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陈瑞燕】

近年，彩礼成为公共舆论场上的热门议题，冲上热搜的相关话题数不胜数，比如前不久“河南婚俗改革目标直指零彩礼”一事就在多个社交平台引发讨论。而知乎上关于彩礼的问答多如牛毛，现实中有关彩礼的法律纠纷也越来越常见。

彩礼话题之所以能够挑拨大众心弦，与彩礼的“天价数目”有关。不过，根据笔者在全国各地的调研经验以及目前学术界对天价彩礼现象的研究，天价彩礼并非在所有地方都造成了非常负面的社会效应。因此对天价彩礼问题的认识，必须分区域对待，不同地区天价彩礼形成的逻辑并不一致。

关于天价彩礼的学术研究，目前达成的共识是，以河南、安徽、甘肃等为代表的北方农村地区的天价彩礼给农民造成了极大负担，并一定程度上引发了较为负面的社会后果。

本文主要结合在河南、安徽、山东等北方农村的调研经验，讨论为什么天价彩礼在北方农村引起的农民怨气更大，以及北方农村天价彩礼习俗又是如何形成的。

一、不断攀升的彩礼

彩礼是传统婚姻制度的重要构成部分，指“订婚时男方送给女方的财物”，在世界不同地区、不同民族都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

彩礼既为“财”又为“礼”：从礼俗意义上，彩礼是定婚的礼仪、是婚姻信用的标识物，以“礼”的形式来规范婚姻秩序，这种礼俗性质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和社会记忆，构成了彩礼在现代社会持续存在的基础；从财物意义上，彩礼是结婚时两个家庭之间的资源转移。

近40年来，彩礼作为“财”的属性得到极大显化，给农民婚配带来极大困扰，这点在北方农村调研时感受极为强烈。

在安徽、河南等地的农村和农民聊起彩礼时，他们总有道不完的苦水，比如“隔壁庄前段时间娶媳妇彩礼给了28万啊！”、“现在是娶不起媳妇了，娶上媳妇的哪家不是背了一身债”、 “政府能不能管管彩礼”等等。

在这些地方，彩礼从上世纪80年代的2000元到当前20多万，在近40年内涨了上百倍。在农民的语境中，彩礼一般包括现金和物品两个部分。以皖北S村为例，从1985年到当前的彩礼变化如下表所示：

然而，安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近40年来只增加了不到40倍，我们调研所在县还是安徽经济排名比较靠后的县市。换言之，彩礼上涨的速度远远超过了农民收入增长的速度。

如表1所示，彩礼还只是农民结婚成本中的一部分，除此之外还要置办房车、婚宴酒席等。在S村，结婚建楼房买汽车是基本配置，这几年进城买房愈发成为硬性条件。

建房或者买房首付需要30-40万，汽车15万左右，此外加上彩礼、婚宴酒席开支，农民想要结婚至少80万起步，付不起这个门槛费的农民只能等着打光棍。对于河南、安徽等中西部农民来说，主要依靠外出务工收入每个月4-5千元，这意味着他们不吃不喝奋斗十余年才能获得婚姻的入场券。

所以在北方农村，让农民压得喘不过气来的不仅是天价彩礼，还有高昂的婚姻成本，天价彩礼则成为农民释放婚姻压力和焦虑等负面情绪的突破口。

二、养老挤压、教育倒退与婚姻乱象

不断攀升的彩礼是青年一代结婚成本越来越高的集中体现，也意味着父母为子女完婚的压力越来越大。在北方农村，天价彩礼及其他结婚负担造成了以下影响：

一是向上挤压农民家庭对父代的养老资源反馈。

由于结婚成本越来越高，农民父母即使在子女结婚后也不能有片刻放松以准备养老生活。一方面他们要继续打工偿还为子代结婚欠下的债务，另一方面则继续卷入子代为他们下一代的婚备竞赛中，要在家庭中帮忙抚育孙辈或者经济上贴补子女。

结果是，不仅50-60岁的农民父母持续最大化自我剥削，已基本丧失劳动能力的70-80岁老人的养老资源也遭到挤压，过着非常节俭的养老生活。

在河南调研时遇到一位86岁老人，老伴已去世，他独自居住在一间砖瓦房里，一天仅吃两顿饭。老人房子里堆满了芦苇秸，其他东西都乱糟糟的，他近十余年一直靠编织草席挣钱过活。老人身体早已佝偻，由于常年坐在地上编织草席再也无法直立行走，每天蹲坐着移动。当问起老人为何不靠子女养老，他回答说“子女们也都难啊，娃娃们要上学、结婚，当老人的不能再给他们找麻烦”。

二是向下挤压农民家庭对子代的教育资源投入。

北方农村农民在子女读书学习上秉持着读书天赋论和实用主义教育观。子女读书成绩好说明有天赋，那便支持他们读书；若是子女学习成绩差，那说明没有读书的“慧根”，不如让他们早点辍学出去打工攒钱结婚，否则不仅年龄耽误了，钱也白花了。所以当地村子90后、00后学历普遍不高，大多是初中及以下水平。

而父母认为，让子女接受更好的教育的目的也在于获得更好的婚姻归宿，如果读了很多书却娶不上媳妇或嫁不上有钱老公，那读书便是无用的。在这样的教育观念下，不仅男孩缺少管教，女孩也早早没了学习的心思，天价彩礼则意味着她们可以靠结婚嫁人过上丰裕的生活。

可以说，抚养、教育、结婚、赡养是农民家庭要承担的几大功能，也是农民家庭资源分配的几个方向，而天价彩礼就像家庭财富的抽水机，“抽”走农民家庭在其他方面的资源投入。

三是引发了大量农村婚姻乱象。

在河南Q村和安徽S村调研时发现，当地都存在大量早婚、未婚先孕、离婚、婚姻诈骗等现象。

一方面，儿子娶不上媳妇打光棍的压力让父母早早为子代谋划婚事，以提高成婚的可能性，否则年龄越大越可能打光棍，而女孩由于属于“资源稀缺”，一没读书便被媒人踏破家门；另一方面，彩礼价格和婚姻成本不断攀升，几乎一年一个价，儿子越早结婚意味着成本越低。也因此，在这些地区，青年婚龄不断提前，18-19岁结婚是正常年龄，22-23岁便是晚婚了。

面对越来越高的彩礼，一些农民父母不惜突破道德底线，暗示儿子进厂务工找女朋友时“先把肚子搞大再说”。如此一来，不仅在事实上确定了婚姻关系，男方家庭在彩礼谈判环节上也获得了压低彩礼的筹码，结果导致出现大量的未婚先孕现象。但是，早婚、早孕以及在父母催促乃至包办下仓惶结婚的农村青年，其婚后生活不稳定性极高，离婚率高涨。

此外，高额的彩礼让一些违法分子发现了商机，出现了以恋爱结婚为手段诱骗青年男性及其家庭支付高额彩礼的个人与团伙。

S村老妇女主任的侄子2019年网恋时遇到诈骗犯，被骗取彩礼数额10余万；该县一母亲曾为女儿三次说媒而骗取到高额彩礼，最终被男方告到法院却拒绝返还彩礼。在河南Q村调研时也发现有云南已婚女性重婚嫁到村里结果卷款逃走的骗婚现象。

三、北方农村天价彩礼缘何而来

如前所述，彩礼原本是婚姻中的一个仪式程序、一种礼的表达，随着物质水平的提高，彩礼数额随之上升是一个正常现象。问题是，当前北方农村的彩礼价格已远远超出一般农民家庭可以承受的水平。

北方农村彩礼价格逐年攀升直至“天价”，背后是什么原因呢？

其一，人口结构上，地方婚姻市场中适婚人口性别比失衡是彩礼上涨的基础。

一方面，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男性比女性多出3490万人，全国人口结构总体性失衡。而人口结构失衡较为严重的地方便是大多北方农村，一胎政策时期重男轻女的倾向导致现在适婚年龄青年性别比严重失衡。

另一方面，打工经济兴起后，由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北方农村部分女性资源由于外出务工而婚配到东部等发达地区，再次加重了本地婚姻市场上人口结构的失衡。

这些意味着婚姻市场上必然有男青年不得不打光棍。而现实是，几乎北方每个村子里至少都有10-20个适龄未婚男性。

这残酷的现实无疑给农民家庭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压力，为了能够结婚，农民家庭不得不以更高的彩礼来增加自身在婚姻市场上的竞争优势。

其二，婚姻伦理上，北方农村父母厚重的代际责任构成彩礼上涨的动力。

在北方农村，为子代完成婚嫁被视作父代必须要完成的“人生任务”之一，能否完成这个人生任务，决定着父母在村庄中能否获得面子和尊严，也是人生是否圆满的重要标志。儿子不成家，地方社会会将子代婚恋失败的责任归咎于父母，认为是“当父母的没本事”。

在这样的家庭伦理之下，父母为了儿子结婚，愿意付出极大代价。当男多女少的性别结构成为客观现实，为了避免自家孩子沦为光棍的人生风险，父母愈发积极主动介入子代婚恋过程，早早为子代相亲娶媳，同时在无法参与子代婚恋中的情感构建时，父母便以不断提升家庭经济实力的方式来增加儿子的竞争优势，彩礼数额在此过程中不断被拉升。

其三，地方文化上，北方农村社会的面子竞争进一步推动彩礼上涨。

中国人普遍看重“面子”，在北方等中华文化核心地带农村社会的面子竞争更为突出。

对于男方及其家庭而言，能够为儿子完婚便是最重要的面子，在此基础上，彩礼越多便越有面子，村庄家庭经济条件好的家庭便会有意抬升彩礼以彰显自己。对于女方及其家庭而言，也会攀比拿到的彩礼数量，彩礼越高说明女儿越优秀，如果要价太低，便是“低人一等”“没有面子”。

概而言之，天价彩礼背后反映的是人口结构失衡的时代命题，是地方社会文化的体现，也包含着普通农民对于人生意义的定义。也可以说，天价彩礼是北方农村农民亲手为自己编织的笼子。这也是当地农民对天价彩礼充满怨言，却又无法退出彩礼竞争秩序的重要原因。

四、政策反思

在河南、安徽等北方农村，高价彩礼给当地农民生活造成极大压力。不过，要想缓解农民青年结婚难的困境，仅仅打压天价彩礼是治标不治本之措，因为即使取消彩礼，农民也可以提高其他婚姻条件。

北方天价彩礼是性别结构失衡和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以及地方社会强烈的代际伦理和面子竞争文化这些历史、经济与文化等结构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这是系统性问题，不是某个地方社会能轻易改变的。因此，北方农村天价彩礼的治理最终要落脚到文化层面的宣传引导。

例如：在村社层面通过展示天价彩礼的负面后果诸如离婚、骗婚等，张贴“天价彩礼换不来幸福家庭”等宣传标语，以形成对高价彩礼的公共批判，避免彩礼炫富攀比行为进一步推高彩礼；社会层面上对于房地产商将买房与父母婚姻责任挂钩以及营造婚姻焦虑的宣传行为，要进行打击制止，以此纾解父母的责任压力和焦虑心态。

文化层面的移风易俗需要长期宣传引导，若操之过急强制干预，物极必反。将“零彩礼”作为治理目标，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地方政府急于求成的心态，宣传低额彩礼、抑制彩礼价格不再上涨才是更为切实的目标。

此外，农民对于彩礼的认知与现实实践，和网络空间关于彩礼的争论，存在较大断裂与张力。在不同的地方，彩礼给农民带来的压力程度、农民对彩礼的理解、彩礼对农民婚姻的意义并不相同。

例如，以河南为代表的北方农村的农民面对不断攀升的彩礼苦不堪言，“生两个儿子要哭一场” ，希望政府能够出手管一管高价彩礼；而江西余江等地的不少农民却认为高价彩礼是对稳定婚姻的保障，对天价彩礼并无太多怨言，有些人甚至非常反对政府出手干预，对零彩礼的集体婚礼更是嗤之以鼻。

因此，对天价彩礼的认识和治理要有区域差异意识，相关治理不能简单粗暴地一刀切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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