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网报道 记者 乔炳新】综合《南华早报》、印度《经济时报》报道，印度外长苏杰生当地时间21日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一场活动中提及中印关系时表示，与中国的关系“恢复正常”，是当下印度外交政策的重点。

印度外长苏杰生

据《经济时报》报道，苏杰生表示：“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在世界上看到的最大变化是中国的崛起，这是毫无疑问的。”他称，“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印度的急剧崛起”。

苏杰生说，人们评价印度的标准是根据印度自身的优点、进步的程度和惊人的增长速度，“但你会看到中国在同一时间崛起得更快，更明显。”

“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是，两个彼此非常接近的崛起大国，如何在动态的情况下找到一种和谐共处的方式。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问题。事实上，在历史上也很少出现类似情况。”苏杰生说，若大国之间有一定的地理空间或其他阻隔，这种情况就会比较容易处理。

他还认为，“亚洲的崛起取决于亚洲最大的两个经济体，或者说亚洲最大的三个经济体之间能不能和睦相处。”苏杰生表示，“无论如何，坦率地说，我认为在这个时候，我们与中国的关系恢复正常是很重要的，这是我们的重点所在。正如我对人们说的那样，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现在）这种关系并不正常。”

苏杰生同时表示，管理印度与中国的关系并不容易，安抚俄罗斯也不容易，“这些都是变化世界的自然挑战。”苏杰生称，“我们在印度-太平洋地区遇到了挑战，在欧亚地区也遇到了挑战。我们尝试有效地解决这两个问题。”

他还提到，只有当中国和印度走到一起时，亚洲世纪才会到来。

苏杰生在担任印度外长前曾任驻华大使。今年6月22日，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会见印度新任驻华大使罗国栋时表示，中印不是竞争对手而是合作伙伴。中印关系全球瞩目，两国人民关注，事关两国28亿人民的福祉，事关这个世界能否真正实现公正、平等与和谐。中印之间的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双方应以大局为重，相互成就而非彼此消耗，加强合作而非彼此防范，增进信任而非彼此猜疑。

延伸阅读

这次，印度没给美国面子

由美国主导、共14国加入的“印太经济框架”（IPEF）早前在美国洛杉矶召开部长级会议，这是该框架自今年5月正式启动以来首次面对面的正式高级别会议。

根据会后声明，印度是唯一没有签署该框架四大支柱之一——贸易谈判协议的成员。笔者认为，与2019年退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一样，印度此举虽出乎不少人的意料，但从印度思维出发却在情理之中。

“印太经济框架”是美国2017年退出当时《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后，意图加强与地区国家经济联系的重要举措。该框架目前共有14个成员，包括美国、澳大利亚、印度、日本、韩国、新西兰、新加坡、越南等国。

印度对于该框架表态非常积极，不仅第一时间决定加入，还屡次在国际场合夸赞。那么，如何理解印度退出该框架贸易谈判呢？

首先，印度再现“印度式骄傲”。笔者认为，考察印度在经济、外交、安全等具体领域政策时，不能摆脱印度的文化和战略传统而孤立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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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印度人民党执政以来，印度虽在很大程度上并未完全继承本属于国大党历史遗产的“不结盟”外交政策，走向根据不同议题上的不同利益和立场决定合作与否的“多面结盟”政策，但毫无疑问，印度成为“有声有色的大国”、拒不当“国际关系二流角色”的雄心壮志从未改变。

换句话说，印度不会因为与某一国家或集团在某一议题上保持紧密合作，就自然在其他议题上延续这一合作和协调。相反，如果在其他议题上与印度所认定的国家利益不符，印度会毫不犹豫地唱反调。

印度在此次乌克兰危机中的表态就证明这一点：拒不追随美西方对俄进行政治谴责和经济制裁，反而加大购入廉价的俄罗斯石油。即使来自华盛顿和布鲁塞尔的政客为此屡次造访新德里，苦口婆心地劝说甚至施压也无济于事。

其次，印度认为在框架下的贸易谈判“无利可图”。据美媒披露，由于忌惮美国内保护主义情绪等因素，该框架在启动之初就没有提供美国市场准入优惠条款，在关税减免方面也未做出任何承诺。

这从一开始就意味着，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不可能通过该框架下的贸易安排获得美国针对性关税减免，为印度商品和服务获得进入美国市场的更大机会。

除此之外，该框架贸易谈判将环境、劳工等条款与贸易相挂钩，印度对此表示担忧。印度商业和工业部长戈亚尔表示，希望避免任何可能损害印度贸易利益的条款。“在环境保护问题上，发展中国家必须使用低价、可负担的能源以支撑经济发展。在该问题上一味苛求对于发展中国家是一种歧视”。

“印太经济框架”可谓拜登政府弥补其“印太战略”经济短板，强化与东亚太平洋国家伙伴关系，甚至“塑造中国战略环境”的关键一招。除了贸易之外，该框架还包括供应链、清洁经济和公平经济（税收和反腐败）三大支柱。

此次14个成员国就贸易之外另外三大支柱达成了协议，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就此表示“成员国正在快速推动该框架合作”“美国希望成员国在2023年11月达成合作协议”。事实上，早在启动之初，美国官员就曾表示，拜登政府有意在12至18个月内达成实质性合作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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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野心不小，但该框架存在固有重大缺陷：其本质上是美国贯彻自身全球战略和地缘政治战略的工具，而美国又不愿意为此对所拉拢国家进行市场准入、关税减免等领域实质让利。

简言之，美国希望硬拉别国上船，同时却又让别国自己买票，甚至支付高价票。成员国在逐渐发现该框架无助于本国经贸发展后，还能有多大热情实质性参与值得商榷。

与此同时，包括印度在内的一些成员国在数字经济、跨境数据转移、劳动与环境规则等领域，与美国、日本等国存在重大分歧，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南北矛盾、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矛盾在该框架内的延续和体现，在可预见的将来不可能彻底解决。

连雷蒙多都被迫承认，成员国此次未能就何时完成四个“支柱”谈判达成共识。关于该框架的未来，大可“听其言，观其行”。内部矛盾重重，“纸老虎”变不成“真老虎”。

作者王世达，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亚所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