善待婆婆的嫌疑,当初如果不是她重男轻女做得太过分,让我产生逆反心理……”

原来,特特上高中后,艾澜去广州是准备怀孕生二胎的。那时婆婆在家给特特和任正旺妹妹的儿子一起陪读,两个孩子住在一起,闹别扭时,艾澜婆婆永远护着外孙,总说孙女嘴巴太厉害了,是艾澜没教育好,所以特特就哭着打电话要妈妈回家。

艾澜悠悠地说:“当时我就恨恨地想,不生了,不给他们家生儿子了……不然,那时,如果怀上生了,不管男孩还是女孩,我现在都不至于这么难过。”

我静静地听着艾澜的话,知道特特不愿回国的原因估计比我想象得更复杂,但最后还是忍不住劝了艾澜一句:“你还是早一点把婆婆接回来,好歹多一个人热闹,一家人在一起多好。”

艾澜摇摇头:“婆婆想回就回,我不会拦着,也不会去接的。想想,其实一个人住也没什么,我往后过的就是这样的日子,难道婆婆现在就不能过了?”

沉默了好半天以后,艾澜又说:“特特前几天还跟我说,妈,您放心,等您老了以后,我不会不管你的。我口里高兴地答应说好,可是我心里想,你人都不回来,你拿什么来管我呢。

想想,我的两个孩子,跟特特也算是发小,初中时,他俩上的是普通初中,特特上的是改制学校,也就是相当于现在的贵族学校,从那以后,孩子们就鲜有来往了。

面对我的叹息,女儿很淡定:“人各有志,其实也没什么。特特是独生女,她爸爸妈妈有经济条件让她过随心所欲的生活,那她就去呗。”末了,她又说了一句:“没准,特特以后又想回来了呢。”

我又想起一位银行朋友的儿子。朋友夫妻俩都是一家国有银行的高管,1996年出生的儿子,从“双一流”大学毕业后,通过考试进了这家银行湖北总行的数据中心,堪称是端上了金饭碗。

朋友高兴之余,在武汉给儿子又是买房又是买车,指望从此万事大吉,不需要再为儿子操心。谁知,工作不到1年,他儿子觉得这样的生活太过安稳,一心想要出国留学,过自己想要的生活,便擅自辞职备考,考上了日本早稻田大学经济学研究生。

可因为疫情影响,待在家里上了1年多的网课,不仅没有如愿出国体验自己想要的生活,而且以后到底会怎么样,也无定数。更让朋友苦不堪言的是,当初给儿子买房的每个月1万多的房贷,儿子辞职后,都落在了他们身上。朋友夫妻俩其实也像艾澜他们一样,为了孩子的选择,而没有选择地坚挺着他们的中年梦想。

也许,生养孩子不是为了回报,只是为了爱他。我始终相信,如果父母给予的爱是美好的爱,孩子一定会因为被爱而反馈爱,只不过,不会完全按父母期望的方式吧。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本文标签: 结婚  特特  想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