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公布，都会令我想起一位世界著名的中国物理学家。

他的名字，诺贝尔奖得主爱因斯坦、杨振宁、波恩、莫特等都极为熟悉。他的名字，也曾令世界物理学界多次产生震荡！

他本有机会至少捧一枚诺贝尔物理学奖回家，但是，在祖国最需要他的时候，他说了句“中国有我们和没有我们，makes a difference”，就毅然回了国！

他，就是黄昆。如今黄老虽然已仙逝多年，但是，他的事迹，比诺贝尔奖更值得每一个中国人关注。

一、

1919年9月2日，祖籍浙江嘉兴的黄昆生于北京，他的父母都是银行职员，家境可算优渥。黄昆名字中的“昆”，就取自颐和园内的昆明湖。

光阴荏苒，到了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这一年，18岁的黄昆，因为高中三年成绩始终是全班第一，又通过了北京通县潞河中学的保送考试，顺利进入燕京大学攻读物理专业。

大学期间，黄昆迷恋上了当时的新兴学科量子力学，并在浓厚的兴趣支撑下，自学完成了题为《海森堡和薛定谔量子力学理论的等价性》的毕业论文。

黄昆

巧合的是，黄昆后来，成了海森堡的小师弟。黄昆的恩师波恩，则又和薛定谔因学术方面的问题“相爱相杀”了好多年……

而海森堡、薛定谔、波恩三人，又都获得过诺贝尔物理学奖。

1941年秋，黄昆获得燕京大学学士学位后，在著名的金属物理学家、钱三强的连襟葛庭燧介绍下，前往在抗战炮火中诞生的西南联大任助教。

一年后，23岁的黄昆，考取了西南联大的研究生，导师是被誉为“中国物理学之父”的吴大猷。

吴大猷

入校后，黄昆和20岁的杨振宁、22岁的张守廉，成了同班同学。

当时，抗战已到了白热化阶段，西南联大教授们的工资，常常都养活不了一家人，研究生们的补助，就更是杯水车薪了。

为了解决黄昆、杨振宁、张守廉三人的生活问题，时任西南联大数学系主任的杨振宁父亲杨武之，专门找到了自己的好朋友，云南昆华中学校长徐继祖，让他给黄昆三人安排了兼职教员的工作。

徐继祖还挺仗义，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不仅按时给黄昆三人发工资，还给他们在昆华中学准备了住处，住宿条件比联大研究生宿舍更好。于是黄昆等三人，便都搬到了距联大不远的昆华中学。

黄昆、杨振宁、张守廉三人同住一屋的日子，对三人往后的科研道路，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二、

那个年代的校园，基本都没有烧开水的设备，于是黄昆他们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天睡前，去学校附近的茶馆待上两个小时。

去的次数多了，茶馆的人对他们渐渐熟悉了起来，便称他们为“西南联大物理系三剑客”。

西南联大物理系三剑客

在茶馆里，他们三人聊科研、谈理想、说历史，好不快活！

有一次，三人聊到茶馆打烊，还没弄明白量子力学中“测量”的含义，意犹未尽地离开茶馆后，他们回到宿舍，躺在床上又开始继续讨论。

后来觉得还是无法达成统一意见，又爬起床，点亮蜡烛，大半夜翻看权威资料，以解决争论。

多年后，已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杨振宁，在回忆那段时光时说道：

“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一年，不是在美国做研究，而是当时和黄昆同住一舍的时光……正是这些争论，使我找到了科研的感觉。”

黄昆则称赞杨振宁是“天才”，说：“跟他讨论问题，在当时对我有很大好处。”

除了频繁的争论让三人皆受益匪浅外，茶馆外面的世界，也让一直在校园里读书的他们，逐渐窥见了当时的现实。

有时候，会有一列士兵，押着一群犯人从茶馆门前走过，每个犯人都低着头，愁眉紧锁，他们的背上都插着白色木牌，上面写着他们的名字和罪行。

一会之后，会有刺耳的枪声从远处传来。每当这时，不管他们在茶馆里辩论得有多激烈，他们都会停下来，突然间怅然若失。

祖国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在那一刻，他们这群热血儿郎，更加明确了自己肩上的责任，也更加明确了自己将来要怎么做。

三、

1945年，26岁的黄昆，通过考试取得“中英庚款”的资助赴英留学，入读布列斯托大学，导师是固体物理学大师莫特（莫特于1977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同年，杨振宁和张守廉赴美国攻读博士学位。

在布列斯托大学的实验室里，读博的黄昆，与正在读本科的英国美女里斯，相识相知。

黄昆旧照

师从莫特两年后，黄昆就完成了包括博士论文在内的3篇重量级论文，其中一篇论文提出了固体中杂质缺陷导致X光漫射的理论，开创了X射线研究的新领域，后来这种现象在国际上以黄昆的姓氏被命名为“黄漫散射”。

“庚子赔款”对黄昆的资助期限为3年，已完成博士论文的黄昆，便利用剩下的一年，来到爱丁堡大学玻恩教授处做交流学者（玻恩于1954年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玻恩注意到黄昆对物理学有深刻的洞察力与理解力，十分看好他，于是提出由黄昆执笔，合作编著《晶格动力学理论》一书。

书稿问世前夕，玻恩在该书的序言中写道：“本书之最终形式和撰写应基本上归功于黄昆博士。”

玻恩还两次在写给爱因斯坦的信中表扬了黄昆，他说：“书稿内容现在已经完全超越了我的理论，我能懂得年轻的黄昆以我们两人的名义所写的东西，就很高兴了。”

《晶格动力学理论》一书出版后，被译成多种文字，一版再版，经久不衰，成了固体物理学教科书及晶格动力学专著的标准参考文献。

出版物理书

在撰写《晶格动力学理论》的同时，黄昆还在利物浦大学理论物理系做博士后研究员。还未拿到本科毕业证的里斯，也追随着他去了利物浦大学，两人相互欣赏、志同道合，成了一对人人艳羡的神仙眷侣。

这一时期的黄昆，除了爱情美满，在科研活动中也踊跃攀登，成果频出。

他先后提出了“黄方程”和“声子极化激元”的概念，并和里斯强强联手，珠联璧合，共同提出了“黄-里斯理论”。

可就在黄昆如鱼得水，得诺奖只是迟早的事时，他却做出了一个让身边所有英国同事都诧异的决定。

四、

黄昆曾在给杨振宁的信中写道：“看国内如今糟乱的情形，回去研究自然受影响，一介书生又显然不足以挽于政局。”

但是，黄昆又写道：“如果在国外拖延目的只在逃避，就似乎有违良心。我们衷心还是觉得，中国有我们和没有我们，makes a difference（截然不同）。”

离别前，黄昆对英国女友里斯说，“如果你来中国，要一切按照中国人的方式生活，包括说中国话、吃中国饭、穿和中国人一样的衣服，要遵从中国的一切生活习惯。”深爱黄昆的里斯，一一答应。

1951年10月，32岁的黄昆，婉拒了导师和同事们的盛情挽留，也暂时告别了英国女友，怀着满腔的爱国热血，历经坎坷，回到了万里之外的祖国。

当时新中国的科研条件远不如英国，黄昆选择了回国基本就意味着放弃了得诺奖的可能，但他认为：“在中国培养一支科技队伍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个人在学术上的成就。”

所以，在做科研的黄金年龄里，黄昆走出实验室，走进教室，成了北大物理系的一名教书匠。

几个月后，女友里斯，也告别家人，独自一人漂洋过海，来到北京和黄昆完婚。

黄昆和女友

成为中国媳妇后，里斯有了中国名字“李爱扶”，有人取笑黄昆，说老套的他为了让夫人永远爱他，便将“爱夫”的谐音“爱扶”，做了夫人的名字。

但其实，“李爱扶”这个中文名，是黄昆的二哥、我国著名心脏内科专家黄宛，为里斯取的。

原籍英国的李爱扶，是位非常理想的英语口语老师，北大物理系半导体所人事部门，曾有意让李爱扶到所里的英语口语班任职，但黄昆知道后，却说了一句让大家再次对他刮目相看的话！

五、

黄昆说：“这样不好，至少要避嫌！”他断然拒绝了北大物理系的好意，只让李爱扶在北大做实验员，并且表示，李爱扶中文没讲流利之前，坚决不能给她发工资。

其实，李爱扶已与黄昆在英国做出了很大的科研成就，她就算是不做英语口语老师，当物理系的普通教员，也是完全够格的，但是对待自己和家人都十分严格的黄昆，表示李爱扶只在英国读了3年大学，只有做实验员才是符合规定的。

黄昆刚回国时，给学生们讲的是《普通物理》这门课，可能会有人认为，黄昆作为物理学大师，给本科生讲“普通物理”，应该是件轻而易举的事。

但其实黄昆曾这样说过：“我礼拜天的时间用来做《物理通报》的主编工作，礼拜一到礼拜六，全用在普通物理教学上。”

在黄昆看来，普通物理课应该在一些基本物理事实、基本概念和规律方面给学生打下坚实的基础，所以，他备课总是很认真，不管这堂课讲过多少次，再次讲课前，他都要重新写讲稿。

黄昆的课，也极受大家欢迎，同学们都觉得听他的讲课，是一种享受。

老年黄昆

黄昆的助教曾说：“他经常伴着浓茶和低档香烟，备课到深夜。到考试前夕出考题时，他每天搞到更晚，有时候到后半夜才收工。”

1953年，半导体晶体管在美国问世，黄昆敏锐地看到这一新兴学科对中国建设的重要意义，建议在北大物理系设立半导体的培养方向。

不久后，这一提议被采纳。

两年后，黄昆联合洪朝生、王守武和汤定元，为北大物理系固体物理专门化半导体方向的学生，开设《半导体物理》这门课。这是一门在国内从无到有的课程，很多开创性的工作，需要黄昆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完成。

从此以后，黄昆变得更忙了。

同年，年仅36岁的黄昆，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成为当时最年轻的一位院士。

但不幸的是，不久后，时常在学校忙碌，无暇顾家的黄昆，后方竟发生了一起悲剧。

六、

1956年，我国第一个中长期科技规划提出，将发展半导体技术作为四项紧急措施之一。

为加速半导体人才的培养，在黄昆和其他专家的建议下，教育部决定，从1956年暑假起，将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厦门大学和东北人民大学（现吉林大学）的有关教师、部分优秀学生，集中到北京大学，创办“五校联合半导体专门化”。

该专门化由37岁的黄昆任主任，35岁的谢希德任副主任。

在此期间，黄昆与谢希德除了主讲《半导体物理》外，还合作撰写了一部专著《半导体物理学》，这是当时国际上一部学术水平很高的著作，书中大部分章节由黄昆亲自执笔，后来成了我国培养半导体学科人才广为使用的标准教材。

老年黄昆与谢希德

1958年，“联合半导体专门化”结束，仅仅两年时间，就培养出半导体方向毕业生240多名，后来这些人在回校后，开始各自筹建半导体专门化或专业，半导体学科的教育事业，自此开始增速发展。

就在黄昆夜以继日地为“半导体专门化”忙碌的1957年，年仅35岁的杨振宁，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杨振宁领奖画面

事后有人问黄昆有何感想，他指着面前的学生们说：“我这几年，教了这么一批学生，还生了儿子！哈，这就是成绩！”

当年，黄昆所在的布里斯托大学团队，不仅黄昆的导师莫特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就连黄昆的几个当时实力不如他的同事，也都陆续获得了诺贝尔奖。

后来，莫特去了剑桥大学，他手下又有一人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也就是说，凭着黄昆的资质和努力程度，他跟着莫特在英国，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是迟早的事。

但是，在黄昆看来，为祖国培养一批优秀的半导体物理人才，远比他自己获得诺贝尔奖更重要。

让黄昆觉得比诺奖更重要的，还有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幸福日子。可他平时忙于工作，三个儿子全部由李爱扶一人照料，而李爱扶还得分一部分精力在实验室里。

不幸发生在1958年的一天，黄昆与李爱扶的三子，因意外窒息而夭折……

黄昆为此十分内疚和难过，但很快，他就整理好了心情，马不停蹄地投入到了工作中。

七、

1966年，正当47岁的黄昆，以极大的热情，准备带领大家再次让半导体物理在国内有新的发展之际，十年浩劫开始了……人人自危，许多辛苦毁于一旦。

直到1971年，49岁的杨振宁回到阔别多年的中国，提出要见的人名单中，就有52岁的老同学黄昆。

黄昆和杨振宁

黄昆家里太寒酸，两人的会面，被安排在了黄昆二哥黄宛的家里。

其实，黄昆当时的工资并不低，月薪285元，但他把200元做党费上交，平时还帮助有困难的人，所以根本就没有多余的钱，来装饰家里。

黄昆家唯一一件像样的家具是一对沙发，还是回国那年买的，早已失去了弹性，几处窟窿用垫巾遮盖着。

1977年10月，在邓公的关怀下，58岁的黄昆，被调往中科院半导体物理所任所长。

黄昆第一天去半导体所上班，骑着一辆27年前回国时带回来的旧自行车，穿着一身很普通的衣服，到了门口被传达室老头拦住喝道：“老头儿，你干嘛？找谁？”

27年前回国时那个风流倜傥的小伙子，在为半导体物理事业献出了自己最灿烂的年华后，竟被当成老农民，拦在了半导体物理所门口。

但是，黄昆一点都不觉得心酸，因为这所里坐的，基本都是他的学生，他们，就是他活生生的成绩。

后来，还是副所长王守武出面，黄昆才顺利进所。

从此之后，黄昆的科研事业，又迎来了第二春。中国的半导体物理事业，又因为黄昆等人，再次起死回生。

八、

黄昆和清华大学教授朱邦芬，在交流时谈到，我国和日本的半导体几乎同时起步，起初我们还处于领先地位，但后来为何差距越来越大了？

在黄昆看来，这是因为：“越是国家重视的学科，该学科的基础科学研究反而越容易受到冲击。”

纪念百年诞辰

为了挽救荒废的半导体事业，黄昆所长不仅带领大家积极动手做起科研，还开始亲自编写讲义，给半导体所的科技人员开课讲授《半导体物理》。

后来，他还亲自领头，在半导体物理所筹建了超晶格微结构国家重点实验室。

1978年，李爱扶终于回了一趟阔别27年的英国，她的父母都已离世，而身在中国的她，没能送她们最后一程。

和两个健在的哥哥短暂相聚后，李爱扶又匆匆回到了中国。

李爱扶随黄昆来到中国后，任劳任怨、勤俭持家，丝毫没有一点大科学家夫人的架子。

黄昆和妻子

黄昆的军功章，有李爱扶的一半。

1988年，69岁的黄昆，和朱邦芬提出了“黄-朱模型”，解决了困扰科学界多年的超晶格领域的难题。

德国固体物理学家卡尔多纳满是欣赏地称赞黄昆：“他好比现代的凤凰涅槃，从灰烬中飞起，又成为世界领头的固体物理学家！”

1995年，76岁的黄昆，获得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

2001年，82岁的黄昆，获得了该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奖金500万元，其中50万个人自用，450万元用来设置“黄昆固体物理和半导体物理科学研究奖”。

2005年7月6日16时18分，世界著名物理学家、中国固体物理学和半导体物理学奠基人之一的黄昆，在北京逝世，享年86岁。

“渡重洋，迎朝晖，心系祖国，傲视功名富贵如草芥；
攀高峰，历磨难，志兴华夏，欣闻徒子徒孙尽栋梁。”

这是北大物理系师生，在黄昆的七十大寿上，送给他的寿联，后来又被当作了他的挽联。

这38个字，是黄昆一生的真实写照。

在报国和诺奖之间，黄昆选择了报国，有人看来或许遗憾，但他在中国栽种的半导体物理之苗，必将长成参天大树，助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本文作者：万小刀，写明星、写八卦，有凭有据；形象正、影子斜，皆由自取，欢迎关注万小刀网易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