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殷之光】

1926年10月23日，英国《经济学家》的每月增刊栏目里，开篇便专门提到了困扰当时英国长达半年多的“煤炭业罢工”对战后英国经济的负面影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为了供养庞大的战争机器，英国可供出口的煤炭大大减少。而且，在煤炭产量上，英国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便逐渐下滑。除了战争需求之外，英国煤产量的下跌也与战后英国1925年恢复金本位制度，导致英镑价格虚高密切相关。这也使得英国煤炭更难于在国际市场上与其他国家在价格上进行竞争。

面对这种战后的困难情形，当时的保守党政府延续了一战时的处理办法，从美国进口煤炭补贴国内需要。战后的德国，在国际条约的约束下，也开始限价出口煤炭，以求偿还巨额战争赔款。在英国国内，煤矿的所有者们开始通过减产、裁员来保障自身利益。

截至1926年4月，即煤炭业大罢工开始之前的一个月，英国月产煤炭为2200万吨。而随着罢工开始，当年从五月到八月，全英的煤产量为0。直至9月，每周才出产些微的50万吨。

能源危机产生的连锁效应首先冲击了英国的重工业。作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重要支柱，英国钢产业受到的打击最直接。当年4月，英国147座熔炉共生产53.91万吨生铁。而到了9月，仅有区区5座熔炉还在勉强生产。当月，全英总共出产的生铁仅为1.25万吨。同样，产出的钢也从4月的66.1万吨锐减至9月的9.57万吨。

1926年罢工的英国煤炭工人，突破来源：wiki

这样的情形，即便是最坚定的保守党自由贸易经济的吹鼓手《经济学人》杂志也不得不承认，英国的钢铁业已经“几近消失”。而如果煤炭工人再不返工，能源短缺造成的危机便会“持续到来年八月”。

即便如此，当时不少英国面向小资产阶级的报刊杂志还在不断唱诵着赞歌，描绘了前途一片大好的图景。而实际情况远比媒体上承认的严峻得多。仅仅六个月，英国就从原先世界最大的能源（煤炭）出口国，变成了一个需要大量依赖能源进口的国家。在1926年上半年，英国总共进口的煤炭高达1540万吨。

即便如此，也无法赶上英国工业生产需求的数量。算上本土库存和生产的煤炭，英国还是面临着巨大的能源缺口。据估算，1926年上半年，如果按照之前的需求量，作为工业革命后世界第一强国，英国需要9000万吨煤炭才足够生产需求。

与此同时，美国、日本、欧洲（主要为波兰）这些工业革命的“后起之秀”则开始增产煤炭。进一步对英国煤炭业、重工业形成挤压和冲击。而由于对能源进口需求量的增加，英国还面临着全球货运能力不足的问题。从美国前往英国的货轮上，几乎都满载着煤炭。而相应的，留给粮食进口的空间就被几乎挤压殆尽。这也就造成了英国粮食价格猛增。

1926年上半年，从加拿大运往英国的谷物价格已经上涨到了每夸脱6先令6便士。而与上年同期相比，当时的运费仅有3先令4便士。英国境内运费也同样暴涨。从原先的每吨16先令6便士，疯长到42先令6便士。能源、食物这类基本生活成本的暴涨，更进一步造成英国广大产业工人实际工资下降。

坚定的自由贸易支持者、帝国主义者、当时保守党政府的财政大臣温斯顿·丘吉尔采用了一个激进的办法，试图重新恢复英国的全球影响力——他恢复了英镑的金本位制度。简单说来，这个政策的目的在于重振英镑的全球硬通货地位。

然而，当时英国已经由于其19世纪末金融帝国主义的迅速发展，出现了产业空心化的苗头。残酷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更是令英国一方面损失了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另一方面在经济——特别是能源、重工业方面转向依赖美国。

从20世纪初开始的金融合作，也使得大西洋两岸的金融资本家们利益深度捆绑。他们的投资，通过铁路、公路、矿山等暴利行业遍布了南非、北美、澳新等“白人殖民地”，也通过由不平等条约获得的优势权益，渗透到了诸如北非（埃及）、中亚（伊朗）、阿拉伯半岛、以及中国等半殖民地地区。

随着这个金融帝国的网络在全球展开，全球交通的基础设施逐渐完善，金融资本家们也开始变得越来越像今天的“世界公民”一样，渐渐与他们的“祖国”关系越发松散。日益成熟的金融帝国网络使得他们不再像19世纪中期那样，需要仰赖帝国的炮舰，为他们开拓新的市场，保障他们的不平等权力。20世纪的金融资本家们，将他们的霸权建立在金融产品与法律制度的网络之上。

当然，在这背后，一个以“盎格鲁-萨克逊”种族想象与“新教伦理”为基础的种族-宗教情节，持续为这群霸权者们居高临下“指挥”世界的行为提供道德装饰。

丘吉尔通过“金英镑”试图重振英国的尝试并未成功。相反，英国的黄金持续不断向外流出。据《经济学人》1926年10月30日的一篇文章估计，自重回金本位制度以来，英国外流的黄金已经高达411.11万英镑。财富外流、产业空心化、过度依赖进口，这一系列的问题都冲击着当时英国的保守党政府。截至1926年10月4日，英国财政赤字已高达8200万英镑。而相比之下，1925年同期，英国的财政赤字仅有5700万英镑。而这个数字中，还未统计由于巨大的失业人口，对英国税收造成的负面影响。

就在这个局面下，当时的英国政府尝试通过加强与其殖民地的联系，来振兴英国本土经济。1926年10月19日，英国帝国会议（Imperial Conference）就在这个背景下召开。会议一共开了一个多月，召集了来自澳大利亚、加拿大、印度、爱尔兰自由邦、纽芬兰、新西兰和南非等7国的总理、财长、工商、外交等政府高级领导人，在英国时任首相保守党党魁斯坦利·鲍德温（Stanley Baldwin）和枢密院议长（Lord President of the Council）贝尔福伯爵（Arthur Balfour, 1st Earl of Balfour）的主持下，商讨了“大英帝国”与其“内部的自治社区”在新世界格局下的命运问题。

1926年，英王乔治五世（前排中）、鲍德温（前排左）与各国总理合影，图片来源：wiki

名义上，为了方便与会人员的交通便利，会议被安排在1926年国联大会之后。而实际上，这个安排也反映了英国在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所面临的一个尴尬局面。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两个根本变化是欧洲旧势力的衰弱和美国全球势力的崛起。

这一变化对全球格局，特别是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影响则是根本性的。在不改变霸权逻辑的前提下，衰落帝国的全球势力范围如何重新分配？美国作为新兴全球霸权，又如何重新建构其世界霸权结构？同时又如何寻找不同于欧洲旧帝国的霸权叙述？这些问题都是新成立的国联所必须面对的困难问题。

1925年末签署，并于1926年9月正式批准生效的洛迦诺公约（Locarno Treaties）便是对这一系列问题的国际法回应。这一系列条约重新划定了欧洲国境、确立了集体防御的原则，同时也明确将苏联树立为欧洲新的共同敌人，在重新建构了欧洲“团结”的局面下，也加速推进了德国战后的正常化进程，并正式准许德国成为国联第六个常任会员国。

在这种“正常化”、“平等”的图景下，英帝国与其内部“自治社区”之间的关系将何去何从，便成了英国不得不面对的尖锐问题。原先隶属于英国的那些“白人的国家”，不再满足于法律上的从属地位，而面临严峻经济危机的英国，也无力无意负担维持帝国所必须承担的昂贵成本。1926年帝国会议讨论的首要议题，便是英帝国与其自治领（dominions）之间的国际法地位问题。

会议最终在法律上，确立了个自治领在法律地位上与英国之间的平等关系。这些“白人的国家”不再隶属于英国。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沿用至今的字眼——“共荣联邦”（Commonwealth）。作为交换，那些英全球帝国内的“白人的国家”们，在这个“共荣联邦”的框架内，加强与英国本土的自由贸易联系。在这个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新旧霸权交替的世界格局下，英帝国悄然瓦解，“英联邦”默默诞生。

就在“英联邦”默默诞生的同年，一个叫伊丽莎白·亚历山德拉·玛丽（Elizabeth Alexandra Mary）的女婴也在温莎王室里呱呱坠地。由于她的父亲阿尔伯特亲王，作为时任英王乔治五世的次子，并没有希望继承王位，因此她的诞生也并未引起什么注意。

而就在她诞生之前不到十年，1917年，她的祖父乔治五世决定更改王室那充满德国味道的姓氏，与他那些欧洲宗亲“割席”，以彰显其坚定的反德决心。原先的“萨克森-科堡-哥达”王朝（1901-1917）摇身一变，就成为了“温莎”王朝。在一战时代充满着共和主义情绪的欧洲，英国王室这个举动瞬间迎合了英国人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赚取了一大票民众支持。乔治五世也作为一战时期英国民族主义的精神领袖，接受着民众的欢呼。

“萨克森-科堡-哥达”王朝徽记

“温莎王朝”徽记

温莎王朝从其开端，便充满着欧洲式的吊诡。它从未改变过其血亲主义的特性，作为封建贵族，垄断着大片的土地财富，并通过姻亲，扩大巩固其封建垄断的影响。它目睹了帝国的崩溃，却在一座孤岛与帝国遍布全球的精神废墟上，持续享受着作为帝国君主凌驾于人民之上的崇拜。它从未经历过任何形式的现代化冲击，在工业革命后的英国资本主义社会中，“顽强”地延续着其封建经济制度。它像是一个旧时代的怪胎，作为高高在上的贵族，却在民族主义时代将自己扮演成平民的偶像。

在1926年帝国会议之后的第十年，这个叫伊丽莎白·玛丽的女娃重新进入到人们的视野里。随着那个风流成性的爱德华八世退位，伊丽莎白·玛丽那个有严重口吃的父亲正式继位，成为温莎王朝的第三位君主——乔治六世。就在乔治六世继位后的第二年，爱尔兰自由邦正式颁布新宪法，宣布更名为爱尔兰，并不再承认英王为国家元首。不久之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世界格局就此正式开启了新一轮巨大变迁的序幕。

如果说在此之前，英全球帝国的衰弱是悄无声息地展开，那么在乔治六世时代，这种崩溃的进程便充满着前殖民地、“自治领”轰轰烈烈的宣言与宪法运动。旧殖民地的精英们，迫不及待地在这一时期，面向自己的民众与世界，表演着高贵无血的、衣冠楚楚的、法律的“去殖民”与“独立”。温莎王室也顺水推舟地，将自己包装成锐意改良的新人，接受了“英联邦元首”这个新头衔。

相比那些直接殖民地和“白人国家”独立运动的衣冠楚楚，资本主义全球帝国在亚洲、非洲攫取的半殖民地却面临着截然不同的命运。资产阶级在处理封建旧贵族的土地利益时，显示出了莫大的“宽容”。他们更乐意看到，那些旧商业贵族在全球攫取的土地财富，被各地新兴资产阶级吞占。金融资产阶级遍布全球的网络，促生了遍布全球的买办与小资产阶级。他们是这个新帝国全球网络中不可缺少的“基础设施”。

然而，当面对那些由资产阶级本身攫取的财富时，金融资本主义便显出了截然不同的凶恶面孔。在非洲、亚洲那些“半殖民地”，帝国的霸权表现为对当地市场、文化、政治的深度影响甚至是高度垄断。在这些地方，绝大多数对帝国霸权的反抗，都将会遭到最暴力的镇压。作为旧封建贵族的残余，温莎王朝在协助资产阶级维护它们的全球帝国霸权时，则表现得不遗余力。1952年，乔治六世死后，他的长女伊丽莎白继承王位，成为伊丽莎白二世。

如果说那些由殖民地精英们在法律框架内发起的自治运动，是英帝国资本主义帝国所容许的“合法的”反抗的话，那么来自于殖民地与半殖民人民的暴力革命，则是被帝国残酷镇压的对象。在其继位之初，伊丽莎白二世便向她的资产阶级主人们展现了她维护资产阶级新殖民地的坚定意愿。

1953年6月2日，伊丽莎白二世的加冕典礼便是这种意志的象征表演。来自帝国各个“英联邦”成员国、殖民地的军队，身着盛装，扛着来复枪，在海军陆战队与警察的夹道保卫下，耀武扬威地从威斯敏斯特教堂，游行到白金汉宫前。这一幕，也正象征了这个帝国在这一时期，维护资产阶级新“殖民地”霸权时的残酷暴力。

伊丽莎白二世加冕礼，图片来源：youtube视频截图

从1953年对肯尼亚“茅茅”起义的残酷镇压，对东南亚“共产主义分子”的持续恶毒清洗，到1956年英法联军对埃及萨德港惨无人道的大规模轰炸，1960年代对香港工人运动、1970年代对爱尔兰共和运动的镇压，以及之后1980年代的马岛海战，这一系列军事与准军事行动，都无不反映着这个“亲民”的温莎王朝，在面对挑战资产阶级新殖民地的反抗运动时，从不会迟疑露出他们最凶狠的獠牙。

这个旧封建贵族的遗物，在资本主义时代，变成了资产阶级暴力行动外面的伪装物，变成了资产阶级国家杀人武器表面上涂抹的粉色小白兔。在时代与人民的反抗前，他们与他们的主人，苟延残喘。

温莎王朝目睹了旧英帝国的衰落，也目睹了英国资产阶级向一个资本主义全球帝国的融合。这个过程，更伴随着长达一个世纪的英国产业空心化进程。从20世纪的英国，到21世纪的美国，这个进程在全球的资本主义霸权国家中都在缓慢展开。这类资产阶级国家，在这个对全球市场与资本垄断的获利进程中，也同时掘出了自己的坟墓。

作为旧封建贵族的遗留物，温莎王朝就像是一束无根也不合时宜的花朵，未获得解放的人们与不希望看到人们解放的人，在用人民的骨血与精神，养活着这束坟前的无根花朵。而人民解放之时，则必然是它的凋零之日。

终结帝国的，既不是衣冠楚楚的“去殖民”，也不是肤浅的“自决、独立”。终结帝国的，必将是人民的全面解放。

国王死了，人民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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