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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热”了

8月16日，国家卫生健康委等17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的指导意见》，围绕完善和落实财政、税收、保险、教育、住房、就业等积极生育支持措施，提出20项具体举措。

此前，笔者一直批评政策层面“口惠而实不至”，但纵览这次的生育支持举措，就实实在在地要真金白银投入了。

比如，《指导意见》中重点提到的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就从“基本、普惠、投资、收费、减负”五个方面进行了具体的安排，目的就是让更多家庭能够上质优价廉的普惠托育服务，减少家庭的养育开支。

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口家庭司监察专员杜希学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2020年至2022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卫生健康委持续开展了普惠托育服务专项行动，下达中央预算内投资20亿元，带动地方政府和社会投资超过50亿元，累计新增托位20万个，推动增加普惠性托育服务有效供给。

笔者从身边切实的改变也发现，附近一些私立幼儿园也逐步开放普惠学位，原来一万多一个学期的学费降到了四五千，财政补贴之下，基本上与公立园费用类似。一些新建楼盘幼儿园启动就是普惠园，家长对托育服务的质量与负担的接受度越来越高。

此外，《指导意见》中对多孩家庭的住房支持也在执行层面进行了明确，住房城乡建设部住房保障司副司长潘伟介绍，截至2021年底，公租房保障已帮助111.4万有未成年子女的家庭、6.9万三孩家庭、2.3万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解决了住房问题。

潘伟表示，下一步，住房城乡建设部将继续指导督促各地进一步规范发展公租房，以这次《指导意见》的出台为契机，加大对多子女家庭公租房精准保障的力度，包括在配租公租房时，对符合条件且有未成年子女的家庭，可根据其未成年子女的数量，在户型选择方面给予适当照顾；对符合条件且子女数量较多的家庭在轮候排序或综合评分等方面加以支持；因家庭人口增加、就业、子女就学等因素产生需求的，根据房源情况及时给予调换。

中央政策之外，地方也都在密集出台鼓励生育的政策。继2021年四川攀枝花市、甘肃省临泽县、黑龙江七台河市出台政策直接补贴产妇家庭之后，2022年，用“发钱”来鼓励生育的地方越来越多，据南方周末统计，陕西凤县、长沙市、温州市龙湾区也都开启了“发钱”模式。

不得不说，这些都是看得见的“实惠”，说明政策在经过前期的探索之后，已经进入了密集实行期。

话题“冷”了

在中央和各地密集发布政策的同时，笔者发现两个有意思的现象，第一个是舆论场上关于生育的话题讨论得少了，媒体跟踪报道的热情也小了。

上一次关于人口与生育问题的大讨论，还要追溯到任泽平在今年初提出让国家每年多印2万亿鼓励生娃的建议。任泽平的这个极具争议性的建议一经发布就引发激烈的讨论，尽管各种讨伐的声音不断，但他坚持认为，要鼓励生育就应该由决策层拿出实实在在的政策让年轻人愿意生养得起。

此后任泽平的个人公众号仍发布关于生育的报告，但已经没有太多个性化的言论了。

另一位关注生育的公众人物梁建章也在近几个月极少就生育问题发声，他个人公众号上关于生育话题的最后一篇文章停在了今年4月份。

一位长期关注生育话题、不愿具名的学者告诉笔者，过去几年，梁建章、任泽平等专家学者在舆论场上就人口生育话题的持续跟进具有重要的意义。

首先是他们大量的讨论、研究对中国很多民众来说是具有启蒙性质的，这也是他们最大的贡献，比如任泽平每年的生育报告、人口报告、婚姻报告，在舆论场上形成了激烈的讨论，让各个阶层都看到了人口生育的危机。

其次是他们的很多具有建设性的意见建议，对推动政策做出决策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比如上述《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的指导意见》，里面关于财政、税收、保险、教育、住房、就业等支持生育的政策，一直都是任泽平、梁建章等学者奔走呼号的。

再次是任泽平、梁建章等学者在人口生育领域的讨论让真理越辩越明。比如梁建章与李铁七个回合的论战，梁建章与王小鲁的相互“商榷”，这种讨论对一些具有争议性的话题，对一些存在舆论割裂的地带都具有弥合作用。

更重要的一点是，任泽平、梁建章等学者因为其自带的“网红属性”，他们在舆论场上的加入，使得生育话题更具有传播性，政策、学者、媒体、大众一起形成了一个传播的闭环。

“当然，因为各种原因，他们的建议也不全被接受，比如任泽平那个每年多印2万亿鼓励生娃的建议就被很多人批评，但这并没有妨碍他们在鼓励生育这个话题上发挥的作用，因为有前面的启蒙，公众对如何看待专家的建议，如何看待政府层面的政策措施反而更加明晰。”这位教授最后说。

结合全球各个国家的“催生”历史来看，中国未来的“催生”之路只会更加漫长艰巨，这是一个需要大声量的领域，既需要决策层面不停地政策推动，也需要舆论场上不停地观念洗礼。

声量“弱”了

第二个有意思的变化是身边催生的声音弱了。

在2020年10月，笔者曾在自己的中学、大学同学中做了一项关于现在生了几胎，如果政策放开愿不愿意生三胎的调查，当时得到的数据是，总数90人中，一胎人数33人，占比36.67%；二胎人数53人，占比58.89%；三胎4人，占比4.44%。

而针对第二个问题，在尚未生三胎的86人中，仅有2人明确表示如果政策放开，会生三胎，另有7人表示会考虑，其他人都表示不在计划中。

最近笔者又对这些同学进行了一个回访，在拿到的回访数据中，新增二胎人数12人，新增三胎人数为0，此前明确表示会生三胎的2位同学，一个表示正在备孕，一个说已经放弃了。

这个数据多少有点令人意外。在政策层面各种利好消息不断，尽管政策有“钝化效应”，如果力度太小，无法对冲生育的成本与风险，政策的钝化效应就非常明显，但这种效应一般出现在政策执行的后期，而当前还属于政策激励的“起步期”，本应该是政策效果最好的时候。

当然，如果综合上述中央积极支持生育措施的发布，以及各地政策的力度，也能理解。目前来看，尽管各地政策正在逐步推出，但从全国范围来看，地方政策的规模仍属于小众，陕西凤县、长沙市、温州市龙湾区等开启“发钱”模式的仍少之又少。而中央政策的普惠力度并不明显。

需要注意的是，目前生育意愿并没有较为明显的恢复，在笔者回访的人群中，不少人的反馈是来自家人与社会的压力小了，原来催生的声量明显弱了，“家人也不催了，我们自己也不愿生了”，或者“再等等看”。

在这种情况下，政策刺激不可少，任泽平、梁建章这样为生育鼓与呼的专家学者不可少，在大众层面进行宣传引导，凝聚最大共识的讨论更不可少。毕竟鼓励生育是一项长期工程，需要全社会最大程度的参与。

「图片 | 视觉中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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