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翁鸣江】

为什么要争取“中国治下的世界和平（Pax Sinica）”

一直以来，我们有不当世界领袖的外交思想。中国的传统思想里就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在有些中国人看来，中国自己还没有发展好，现在要想在国际秩序和规则上动什么想法，无异于不自量力。

何况当今世界已经不是“真理只在大炮射程范围内”的天下，不可能再毫无顾忌地搞丛林法则、肆意弱肉强食，如今想要当世界老大，很可能本身就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而且正所谓“权力越大，责任越大”，加之中国人大多数本身就宅心仁厚，传统教育下更是喜欢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如果真当了“老大”，还可能比以往那些西方“霸主”背上更多的包袱……许多中国人不希望占别人便宜，但也不想被他人揩油。

也正是因为如此，对于国际秩序和规则来说，一直以来我们本着就是实用主义的态度。对于适合国情或符合国家利益的国际秩序和规则，中国会遵守（“与国际惯例接轨”）。对于那些不适合国情、不符合国家利益的，中国大多数情况下本着求同存异的态度。

但是，在以前中国实力不彰时，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还可以对“求同存异”视而不见。随着中国实力的上升，自然引来当前西方社会对中国的不满，将中国的做法视为“选择性适用”。

一方面，从西方的右翼视角看来，中国的做法是占了国际规则的好处和便宜，却没有履行相应的义务和责任。他们认为，中国科技、军事和经济实力总量上明明已经跻身世界最一流的国家，但在WTO等国际组织中仍然以发展中国家自居，到处“搭便车”。

按照美国学者约瑟夫·奈（Joseph Nye）等人的理解，如果当前的中国并不寻求推翻其从中受益的世界规则和秩序，而只是想增加在该规则和秩序内的政治经济影响力，那么逐渐会变成一个对现有国际规则和秩序有破坏性作用的“搭便车者”。

特别是，随着美国已经越来越无力负责重要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如果中国实力崛起后却仍然不参加国际性事务决策，那么世界就必然再次会陷入领导力空缺、危机四起的险境。

这就是所谓“金德尔伯格陷阱”（Kindleberger’s Trap）问题。根据这个理论假说，早在1894年，美国就在经济上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第一。然而在一战和二战之前，美国为了一己私利，始终不愿意负责起领导世界的相应责任，导致各国各自为政、以邻为壑、经济危机此起彼伏，“贸易战”和“汇率战”等等更是摧毁潜在的国际间合作，从而最终加速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然而，要美国迅速承担国际责任只是理论假说的设想而已，实际上作为老大的英国也需要厘清两国的关系。1895年到1915年，英美两国逐渐缩小分歧，这段时期被称为“大和解”（Great Rapprochement），图片来源：wiki

所以，在他们看来，中国现在这种对西方国际规则选择性适用的做法，只对中国有利，却对世界上其他的国家不利，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再说白一些，虽然西方右翼对“白左”理想嗤之以鼻，但是，骨子里还是跟左翼一个德性，那就是把自己永远看作高人一等。对他们来说，西方永远是最优秀的。之前和中国相比发展速度相对落后，那是因为美国等西方国家给落后国家的帮助和倾斜太多了，而不是西方自己的问题。现在美国需要卸掉一切包袱和中国竞争，需要想尽一切办法和中国争权夺利。

更何况，在那些右翼眼里，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那就是一堆烂摊子，虽然美国自己是不想、也没精力和能力再理了，但是这个担子也该要忽悠中国挑起来了，就算不能拖垮中国，也最好能让其陷到里面不得翻身。

另一方面，从西方的左翼视角看来，西式的自由民主世界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而中国则是意图挑战自由主义秩序的修正主义者。他们认为，中国很多我行我素、自行其是的做法不符合西方所谓的“基于规则的秩序”（rules-based order）。

特别是在西方左翼越来越要求扩张个人权利，主流观点越来越“存人欲、灭天理”的大趋势下，中国仍然恪守主权高于人权原则，包括在新疆、香港和台湾地区所采取的一系列偏向于国家主义的强硬政策等，无疑更是触碰了西方左翼那些“道德圣母”的逆鳞。

在西方左翼看来，中国作为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如果中国现在的做法与西方的标准和规则不同，那么中国的未来发展方向和西方发展方向的分歧就会越来越大。长此以往，不仅中西方的对立越来越明显，中国还会挑战现存世界第一强国美国和其背后的整个西方世界，进而影响到西方社会的各个方方面面，中美更是有直接跌入到 “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即爆发战争）的风险。

所以，对西方左翼来说，西方自由主义社会不仅需要在西方“基于规则的秩序”（rules-based order）基础上党同伐异，对外还需要一直不断地采取各种手段和措施，来回应中国崛起的所谓“威胁”。

当然，不管是西方的左翼还是右翼，他们有一点共识，那就是中国的强势崛起对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和规则已经带来了严重的挑战。按照美国拜登总统的说法，世界发现自己陷入了一场“民主”与各种形式的“专制”之间的巨大竞争。这不仅仅是政治制度之间的斗争，还是一场同时涵盖了经济、文化、知识和政治竞赛的比赛，一场“进步”力量和“反动”势力之间的较量。

所以，在这场注定会决定中国命运的、中美间的竞争、斗争、比赛和较量当中，是不是可以让美国既做运动员又做裁判员？那样能否保持竞争的“公平”？中国是不是永远只能听从和遵守美国领导的世界秩序和规则？这些都是我们必需解决的问题。

这些问题的核心，就是中国是否有自己领导世界秩序和规则的合理观点和主张。换言之，在有人试图让中美脱钩的大背景之下，中国是为了避免让人产生要“领导世界”的印象而谨小慎微，还是要积极参与现有的国际规则和秩序，打造和构建符合世界人民利益的新国际规则和秩序，进而顺势实现“中国治下的世界和平”？答案显然是不言而喻的。

如果我们把美国等西方国家主导的现有国际规则和秩序称为“旧秩序”的话，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就有必要去打造“中国治下的世界和平”这一“新秩序”。

展开来说，中国肯定不会像美国那样，长期在表面上挂着所谓“自由民主”的羊头，实际上却卖着单边霸权主义旧秩序的狗肉。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肯定不会靠自己独自的力量，来制定和执行所有未来世界“新秩序”的规则。中国承诺要“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秩序。就像国内一些国际事务专家理解的那样，中国要引领世界走向一种更合乎道德、更人性化的全球秩序。

更进一步说，哪怕中国或许是当今世界上、唯一可以令人信服地、坚持与美国相抗衡的国家，但中国主导的世界新秩序，却绝不是中国在所有事情上都说了算。至少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主导的新秩序必需要尊重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的要求，毕竟现在西方的实力还摆在那里。

但是，中国主导的新秩序，必然是要建立在主权平等、各国“平等相待”的伙伴关系基础之上。“中国治下的世界和平”与旧秩序最大的不同，在于东西方各国都需要放弃各自的傲慢与偏见，从单边主义重新回到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组织所始终倡导的多边主义合作的初心。

“中国治下的世界和平”的特征

具体来说，至少从以下三个角度，我们可以讨论中国主导的新秩序和美国主导的旧秩序的差异和不同。

外界对“中国治下的世界和平”的探讨会越来越多，避无可避

第一，从“克隆主义”原则走向实用主义原则。

美国代表的自由主义国际旧秩序的核心观点，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西方传统自由主义思想自带一种眼睛长在天花板上的傲慢与偏见。如果有哪一个国家不接受美国关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主张，那所有的错误就百分之百在那个国家头上。

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从其兴起伊始，就在全球各地大肆殖民。英文里的殖民地（colony）这个词，和自我复制的克隆体（clone）一词非常接近。事实上，西方文明在世界上的扩张过程，就像是一个把西方母体文明，以复制克隆的形式推广到其他地方的过程。对西方国家掌握的殖民地来说，西方文明很少考虑被殖民地区人民原来的治理和生活方式，往往是实在力有不逮，才借用原有的治理方式统治社会下层。

即使到现在，物理意义上西方殖民克隆主义已经基本不复存在，但是西方社会对其他非西方社会，在制度、文化、思想和精神等方方面面的“克隆主义”扩张依然根深蒂固。特别是在美国为代表的很多西方人看来，现代化就是西化，西方发达世界就是全人类的“过来人”，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和规则，所谓自由主义制度的民主自由，是“人类历史的终结”。

在中国，即使是今天也还有很多被西方思想洗脑和精神殖民后、被利用来“以华制华“的人。在他们看来，西方世界不仅代表了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西方的思想和价值观更是人类社会的“指路明灯”。任何其他文明、国家和地区，如果不采用与西方一致的自由主义思想、制度和价值观，那就统统都是“垃圾”，并且注定要失败。

相比之下，中华文明在扩张和对外关系上，历来就没有这种“克隆主义”的倾向。几千年来，哪怕中国的中原国家已经发达到领先世界的水平，但都可以看到中国没有多少去对外克隆和推广中华文明的主动意愿。在边疆治理的过程中，从汉唐的都护府和藩镇制度，到明清之后的卫所、土司、羁縻、改土归流制度等等，中华文明采用的始终是因地制宜、实事求是的实用主义原则，一般以守土为首要目标，至于中华文明影响力的拓展，则主要依靠文明自身的吸引力。

对中华文明来说，毕竟边疆和边疆之外的地区有各自的特殊情况，需要在不同的时间，根据不同的客观条件，采用不同于中原文明的处理方式。事实上，哪怕是在今天，中国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采用的自治政策，在港澳台地区采用的“一国两制”等，走的依稀仍然还是这个路子。在对外关系上，从建国时期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现在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也都是在平等基础上、尊重各个国家发展的特殊性，看重的是不同制度和政策的实际效果。

中国人最相信“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朴素道理。同样是终生雇佣劳动制度，在日本是曾经促进经济起飞、在今天仍然是维系社会稳定的灵丹妙药；但在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就变成了“大锅饭和磨洋工”。

在有些遵守伊斯兰传统法律的国家中，有小偷砍手、奸淫者处以极刑石击的规定，在有些中国人眼里可能过于残忍和野蛮；但是中国和美国一些州采用的死刑制度，在欧洲废除死刑国家的大多数人看来，一样是落后和不可理喻。

同样是发放福利和发展教育的政策，在北欧国家是促进其经济发达的基石；在南美一些国家，那就是庇隆主义，就是造成通货膨胀，国家最终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元凶之一。

正所谓“彼之甘露，吾之砒霜”，不同国家有其不同的国情、背景和发展阶段，想要找一剂能够解决所有问题的灵丹妙药，在这个世界上是不大可能的事情。而且，哪怕是那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理，在不同的地方执行起来也会有不同的结果。就像世界上近两百个国家和地区，绝大多数都已经采用了市场经济的政策；但是从成效来看，现在已经达到富裕程度的地方，恐怕也只有寥寥少数几十个国家。

所以，在中国崛起之前，美国作为西方发达国家的代表，始终宣传现代化就是西化，其他国家和地区只有克隆和遵守西方自由主义秩序的制度和规则，才能走上繁荣富强之路，这样一套说辞是有一定蛊惑力的，毕竟有欧洲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的例子摆在那里。然而，随着中国即将重新成为世界经济总量最大的国家，更多人会意识到，哪怕像中国那样在经济和政治制度上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完全不同的国家，一样可以从筚路蓝缕走向繁荣富强。

更进一步说，更多人会慢慢发现，未来世界的发展新秩序，绝不是靠“克隆主义”的照搬照抄，更不是“信自由、得永生”，而是应该要走不吃嗟来之食、采用拿来主义的实用主义原则的正道。毕竟，有的国家适合于采用偏自由主义的政策，有的国家则在应用倾向于国家主义的政策后可以达到更好的效果。如何配比调试两种主义政策的运用，放在任何国家都会是个任重而道远的过程。

说到底，这个世界上并没有一种可以一劳永逸地包治百病的办法，西式自由民主可以永久克服人类社会一切难题的简单忽悠，不是太傻太天真，就是别有用心。即使有一些制度和政策可以相互借鉴，但是每一个国家走上繁荣富强之路的方式和方法其实都有其独到之处。所以，未来世界的新秩序，就应当是“实用主义”优于“克隆主义”。每个国家都需要根据其不同的国情、背景和发展阶段，探求适合自己的实用主义发展之路。

第二，从主动干预主义走向被动攻击（passive aggressive）干预主义。

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天生就具有主动干预主义的倾向。在美国人眼里，自由主义秩序和规则，本身就是一整套建立在以个人尊严为中心的最“进步”理念。虽然，成就美国霸业的，是其在世界上最强的军事、经济和科技等实力。但是，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聪明之处在于，把自由、民主和人权等完全按其需要加以解释，把程序正义而非实质上的“自由、民主、人权”标榜成促进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秘诀”和整个人类社会的“大义”。

美国这种“大义在手，天下我有”的做法，对西方来说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其中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直接站上了人类道义的高地，可以用来指哪打哪、随意干预他国。任何与美国立场不同的国家，都有在道义上处于不利局面的风险。

而且，在旧的两极格局被打破后，来自美国和西方的这种主动干预，不仅可能是来自军事上的，还有可能来自经济、文化和地缘政治等方方面面。其结果是，在美国主动干预主义的政策之下，除了中国、俄罗斯和伊朗等少数一些国家之外，没有什么其他国家可以真正和美国保持主权上的平等，在国际关系上顺从美国领导的自由主义秩序就成为了必然趋势。

但是，这里的问题在于，人类社会的大义，应当是对我们大家都有切实好处和利益的东西，诸如像世界和平、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良好的环境等等人类社会的基本福祉。西方自由主义秩序和规则充其量不过是部分西方人用来实现大义的手段和措施而已，并非是人类社会的真正目的和大义本身。把手段充当为目的，自然就犯下了颠倒因果的错误。

至于说民主体制或新自由主义秩序是促进经济发展和增长的“秘诀“，那更是不怎么着调的事情。二战后寥寥无几成为发达国家的国家中，以色列和爱尔兰在文化和传统上本身就是西方国家，韩国和新加坡则跟西方的自由主义秩序有诸多差异。韩国等很多东亚国家和地区在未西式民主化之前就实现了经济崛起，更说明经济发展和西式自由民主体制的关系不大。

事实已经证明，二战后亚非拉但凡是施行西式自由民主体制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成长为发达国家。对这些国家来说，自由主义和西式民主甚至是阻碍而非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印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三波“民主化浪潮”后，采用西式民主制度的亚非拉国家，大部分并没有繁荣起来，图片来源：wiki by Piotrus

这也是为什么，当安吉丽娜·朱莉站在中东的废墟前，闻着尸体的气味，大谈“虽然他们一无所有，但他们自由了”的时候，世界上更多的人，甚至包括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自己，开始慢慢意识到美国等发起的伊拉克战争是完全错误的决定。

正所谓，“子非鱼，安知鱼之乐”。西方人，即使包括他们当中的本性良善之辈，他们最常犯的错误在于他们喜欢把自己的观点强加到他人之上。因此，西方社会的这种把他们自己想要的东西，先入为主的看作是别人也想要的、并强制别人接受的主动干预主义做法，在现实中就造成了无数“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的悲剧。哪怕他们的出发点是想要解决问题，结果却是使得问题变得更加糟糕。从伊拉克到前南斯拉夫各国，从“阿拉伯之春”之后的中东到最近的阿富汗，均莫不是如此。

与美国这种以咄咄逼人的主动干预主义政策相比，中国在这方面的政策显然更符合世界人民的利益。以中美两国的核基本政策为例，作为美国要在全世界推行其霸权的基础，美国采用的是保留“首先使用核武器”原则的主动干预主义政策；谁不听话，美国就甚至可以首先使用核武器来攻击他们。

相比之下，中国采用的是“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原则。中国的这一原则不仅可以体现中国对国际秩序和国际和平的主动担当，也有一定的灵活性。对无核国家和无核地区，中国肯定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对于有核国家，原则上也是无条件不首先使用。然而，假如某个有核国家胆敢肆意侵略中国，悍然侵犯世界和平和人类大义，中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原则是否要有例外显然是可以探讨的。

这就是未来“中国治下的世界和平（Pax Sinica）”国际新秩序的特点，我们可以简称为“被动攻击（passive aggressive）干预主义”。具体来说：

一方面，我们亟需要拨乱反正，需要把人类社会的大义，重新放回到发展经济、为老百姓谋利益等等人类根本福祉问题上来。我们不需要否认西方民主体制或新自由主义秩序对西方社会自身的意义和价值（抛开近五百多年来西方世界对非西方世界的掠夺和侵略不谈），但是我们清楚地知道，适合西方的形式正义（所谓西式的“民主”和“自由”），未必就适合于其他地方；更不是实质正义的本身。

所以，在中国所倡导的国际新秩序之下，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对比，核心就不仅仅放在程序和形式上，而是更要考虑实质和实际效果。毕竟一个国家和社会是否采用自由主义价值观和西式民主制度等表象，不是首要问题。我们更需要比较和探讨的，是人类社会福祉的具体大义问题：也就是诸如经济发展程度和速度、教育水准的提高、政府治理的水平、医疗的便捷和有效性、社会的法治水平、腐败的程度、贫富分化的情况、社会的福利状况、国家和社会的团结和统一等等关系到社会上每个个体切身利益的等等具体问题。

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应当像西方那样，动辄使用新自由主义的所谓“基于规则的秩序”（rules-based order）的这一“伪大义”，来干涉和祸乱其他国家。未来世界的新秩序，应当是以人类社会的福祉作为大义，然后一步步地去解决战争、疾病、贫穷、愚昧落后等人类社会的具体问题。而且，如果有国家敢肆意侵犯和破坏人类社会的大义，那么，那些被侵犯和被破坏的国家，就应当有权利用所有合法的手段，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干预和制裁。

事实上，中国在最近几年以来，已经开始慢慢在涉及到新疆、香港和台湾等国家和民族统一的人类社会大义问题上，通过立法（如香港的《国安法》）和国际性制裁等等措施，在全世界范围内震慑宵小，成效非常显著。虽然中国在目前阶段，大体上还没有跨出中国的国境线去主动找人家麻烦。但是，随着中国在这方面的立法正在日益完善和中国实力的逐步增加，未来诸如像长臂管辖、次级制裁等等一系列的干预措施，也完全可以考虑在全球性范围内采用。

而且，与美国四处主动出击的干预主义政策不同，中国启动被动攻击干预主义政策的前提必然是“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本身就具有自卫的正当性；只要保持被动原则，也完全不用担心“屠龙者终成恶龙”的问题。

所以，“中国治下的世界和平”意味着，中国需要和所有世界上其他国家一道，从人类社会真正大义的高度出发，对内有“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这样踏踏实实做事的态度，对外则采用“不惹事、也不怕事”的促进国际事务和平发展的宗旨。这样由中国主导的国际新秩序，显然就更符合全世界人民的利益。

第三，从交易型（Transaction-based）国际合作走向赋能型（Enpowerment-based）国际合作。

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旧秩序，其实并没有走出英美传统“利益优先”原则的窠臼。就像两百年前英国的亨利·帕默斯顿勋爵说过的那样，“我们没有永远的盟友，我们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我们的利益才是永恒的，而遵循这些利益才是我们的责任。”

因此，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看来，国际关系就是各种大大小小的交易，国家之间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即使是在所谓的“盟友”之间，也还是如此。最近，美英两国直接从法国手里撬掉了价值大几百亿美元的、为澳大利亚制造潜艇的订单，就是这方面最好的典型例子。

究其根本，还是经济体制决定上层建筑。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逐利的天性，确定了西方主导的国际间合作的目的就是利来利往，就是要让资本获得最大的收益。所以，哪怕西方总是高举所谓“人权”“自由”和“民主”等人类社会的伪“大义”大旗，但是在金钱和利益面前，这些却都可以随时弃之如敝履。

更令人感到遗憾的是，就像艾森豪威尔总统在他的告别演说中曾经警告世人的那样，美国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形成了一种战争经济。二战后的大多数时间，美国长期处在各种大大小小规模的战争之中，让接近四十个国家约两千万人死于非命。其结果是除了让西方的军事工业综合体（MIC）及其附属的武器承包商、以及其他相关产业和金融资本赚到盆满钵满之外，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在美国和西方的所谓“帮助”之下，并没有摆脱贫穷和落后的悲惨命运。

艾森豪威尔的告别演说成了精准预言，图片来源：NPR

所以，当中国在全世界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时，我们所设想的国际新秩序，就不应该单单是一个纯粹以利益为基础的国际合作。正所谓，“以利相交者，利尽则散”，中国人所设想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依赖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是在利益的基础上，更要看重相互之间作用，以及相关利益方之间长远的合作前景。具体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看。

首先，西方政权体制的不稳定性，导致执政党左右翼轮流上台。这也导致西方政策的延续性通常无法确定。特别是西方基于利益的交易型国际合作，往往只看当前利益，而不能顾及长远。曾几何时，包括基地组织、萨达姆、库尔德人等等都还是美国政府的扶持对象和座上宾，但当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利益发生变化时，所谓的朋友就翻脸变成了敌人。

相比之下，中国的体制比较稳定。所以，在国际合作的大政方针上，不仅会看到当前利益，也会注重长远利益。除非是对方自己变卦，否则来自中国的合作往往是始终如一、持之以恒。像中国与巴基斯坦之间的合作、中国支持的非洲项目等等，其时间跨度都非常长久。

而且，哪怕纯粹是企业的对外投资项目，中国的大型企业也通常会考虑长远利益。即使局部项目或有得失，整体上还是会追求双赢的结果。譬如某中国企业曾经在某阿拉伯国家的铁路项目中，因为种种原因亏损高达几十亿人民币。但是，这家中国企业从这个项目中建立起来的良好形象和信任关系，也使得后续项目源源不绝，最终不仅获得可观的投资回报，也让我国其他企业在中东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建立了长期的业务关系。

所以，来自中国的合作，就不单单是纯粹的利益交换，而是通过长期合作造成可以为合作各方相互赋能的效果。从而把简单的交易型短期国际合作，做成了相互赋能型的长期国际合作。

其次，虽然市场经济本身追求利益，无可厚非；但是，西方基于利益的交易型国际合作中的利益优先，往往过于考虑西方自己一方的利益，而不怎么考虑被合作方的利益。除了北欧模式的合作和援助还会考虑到受援国利益，体现了一定程度的利他主义和中立色彩要求之外，大多数西方国家都会把合作和援助直接做成主要对自己有利的生意。

这里比较极端的典型案例，譬如几年前美国为阿富汗国民军突击队购买丛林迷彩服的丑闻，当时美国五角大楼专门找了一家不知名的小公司采购，还花了9381万美元。但如果以北美市场价购买同样数量的ACU迷彩服，则只需要不到6400万美元。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阿富汗是一个中亚内陆国家，国内及周边地区多为山区荒漠，森林覆盖率仅为2.1％，所以阿军穿森林迷彩服实际上几乎没有任何作用。

另一个极端例子是2005年，美国国际开发署在预算中拨付了8000万美元用于支持一项名为“遏制疟疾计划”的援助非洲国家项目，调查发现，这笔预算中居然只有5%用于购买蚊帐，只有1%用于购买药品，剩下的绝大多数经费用在美国开发署本身和高薪雇用援助顾问上。

即使排除极端情况，来自西方正常的合作和援助也是问题多多。以利益为核心，西方国家把合作和援助当作“生意”来做，其客观结果之一就是造成了发展中国家产生对西方贷款和援助的严重依赖性。鉴于西方贷款和援助，大多数还是会用于从西方购买一次性的服务和产品，从而就直接造成了这些国家“越穷越借，越借越穷”的两难处境。更不用说，美国等国家还会故意在东南亚、拉丁美洲等地，让一些主权国家“染上”债务问题，从而让其一步步陷入美国等西方人设计的经济陷阱里。

相比之下，中国的对外合作和援助的利他主义特征就比较明显，不单单是为了实现某一方的利益，而且还要为合作各方赋能，为合作方的自身发展助力。就像中国启动的“一带一路”投资项目，都是切切实实为沿线国家带去其所亟需的基础建设项目。不仅价格公平合理，而且速度和工程质量都比较有保障。以最近通车的越南地铁项目为例，工程价格只是日本公司在越南承建的类似项目的三分之一，而且完工也比日本公司的项目要早很多。

因此，中国的对外合作和援助就不仅仅是单纯的“交易型”利益交换。因为通过为这些“一带一路”国家、建造为他们有利的基础设施，不仅仅项目的本身质量可靠，还能为这些国家节省很多开支等；为这些国家赋予了进一步发展的能力，从而达到了赋能的效果。

最后，西方基于利益的交易型国际合作，还经常把推广西方价值观作为交易的一部分。不是要你觉得怎么样；而是要我首先觉得对不对、好不好才可以。作为附条件援助，几乎所有西方国家（包括北欧国家）都会把西式的“民主”“自由”等“普世价值”作为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的条件，要求受援国进行西式政治改革、推行民主化等。至于被灌输所谓“民主、自由”的国家，其内在体质能否适应西式民主、自由等，那就不在西方的考虑范围之内了。

更有甚者，很多西方合作和援助项目还会乱开所谓类似“华盛顿共识”的药方，不时要求对方国家降低关税、拆分国企、开放市场等等，这些都会进一步造成这些国家本土产业的崩溃。

对比而言，来自中国的合作和援助无疑是国际社会的一股清流。与西方国际合作中“强制搭售”一些乱七八糟不相干的东西、借机推广所谓西式“民主、自由”的人类社会的伪“大义”不同，如果说来自中国的合作和援助也有促进价值观想法的话，那么我们所促进的唯一价值观就是人类社会的真正大义，那就是要切实提高对方国家老百姓的福祉。不管是造桥、修路、建港口，还是从事基础电信、物流等等方方面面的投资，中方不仅以利益交换为基础，还会在此之上进一步提升对方国家在相应各方面的能力和实力。所以，对被合作方来说，不仅体现了实实在在、互利互惠合作的好处，也有为对方“赋能”的效果。

也正是为此，虽然西方媒体总是喜欢以己度人地发牢骚说，来自中国的投资带有各种“陷阱”；但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却一直以来都对来自中国的投资和合作都持有欢迎态度（譬如中国召开一带一路国际会议，来参与的国家领导人甚至要超过联合国的常规大会）。这也说明，未来国际合作的领导者，一定会有中国的一席之地。而且，对于那些切实体会到中国赋能型国际合作好处的国家，他们也会非常愿意与中国一起来改写和制定未来国际合作的新秩序和新规则。

国际秩序和规则的未来展望

最近有两个标志性事例，可以进一步看出中国在国际规则和秩序中的地位。

一是近年来，美国政府开始系统地迫使中国国有控股公司在美摘牌。并且，美国政府还不断要求在美上市的其他中国公司向美国的会计师事务所进一步公开账目，否则就要把这些中国公司逐出美国的证券交易所。与此相对，中国政府也开始逐步收紧对中国企业在海外上市（特别是在美国上市企业）的监管。希望通过中国香港等地来替换美国作为中国企业海外融资主要平台的意图也越来越明显。

另一件事情是继中国推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之后，美国和欧盟相继提出了各自的全球基建计划。当然，不管是美国提出的“重返更好世界倡议”（Build Back Better World，简写B3W），还是欧盟推出的“全球门户”（Global Gateway）计划，都很强调自己的特色。为了和中国的“一带一路”相区别，这些计划大炒所谓“价值观”、“高标准”、“支持私营”等等概念的冷饭。至于是否能够真正实施、实际投入规模和究竟会给其他发展中国家带来哪些好处，估计我们一时还看不到任何具体的成果。

所谓窥一斑而知全豹，通过这两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到未来世界国际秩序和规则的变化，存在两种可能趋势。具体来说，从第一个事例中反映出来的中美日益对立，显示出未来的国际秩序和规则，短期来看存在着继续扩大对抗和冲突的趋势。但是，后一件事情则显示，至少在国际合作的领域，长远来看也存在着世界正在向中国主导制定的秩序和规则看齐的可能性。

第一个事件，是在美国单方面试图和中国脱钩的大背景下，中美开始争取世界国际秩序和规则的主导权的缩影。表面上看，是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退出美国股市，但实际上也从侧面反映，对中国企业和投资者来说，哪怕是美国华尔街这一目前全球融资的中心，正在变得日益可有可无。

毕竟，从购买力平价（PPP）的角度来说，中国很多年前就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即使按照汇率来算，按照主流经济学预测，中国经济整体实力超越美国也就是十年左右的事情。中国的本土市场已经足够强大，自身的资金已足够充足，而且不难从世界其他地方吸引更多资金。所以，这件事情虽然是美国最早挑起的，但是，什么时候会结束就不是美国能说了算。中国内地和香港的股市用自己的一套秩序和规则，来和美国股市抗衡，并开始进而争夺国际金融和投资的主导地位，究竟鹿死谁手、亦未可知。

说到底，只要没有新的产业革命或科技突破，西方作为成熟市场，产生增量业务的可能性有限；而中国的优势，恰恰在于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增量市场，而且中国在科技、军事、前端产业等的实力已经接近甚至在部分领域超越西方。即使是现在，中国电影的整体票房已经超过美国，中国汽车销量已经连续十二年全球第一，最近中国也已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消费国等等。

现在中国的人均GDP不过是美国的六分之一，如果未来中国人均GDP能达到美国的一半，那么中国的经济总量就要比整个欧盟和美国加起来还要大。因此，未来的中国市场之大，不仅可以支持本土企业，还可以支持一众外资和外国企业。对于许多欧美的优秀企业来说，如果继续在中国开展业务，将来从中国市场中获得的利益超过其本土市场，很可能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而且，像通用汽车、特斯拉和苹果等美国公司，他们在过往从中国投资中获得的收益，还不仅仅是丰厚的利润回报。这些公司通过在中国整合业务、利用中国的人才和生产优势、技术交流等，确保了这些企业在行业中的国际领先地位。

埃隆·马斯克（Elon Musk）曾经多次强调，对特斯拉最具竞争力的公司可能来自中国。这也意味着更进一步说，外资和外国的企业如果不能在中国市场的激烈竞争中生存，在国际上就有沦为二三流企业的风险。也正因如此，美国自特朗普开始的一系列试图在经济上与中国脱钩、希望实体产业回流美国或至少迁出中国的做法，其实很大程度上都是一厢情愿。

所以，哪怕代表美国本土资本和企业的保守派媒体天天鼓吹中国威胁，把跨国资本和企业在中国的投资看作是“资敌“行为，并且对一些在中美两国“两头下注”的投资者大肆口诛笔伐；但是，世界经济的未来终归还是在中国。美国有很多明白人，就像提出“软实力”概念闻名的约瑟夫·奈就很坦白地说过，“认为我们可以在不付出巨大经济代价的情况下，将经济与中国完全脱钩的想法是错误的”。毕竟，贸易全球化受益的不只是中国，西方世界也不是铁板一块。

也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变换秩序和规则的主导者，对全世界的企业和投资者来说，其实问题并不大。更何况，中国近年来的法治建设已经有长足地进步，以《民法典》、《外商投资法》等一些列法律和规定对私权和私有资本提供的保护，与国际上的惯常做法已经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差别。

随着中美两国的对立和冲突继续加剧，在最坏的情况下，中国甚至可以放弃美国市场（包括去美国的资本市场融资等）；但是，美国却不大可能主动放弃美国资本、企业和投资者在中国市场越来越大的经济利益。

这也是为什么，短期来看，中美两国针尖对麦芒式的对抗和冲突会造成所谓的“站队”问题。即使这样，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却已经没有当年美苏对抗时的盲从。1980年前苏联耗费巨资在莫斯科举办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奥运会，美国发起的外交抵制有60多个国家参与；今年的北京冬奥会，跟随美国声称不派官员的国家只有寥寥几个。

当然，美国通过其朋友圈对中国搞一些小手段来围追堵截，一时也会对中国部分受影响的企业发展造成一些困难。但是，长期来看，只要中国市场能够接替美国市场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市场，并且能够稳定成为助力世界各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中国的话语权和在国际规则和秩序中的地位必然会上升、甚至还会超过美国和欧盟，这是大势所趋。

事实上，在国际合作这一邻域，通过上文所说的第二个事件，我们就已经可以看到东风压倒西风的端倪。就全球基建投资来说，我们暂不考虑美国提出的“重返更好世界倡议”和欧盟推出的“全球门户”计的地缘政治本心，单从其利益诉求看，无非是要通过发展北非、中东和中南美洲等地的经济，来减缓美国和欧盟越来越严重的难民和非法移民问题。这与中国倡导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真心真意想把“一带一路”国家纳入到与中国一起快速发展的康庄大道来说，可以说是高下立判。

然而，如前文所述，美国代表的西方世界在发展中国家所作的合作和援助，过去一向以自身利益为导向。哪怕金额和项目数量上要超过中国，但以贷款和援助为主、“授人以鱼”的方式，根本解决不了发展中国家亟需面对的发展问题。事实上，如果勉强把巴拿马运河算成是美国为发展中国家做出的建设项目的话，那么这个项目建成之后的一百多年，美国再没有其他重要的基础建设项目施惠于其他发展中国家。这与新中国从建国后不久，就开始大力投入非洲坦赞铁路等项目，自始就热情为发展中国家助力有天壤之别。

所以，美国、欧盟相继推出各自版本的与基建合作计划，本身就是对中国的一带一路的响应，也是对其过去国际合作和援助进行的一次方向性修正。如果美国、欧盟等西方世界，真正开始学习中国，为发展中国家的基建助力，让这一国际合作趋势一旦切实得到实施和落实，那么从提升人类社会的福祉这一真正大义的角度来说，无疑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

更进一步来说，在国际合作领域，中国通过“一带一路”等，已经在事实上成为相关国际标准和秩序的主导者。不管美国和欧盟再去如何纠缠他们的伪“大义”和“价值观”，只要有中国的珠玉在前，以结果为导向的国际合作必定会成为新的指标。未来，在各国独立自主发展的大原则下，国际秩序和规则真正以发展全世界老百姓的福祉作为人类社会的大义，所有有益的方法都可以采用，而不再会是只有西式自由民主一种配方。

总之，“中国治下的世界和平”并不是说中国要与西方世界争霸，因为我们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样的愿景方案，本身就是本着共荣共存、合作共赢的思路。令人遗憾的是，现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仍然沉浸在冷战的迷思当中，一如既往地挑起和中国、俄罗斯等国之间越来越无意义的意识形态之争。而且，西方主流社会仍然固执地把任何有社会主义思潮或国家主义倾向的政策，不管其成效如何，通通看作“大毒草”。

相比之下，今天的中国社会已经足够成熟和自信，我们已经完全不再把自由主义秩序和思想看作是洪水猛兽。现实中，“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这一实事求是的态度也意味着我们坚持结果导向，任何真正有利于中国的自由主义政策，我们都会积极采用。对于包括西方世界在内的建设性批评，我们也能够虚心接受。

这些也正是为什么近年来西方世界越来越困难重重，而中国却能够顺势崛起的最重要原因之一。“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当我们面对西方这样“沉舟”和“病树”时，未来已来，“中国治下的世界和平”也完全可以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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