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雇主对于工作者的全面监控已不再新鲜。近年来，大量企业使用监听、监视软件与设备来窥探员工的言行。工作者在工作场所的权利遭到了进一步压缩。员工之间的私下交流、偶尔的工作摸鱼，甚至在社交媒体上的言论都可能导致降薪、解雇，甚至报复。当被监控成为工作者不得不接受的“工作条件”；员工的一言一行都将被记录在案，成为针对他们的证据；员工被迫将自己的隐私暴露在雇主目光下——这一切都扩大了员工与雇主之间的不平等。工作者需要在两条道路之间做出选择：保持沉默或建立工会组织、取缔特殊形式的监控、利用反垄断法和劳动法重组权力，为自己争取合理的权利。本文原载于《纽约书评》，作者Zephyr Teachout是福特汉姆大学法学院的教授。
几十年前，我第一次搬到纽约。当时我应征了一份给作家做私人助理的工作。我想象自己会成为抄写员，把充满灵感的宣言翻译成诗歌。然而，我真正的工作却是为那些我素未谋面的文人订购和归还衣物、安排理发，并为他们的晚宴安排席位。我的老板、她做基金经理的丈夫和他们的孩子们住在公园大道（Park Avenue）的顶层公寓里，屋内装有乔治亚风格的窗帘和三层隔音窗户。我的老板收集了一系列定制服务：包括私人教练、私人购物顾问、私人诗歌教练，以及私人歌剧教练。我是四个全职工作人员之一，其他三位是两位住家的爱尔兰保姆和一位法国女佣。在三十分钟的午餐时间里，我们四个人将匆匆进入厨房，用那个小小的金柄水龙头烧水，泡茶，煲汤。我们边吃边笑，抱怨着我们的老板。
有一次在我们吃饭的时候，首席女佣开始在角落里打电话，然后迅速摔下了听筒。她指着金色的听筒手柄，告诉我们“老板在门外偷听”。当我们挤在一起喝汤时，我说老板总是要求我提供关于我们聊天内容的报告。女佣低声说她很确定看到老板就躲在厨房门外。刚开始我们还觉得好笑，然后就笑不出来了。一连串的焦虑开始在房间里蔓延。
几个星期后，女佣被解雇了。目前还不清楚这是否与她之前的言论有关。但是，一旦妄想症控制了你，它就不会轻易放手。我们的工资和加薪都是不可预测的；其中两名工作人员还拿着绿卡工作。这些曾是我们谈话的主题，它突然间成为了不安全感的来源。我们渐渐地疏远，然后突然不再一起吃午饭。
最近，我一直会想起那段令人沮丧的经历，因为当代人正经历着企业在工作场所监控方面的投资激增。我从事那份工作的1995年，似乎已经成为了一个令人尴尬的古老时代，一个没有监控的时代。当时没有脸书（Facebook）或谷歌（Google）那样的公司来跟踪人们的所到之处，也没有可怕的个性化广告。那时，美国人平均每月在网上花30分钟，24/7的“亲密监视”是针对联邦调查局（FBI）调查目标的“保留手段”。
在24岁之前，我已经在十几个地方工作过了，我打卡上下班，在主管来的时候加快洗碗的速度；称一下我摘的豆子的重量；为了提前下班而讨价还价，这样就能多打扫一间浴室；为我在教室里协助的三年级老师写报告。即使是我当服务员时得到的小费，也完全是我自己的收入，与餐馆无关。我的老板们对我的了解很有限：他们仅仅知道我穿什么衣服，了解我的总体工作效率；除非我选择主动分享，否则他们对我在工作场所外的想法或感受一无所知。
碰巧的是，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是监控技术的重要转折点。在此期间，企业首次迎来了购买电子监控设备的热潮。1987年，大约有600万工人以某种方式遭到监视（一般是通过摄像机或录音机）；到1994年，大约七分之一的美国工人（约2000万人），在工作时遭到电子跟踪。从那时起，这个数字稳步上升。在录像技术被那些可以同时扫描多个地点的数字设备所取代之后，最初为防止企业被盗而安装的摄像头不再关注商品，转而将它们永不满足的目光移到了工人身上。
我们目前正在迎来电子监控的第二次巨大转折。可穿戴技术、人工智能以及疫情共同驱动了这次变革。据估计，在大流行的第一年，企业对监控软件的使用增加了50%，这一数字还在不断增长。
这种新的跟踪技术无处不在，且具有侵入性。公司表示，跟踪是为了保证安全和工作效率，当然也是因为他们有能力进行跟踪。他们针对员工的动作、对话、社会关系和影响进行检查、保存和分析。如果说第一次监控扩张是一种领土掠夺，是公司对所有工作人员行使权力；那么第二次监控扩张就是用水压法让土地开裂，它改变了人与人之间，乃至个人与自己之间的关系结构。
一些长途卡车司机每天开着50英尺的平板卡车行驶600英里，摄像机全程盯着他们，观察他们的眼睛和指关节的活动、偶尔的抽搐、看他们吹口哨，以及时不时活动僵硬脖子。想象一下，司机们连续几个月被迫生活在那个多管闲事的、有着一副“老板脸”的摄像头身边，它扫描着你的驾驶室，而那里大部分时间就是你的家。在Reddit论坛上，有很多司机表达着“面对摄像头的愤怒”，其中有一个卡车司机写道：“如果公司老板允许我24小时不受限制地观察他的房子，我就能忍受摄像头。”另一位网友说：“每天这几百英里是我唯一完全属于自己的时间，我觉得它被污染了”；“我只想平静地挖挖鼻孔”。一位公交车司机描述了普通人的某些欲望：“做做鬼脸、自言自语或跟着唱一首歌……在我的第二份工作中，我能感觉到流经我身体的皮质醇少了很多，因为那里的公交车比较旧，里面没有摄像头。摄像头让你变得不健康，也让你疲劳不堪。”
雇主有权阅读员工的电子邮件，跟踪他们的上网情况，并监听他们的谈话。护士和仓库工作人员被迫佩戴电子证件、手环或穿上带有芯片的衣服，这些芯片可以跟踪他们的行动，测量步数，并将这些员工的步数与其他同事的步数，以及他们自己昨天的步数进行比较。
现在环绕着你的皮肤、抚摸你的正中神经的手环，将来可能被用来向你或你的雇主发送信号，记录你在洗手间里呆了多久。亚马逊公司对仓库工人每一刻的活动、每一次停顿和谈话都进行了细致的跟踪，它有一项腕带专利。据《纽约时报》报道，该腕带会“发出超声波脉冲和无线电传输，以跟踪员工的手与库存箱的关系”，然后通过振动引导员工走向正确的库存箱；而卡车运输中使用的“智能帽”（SmartCap）可以监测人的脑电波，来观察个人是否疲劳。
现有的人力资源软件可以监测工人的语气。一家名为Cogito的大型公司吹嘘其产品是“人工智能教练，能够通过实时通话中的语音分析和反馈来增强人类的能力”。当员工在小隔间里处理愤怒的消费者投诉时，他们每小时可以挣15美元，但他们必须注意弹出的屏幕。如果他们说话太快，导致他们的声音和顾客的声音重叠，或他们的停顿时间太长，屏幕就会开始闪烁。该公司表示：“（这有助于培养员工的）大规模的同理心”。
从某种意义上说，网站密切跟踪用户行为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毕竟，脸书和谷歌等科技公司的商业模式就依赖于对网站内外用户的跟踪。数据的商品化已进入第三个十年。但工作中的监视和自动管理是不同的。工人们无法在不失去工作的情况下选择退出：以下行为都可能被视作违反公司政策，你不能关掉卡车里的摄像头；你不能把录音设备从你的证件上扯下来。监视员工还会带来一个强大的隐性威胁：如果公司发现你太累了，你甚至可能会错过升职机会；如果它无意中听到了公司不喜欢的东西，你可能会被解雇。
无处不在的工作监控带来了巨大的政治影响。虽然过去老板们总是偷听工人们的谈话，但他们只能偶尔去偷听一会儿。从逻辑上讲，再去多偷听也是不可能的。现在，一切都不一样了。员工必须假设他们说的每句话都可能被记录下来。当所有的话，以及这些话的语气都可能被重播时，这意味着什么？员工之间的私下交流已经失去了它的力量。
在很多情况下，安装工人监控是出于表面上的安全考虑，比如安装热感摄像机是为了保护客户和同事免受发烧工人的影响。但事实证明，这对员工的福祉没有任何好处。电子监控会让被追踪者的身体处于一种永久的过度警惕状态，这对健康尤其不利；伴随着员工的无能为力，情况会变得更糟。得知自己被监控的员工会变得焦虑、疲惫、极度紧张和愤怒。监测会导致应激性化学物质的释放，并使其持续流动，这可能会加剧心脏问题。它会导致情绪紊乱、过度呼吸和抑郁。康奈尔大学和麦克马斯特大学的商学教授最近对呼叫中心的电子监控进行了一项调查，结果显示，电子监控带来的压力与侮辱工作者的客户带来的压力一样大。工人们认为监督是为了整顿纪律，而不是做出改进；公司的期望是不合理的，这导致监督也变得不公平。他们更喜欢一个人类老板，而不是一个无处不在、有权影响他们薪水的机器人间谍。
卡车司机的心理健康正在受到影响，呼叫中心的员工正面临崩溃，这并不奇怪。卡车司机和呼叫中心的工作人员报告说，他们面对着一层不稳定的迷雾，被不确定和多疑所包围：究竟是哪个手势、哪次去洗手间、哪段对话导致我失去了奖金？一位亚马逊司机在谈到公司设置的、面向司机的摄像头时表示：“我知道我们在工作，但我甚至不敢挠我的鼻子。”因为害怕遭到报复，她选择不透露自己的名字。
2011年，优步（Uber）的创始人特拉维斯·卡兰尼克（Travis Kalanick）邀请芝加哥的名流参加在极乐酒店（Elysian Hotel）举行的派对。在一个大屏幕上，他展示了最初被他称为“上帝视角”（God View），后来改名为“天堂”（Heaven）的地图，该公司可以在司机不知情的情况下，通过这张地图跟踪司机。参加派对的人惊讶地看到，数百辆汽车正在城市里飞驰。这种身处在世界之巅的感觉让人头晕目眩。
这段轶事出自迈克·艾萨克（Mike Isaac）的《超兴奋：优步之战》（Super Pumped: The Battle for Uber），作者在书中描述了卡兰尼克兴高采烈，享受着这种支配地位。更多时候，我们看到他和公司表现出习惯性的多疑，为保护“堡垒”而进行着间谍监听活动。该书的开篇写道，卡兰尼克通过雇佣 “前中央情报局、国家安全局和联邦调查局雇员”来应对监管阻力，建立了一支“高功能的企业间谍部队”，以“监视政府官员，深入了解他们的个人生活，有时还跟踪他们到家中”。一旦企业发现监管机构试图立案证明优步违反了当地法律，优步就会建立代码，以确保监管机构无法与优步司机进行匹配，导致机构无法调查优步违反当地雇佣法的行为。相反，优步会提供一个带有假车的模拟应用模型。监管者看起来会与司机进行匹配，但这位司机却永远不会出现。优步将该程序称为“灰球”。
艾萨克是《纽约时报》科技版块的记者，经常撰写有关硅谷的文章。2017年，在该书出版的两年前，他就在《纽约时报》披露了灰球的故事。他对优步进行了精彩的描述，从公司成立之初到卡兰尼克被驱逐，之后卡兰尼克回到了优步，并利用监控建立权力。该公司在客户结束拼车服务后继续跟踪他们，挖掘信用卡数据以了解竞争对手，并监视为竞争对手公司开车的司机。它建立了一个战略服务小组，通过现金支付搭建了“虚拟私人网络、购买了廉价笔记本电脑和无线热点”。优步还在私人群聊中冒充司机，以了解竞争对手；拍摄官员的照片；跟踪他人，并记录竞争对手的私人对话。
艾萨克展示了卡兰尼克如何花费数千万美元用于监听和相关活动。2022年7月，优步在欧洲、中东和非洲的前首席说客马克·麦克甘（Mark MacGann）向《卫报》泄露了超过12.4万份文件，显示了优步在2013年至2017年期间如何无视法律，以及其高管如何通过讨好国家元首来建立自己的帝国。
2017年，在经历了一系列性骚扰和职场歧视丑闻后， Expedia公司的前负责人达拉·科斯罗萨西（Dara Khosrowshahi）取代了卡兰尼克成为优步的首席执行官。自科斯罗萨西上任以来，优步在某些方面实现了改变，但司机面临的监视似乎并没有减少。
据报道，在艾萨克书中涉及的那段时间里，优步抽取了20%到25%的乘车费用，外加附带费用。今年，科斯罗萨西在一些城市推出了一套支付司机费用和定价的新系统。根据在线调查新闻网站The Markup的说法，车费基于“多个因素”，其中包括“基本车费、预计的行程时长和持续时间、目的地的实时需求以及高峰价格”；司机的报酬是不透明的，并且可能会有波动。一位司机向The Markup分享了他的收款截图。其中一张显示他得到14美元，而优步得到13美元，另一张显示他得到6美元，而优步得到9美元。没有人知道为什么司机的工资会波动。我们确实知道优步追踪的指标包括司机刹车的速度、司机去的地方、他们的评分、他们接受和取消的旅程、他们到达某地所需的时间。看来薪酬很可能与这些数据有关。

食品递送平台DoorDash

其他公司，如食品递送平台DoorDash和Instacart一直在做类似的事情，使用不透明的系统来发放“定制化”的薪资。Instacart过去会给快递员支付基本工资，但现在的薪酬决定就像一个黑箱。工人们担心公司为了尽可能少地支付他们的工资而动用了它所知道的一切信息，但他们什么都证明不了。
这一切都令人沮丧，人们意识到公司迎来了反乌托邦式的未来，但这与民主有什么关系呢？伊丽莎白·安德森（Elizabeth Anderson）2017年出版的《私人政府》（Private Government）一书既生动又有说服力，她在其中为读者提供了部分答案。安德森是密歇根大学的一位政治哲学家，她试图让读者摆脱“政府讨论中普遍存在的奇怪僵化”。她认为，就业是政府的一种形式，对大多数人来说，它比华盛顿特区的政府更为相关和直接。
例如，像亚马逊这样的强大公司会制定自己的雇佣条款，这样会影响到UPS司机和更广泛的物流行业。拥有全行业影响力的私人雇主拥有强制权力——安德森称之为治理权力。以私人行会或国家批准的肥皂、盐和皮革行业的经济垄断为代表的私人政府，是知识分子和活动家如约翰·洛克与平等派的主要目标。安德森在洛克、亚当·斯密和其他人身上看到了这样一种信念，即无论这种权力出现在哪里，任意贬低和惩戒的权力都是对自由社会的威胁；公共的、负责任的政府应该保护人民免受私人暴政的侵害。
她认为，许多现代“思想家和政治家就像那些无法感知自己一半身体的病人”：他们“不能感知另一半的经济：他们不能感知在雇佣合同被接受之后，发生在市场之外的另一半经济现象”。因此，他们通常将公司视为完全私有的。
安德森写道，许多私营部门的工人在工作中处于独裁统治之下。这些独裁者也具有法律权力来管理工人非工作时间的生活——包括他们的政治活动、言论、对性伴侣的选择、使用娱乐性药物、酒精、吸烟和锻炼等行为。
在她看来，打卡下班的服务工作者，或似乎被赋予了极大自由的技术人员、房地产经纪人和厨师，都承受着法律体系的负担，该体系允许企业根据员工在下班时间的活动解雇他们。
工人的话语权实际上是不存在的，除非工人们与劳工组织存在明确联系。安德森认为，由于执法的困难，以及对挑战老板的恐惧，如今的劳工组织实际上是一纸空文。
事情怎么会变得如此糟糕？安德森认为，造成目前工作场所这种歇斯底里风气的根本问题，可以追溯到几代人之前。当工业革命将“有偿工作的主要场所从家庭转移到工厂”之后，它引进了家庭内部完全专制权力的悠久传统。在这种传统中，孩子对父母“没有任何自由”，而妻子对配偶也仅有“有限的自由”。工业革命本可以为人们提供一个逃离家庭生活私人暴政的机会，但它却复制了这种专制。
在福特汽车公司的全盛时期，其社会学部门开始检查工人的家庭。安德森写道：工人只有在保持家庭清洁、饮食健康、不喝酒、适当使用浴缸、不接待寄宿者、避免在外国亲戚身上花太多钱、并融入美国文化规范的情况下，才有资格领取福特著名的5美元日薪。
安德森指出，虽然苹果公司现在不会去员工的家里，但它确实要求零售工人在上班前打开他们的包接受检查。而员工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我们应该这样吗？接近半数的美国人在毫无根据的情况下接受过药物检测。此外，许多工人会因为他们在社交媒体上的言论而被解雇，但相应的保护措施却并不存在。对于那些声称“工作场所不是政府，因为你可以辞职”的人，安德森反驳说：“这就像说‘墨索里尼不是独裁者，因为意大利人可以移民’一样可笑。”
安德森并不专注于监控，但她的研究表明了两件事。首先，要解决持续不断的监听活动，我们应该关注权力，而不仅仅是技术。争取劳工权利和做好反垄断执法必须是对当下不断恶化的权力结构的第一层反应。第二，我们应该像对待任何政府监控一样对待雇主的监控——换句话说，要对其抱有深刻怀疑。如果我们能够将工作场所视为一个政府场所，我们或许就能在美国劳动者的工作场所，发起一场争取更大自由的政治运动。
为了理解我们所处的现实，我们需要能够安心地与彼此交谈，而不必担心这些谈话会被用来对付我们。工人之间的私人对话，以及他们的友谊、辩论、提问，都是培养凝聚力、建立联系的必要组成。这既是劳工组织的基础，也是公共生活的基础。当我们说的每句话都被监听，尤其是被一群规模较小但更有权势的雇主监听之后，工作者也更容易陷入沉默。这与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警告的政治极权主义并无不同；在政治极权主义中，国家通过将私人淹没于公共之中来控制公共，从而瓦解私人和公共。工作场所监控的逻辑结论是，私人领域在家庭中不复存在，因为私人领域在工作场所也不复存在。在工作场所，人们可以不受限制地观察员工的生活。
三年前，当我为写书而收集“关于垄断以及它们如何作为私人政府行事”的资料时，我采访了养鸡户，他们每个月从大型家禽经销商那里得到不同的报酬。一个农民在我的记忆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是一个充满爱心、愤怒却又沮丧的人。他描述了这样一种情况：在检查了家禽经销商一个月的付款后，他表示自己不知道这些付款是否反映了他与其他养殖户的公平竞争，还是对自己直言不讳的报复，又或者是为了证明他是某种实验的一部分。他回忆说，其他农民承认他们非常愤怒，想要杀死分销商。
这种薪酬体系被称为锦标赛制度。农民们争相成为“最有生产力的人”；理论上，他们的报酬是基于他们相对于其他农民的生产率。然而，这种制度缺少问责制或事实核查机制：分销商保留了所有数据。当发放工资时，完全依赖分销商来保持偿付能力的农民不得不相信“这一制度是诚实的”。
亚马逊利用了类似锦标赛制度的方法，向其对手施加权力。它的目标包括政府、卖家与工人。在布拉德·斯通（Brad Stone）关于亚马逊公司发展的第二本书《亚马逊放飞》（Amazon Unbound）中，他讲述了该公司在过去十年中的巨大扩张及其政治权力的增长。

当地时间2020年10月13日，德国弗兰肯塔尔，亚马逊工作人员在仓库内工作。

在斯通的叙述中，杰夫·贝佐斯深入参与了公司办公室和仓库人力资源管理的各个方面。他采用了一种名为“堆栈排名”（stack ranking）的薪酬和晋升制度，中层管理人员会对员工进行排名，解雇排名最低的员工。经理们手头有“需要解雇多少人”的配额，并且需要通过排名来决定解雇哪些员工。在《纽约时报》在头版详细报道了该公司文化如何让员工相互对立后，这种做法不复存在。
但是这种理念：强迫人们去争取残羹剩菜，把表现最差的人踢出去，先后出现在亚马逊公司的不同部门。当亚马逊依靠承包商运送包裹时，它开发了一个名为“Rabbit ”的应用程序，用于跟踪运送情况。斯通写道：Rabbit团队眼看着司机们，“不吃饭，冲过停车标志，把手机粘在裤腿上，这样他们就能轻松地低头看屏幕，所有这些都是为了满足极具挑战性的交货期限”。那些没有满足要求的人遭到了解雇。当亚马逊决定要建立一个新的总部时，它宣布了一项决定新总部地点的比赛；该公司在这个过程中免费获得了238个不同城市的竞争数据。
彭博社的科技记者斯通说，亚马逊的运营主管曾试图让公司吸收丰田的“精益”方法，让员工与经理建立信任和关系，以长期雇佣为目标，贝佐斯对此非常愤怒。斯通写道，在同一部门的人力资源副总裁提交了一份名为《尊重他人》（Respect for People）的论文之后，“贝佐斯非常讨厌它。他不仅在会议上破口大骂，而且在第二天早上打电话给代表继续恫吓。”贝佐斯不希望建立一支稳定的员工队伍，他希望仓库工人最多待三年，除非他们在内部找到新工作；此外，他还严格限制了三年后的加薪。
亚马逊针对仓库工人提出了异乎寻常的要求：它禁止员工之间的谈话，跟踪他们的一切行动，解雇未能完成配额的工人，并预计条件糟糕到工人会辞职。据《纽约时报》报道称，在大流行之前，“其劳动力的流动率大约为每年150%。”
一名员工在接受Vox采访时谈到了从亚马逊仓库内拨出的，不断增加的911报警电话：“你要站满10个小时，仓库里没有窗户。不允许员工与人交谈，不允许互动。我感觉他们要让人工作到累死，或者让他们累得无法继续工作。”
“这是人们想成立工会的一个重要原因，”亚马逊工会（Amazon Labor Union）的领导人克里斯·斯莫尔斯（Chris Smalls）于2021年12月告诉《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斯塔顿岛的仓库在2022年成功建立了工会，“谁愿意整天被监视？这不是监狱。这是工作。”
人们很容易会把亚马逊的监控看作纯粹的仓库管理问题，把由监控驱动的浮动薪酬看作纯粹的零工问题，但雇主在将新型可变薪酬纳入正式雇佣时没有受到任何法律限制。独立承包商与正式员工面临的不公平对待正在合并。这是欧洲法学教授安东尼奥·阿洛伊西（Antonio Aloisi）和瓦莱里奥·德斯特凡诺（Valerio De Stefano）撰写的《你的老板是一种算法》的一大核心观点。作为工人力量最为薄弱的工作形式，零工工作成为了检验新管理技术的场所。在试验过这些管理策略后，管理者对其他形式的就业者实施了相同的管理。
阿洛伊西和德斯特凡诺认为，未来企业管理的发展方向是将零工工作中的跟踪和奖励工具与允许改变薪酬的雇佣合同结合起来。事实上，现有的管理工具包已经非常庞大：Activtrack软件会检查员工使用的程序，一旦员工注意力不集中，使用社交媒体，该软件就会向老板汇报；OccupEye会记录员工何时离开了工作岗位，以及离开了多久。TimeDoctor和Teramind记录了每一项在线进行的任务。与之类似，Interguard编制了一个细致到分钟的时间线，监测所有的数据，如网络历史记录和带宽利用率，如果发现工人存在任何可疑行为，它就会向管理人员发出通知。HubStaff和Sneek每隔五分钟左右就会使用网络摄像头给员工拍一张快照，生成一张考勤卡，并在员工之间传播，以“鼓舞士气”。Pragli则会同步职业日历和音乐播放列表，以创造一种“社区感”；它还具有面部识别功能，可以在工人的虚拟化身脸上显示其在现实世界的情绪。
目前，关于这些工具如何改变了传统工作场所薪酬的证据还比较有限。但作者认为，这些技术工具可以与劳动合同中的“法律创新”相结合，允许调整工资的合同可以将零工工作的许多条件引入传统就业。企业可能很快就会抛弃固定工资模式，而这种模式在过去几十年来一直是蓝领就业的一大特征。
在里根发起反垄断革命和瓦解私营部门工会之后，常规的工作监督也消失不见了，这并非巧合。除非成立工会或制定新法律，否则没有什么能阻止雇主从传感器和录音中收集所有数据，并利用这些数据来更精确地调整工资，直到每个工人都被迫接受“他们愿意为之工作的最低工资”；此外，所有工人还不得不生活在遭到报复的恐惧中。这并不比脸书和谷歌为用户提供个性化的内容和广告更科幻，它们的目的是让我们尽可能长时间地使用他们的服务，让他们出售尽可能多的广告。
我那住在公园大道（Park Avenue）的老板穿着的定制服装是一种特权的标志，比大众生产高出一筹。她选择更适合个人身材的套装，根据她脚上的凹槽和足弓量身定做的鞋子。现代科技的个性化承诺是基于对个性和真实性的浪漫化概念。我们都可以生活在类似的定制世界中，新闻推送可以根据我们的喜好、职业和休闲兴趣进行调整。
但是，将这种定制的精神延续下去，就显得非常不浪漫了：这些摄像头可能会拥有恋人的亲密和记忆，但它们缺乏所有的感情。现代监控技术意味着，所有工作场所都将出现量身定制的工资。20世纪后期，大规模生产和缺少工会组织带来的低工资已经令人担忧；但21世纪全新的、特别定制的人工智能工资使威权主义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为了阻止这种情况，我们必须取缔特殊形式的监听活动，并利用反垄断法和劳动法重组权力。
追踪技术可能会作为“保护人们的工具”在市场上推广，但它最终将被用于精确地识别每个工人愿意接受的工资。它将被用来压低工人的收入，并使工会更难与其他工人建立联系，从而扼杀工会成立前的友情，破坏能够进行民主辩论的社区。它将通过给工人不同的工资来破坏团结。这将导致焦虑和恐惧蔓延到更多的工作场所，因为员工无法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得到奖金或被降级。
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工作不是民主社会的事后思考；在工作中建立的人际关系是民主社会必不可少的基石。员工们完全被原子化了，公司的管理不鼓励他们进行联系，他们被迫向老板毫无保留地展示自己最为私密的一面。我无法想象这种民主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