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李家涛】

中国共产党历来十分重视交通邮政工作。在建党之初，就有不少领导同志和优秀党员，在白色恐怖中精心筹划，创建了党内交通。

八七紧急会议议决，中央须建立通达各省的交通，各省委建立通达各县的交通，各县委建立通达各乡的交通——构成一个党的全国交通网，以“传达党的一切文件，输送党的一切宣传品”；“兼探听各地反动派的消息及其他各种消息”；“担任中央各机关间及中央与所在地地委间之交通”。党内早期的秘密交通网络便是由遍及全国的秘密交通线及交通站组成。

中央红色交通线路线路（福建省龙岩市永定区委史志研究室供图），图片来源：共产党员网

交通站：隐秘战线上的“驿站”

土地革命时期，交通站（科）一般各级党委或苏维埃政府设立的秘密交通机构。土地革命时期，交通站（科），主要任务是及时、准确、迅速传送党的指示、文件与党刊发行事宜，担负各级党委与党组织以及与中央的通信联络工作，必要时进行口头传达；接待来往执行任务和进行联络的同志，安排他们的食宿，并护送他们秘密通过敌人的封锁线，保证其安全到达各个工作地区；通过秘密交通线运输各类急需物资。

交通站（科）的工作内容决定了其党内秘密部门的属性，其工作对象是党的各级组织，在党组织不能完全公开前，交通科各项工作必须保持其绝对秘密。苏区交通站有短线与长途两种，短线活动范围一般只限于各苏区之内；长途则跨区域，甚至跨数个区域，如中央苏区到各苏区，党中央到北方局、南方局、长江局等各大区；建立了覆盖党中央与各苏区，各苏区之间的秘密交通线。

交通站一般设有站长，也称主任，负责交通站具体事务。交通员一般由忠实的党员同志担任，有些地方由排连级以及营级骨干分子来担任，也有的委任可靠的群众当交通员。交通员是经过严格挑选的，一般要符合以下几项条件：第一，是要对党绝对地忠诚；第二，身体要好，因为那时交通不方便，很多地方没有汽车、火车，需要靠两条腿跑路；第三，是社会关系、亲戚朋友要广泛些，这样有利于交通工作的掩护；第四，要有一些社会经验，能随时应付情况的突然变化。

土地革命时期，各苏区都设有交通站。交通人员的身份始终是不能在社会上公开暴露的，每一个交通员都有合法的公开职业做掩护，有职业登记和身份证，“我们几个交通员里就有做工的、经商的、教书的、学生，我的公开身份就是走乡串户的医生”。党组织在分配任务的时候，根据所要去的地方的情况不同、形势不同，选派比较合适的人去。去城市，工人、商人、学生就合适，郎中到农村去就很受欢迎。“还有一点要注意，每个人的掩护职业不要随便变动，要不然就不象。你是做工的，一下子不熟悉医生的一些术语，如说是医生，弄不好就会捅漏子”。交通线上的站点，有的是饭馆、茶馆、酒店、商铺，有的是做手工业的。交通站里的人都是当地人，因为外地人很容易引起别人的注意，交通员善于随机应变应付各种不测的事情。每个站都有不同的联络暗号，互相之间都是单线联系。如果暗号发生变化或撤了，就说明这个站出了问题，就不能进去。

交通员在执行任务时，都携带防身武器，如手枪、驳壳短枪、刀以及便于携带的武器。交通员执行任务化装成赶驴、探亲、买卖东西的样子，多是两人作伴同走，一个在前一个在后，相距约一、二里，前者空手，主要看风，后者身带文件，前面有情况，后面就马上脱逃，以保护文件的安全。如果护送党政领导干部，沿途经过交通站点一般会由经验丰富的老交通员带路组成护送队，大多选择昼伏夜行，全程护送。

秘密交通员用的竹篮，图片来源：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

履行职责：交通队员显神通

交通站的第一个任务，也是土地革命时期机要交通的首要任务，便是传递党的文件、指示。土地革命时期，党的文件包括党中央的文件，字数都很少；传送时，把文件的字写得很小很小。“我们有时把文件塞在牙膏内，有时放在热水瓶胆的夹层内和鞋底内。”传递党的文件和指示途中，以隐藏稳妥为第一要务，否则很难闯关过站，完成传递任务。

交通站依据各地形势的变化，改变不同的密写方法，变换密写地方。交通员均需要专门学习稳妥隐藏文件的技能。“一开始，我们学习用饭汤把文件写在衬衣、手帕上，有时也写在随身带的古书的装订线那个位置（书脊）内。文件收到后，用碘酒一擦，字就显出来了。”

交通员传递的文件如果是公开的，且线路又比较近，就不一定要密写。有些文件要经过好几个交通站互相传递、甚至跨区域传递，保密性要求更高，隐藏工作需要做的更好。担任过交通员的熊志华同志回忆为了建立湘鄂川黔苏区与在上海的党中央的联系，“我们打扮成商人，我把密码和秘密文件分开藏在一把纸伞的竹柄内和衣角内，组织上又为我准备了六十多斤烟土和一些当地土产作掩护”。

土地革命时期交通站的第二个任务，即是护送党的干部。党的干部往返党中央与苏区或在各苏区间往来，便是由交通站负责护送。彭湃同志由粤入赣、参加南昌起义，由交通员护送出入境并保卫他在南昌的安全。在赣东北根据地做交通员的方志纯同志回忆，曾派队伍护送过陆定一等同志去中央根据地。

土地革命时期，周恩来同志从上海进入苏区也是由交通员沿途护送。时任中共广东省委组织部发行分配科科长兼管交通科工作的李沛群同志曾回忆周恩来由上海出发经广东至闽西苏区的路线及途中的经历，中央交通局安排工作人员肖桂昌同志护送周恩来同志从上海先坐船至汕头；肖桂昌与周恩来到汕头时，起先住在金陵旋社，但这个旅社的楼梯转角处挂了一幅1925年汕头各界欢迎黄埔学生军大会照片，其中就有周恩来，因此立即搬到当时镇守潮汕的国民党军独立第二师师长张瑞贵在棉安街秘密开设的小旅店去住。因为这层关系，这家小旅店反倒成为“安全住所”。后来周恩来同志又在陈彭年同志负责的、只有中央委员一级干部来往才启用的一个绝密交通中站住了一晚。

从绝密交通站出来后，周恩来、肖桂昌和交通员小黄坐火车去潮安。他们买的是二等火车票。谁知上车后一看，二等车厢只有他们三人。于是，他们马上挤进三等车厢和老乡们坐在一起。这里乘客又多又杂，易于荫蔽。事也凑巧，火车上检票员竟是1925年东征时曾到“东江行政专员公署”向周专员（即恩来同志）请示过工作的一个铁路工人中的积极分子。恩来同志怕他认出自己，连忙把帽檐拉拉低，转过脸望窗外。肖桂昌也机警地站起身来挡住恩来同志，随手把车票拿给那个检票员检查。检票员一看是二等车票，就指着二等车厢，要他们三人过去。肖桂昌当面应承，等检票员走后就坐着不动。总算度过了一场虚惊。

到潮安吃过午饭后，周恩来一行乘船到大埔后，转乘开往虎头沙的小船，在半途青溪站上岸。肖桂昌、小黄决定由手枪队星夜护送周恩来赶到离虎头沙十里左右的多宝坑小站。翌日，他们又爬山越岭经洋门、虎坪一带到达铁坑小站。他们白天睡在老百姓家的稻谷仓库里，天黑后由向导和驳壳枪队带路，翻山走到闽粤交界处位于永定县边境的桃坑设有一个交通小站。以后一段路，每隔二、三十里就有一个交通小站，小站的负责人都是本地人。到了永定以后再走一周左右的山路就到达闽粤赣省委所在地——汀州。交通员肖桂昌完成了护送周恩来同志由上海至闽西苏区的任务。

周恩来、彭湃、陆定一，只是秘密交通线上交通员护送党的领导干部工作的缩影。交通站、秘密交通线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也一直在沿用。尤其是抗日战争时期，秘密交通线上的交通员多次护送党的领导干部通过敌人封锁区到达根据地，如邓小平、陈毅等党的领导干部。当然，秘密交通线上的也时刻面临着危险，不少交通员同志在完成任务时受伤、甚至英勇牺牲。

汕头市海平路97号中央红色交通站旧址，图片来源：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官网

通过秘密交通线运输各类急需物资，是秘密交通战线上的交通员同志的经常性任务。土地革命时期，各苏区均受到不同程度地封锁，如何为被封锁的苏区持续不断地运输各类急需物资，需要交通员因势因地因人而异的采取相应的办法。方志纯同志回忆其曾在余江成功运输武器弹药，就得益于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熟悉必经路线周围的社会情况。

据方志纯回忆要从余江带十批武器弹药出来，途中要经过的码头上有敌人一个保卫团守卫，通行困难且危险。方志纯等交通员了解到敌保卫团团长生活很腐化，过度的酒色生活导致身体有恙。方志纯当时在余江、东乡一带行医，人称万先生。保卫团长打听到“万先生”的医道不错，就请“万先生”去给他治病。这位“万先生”把过脉之后对团长说：“你的病只不过是酒色过度。他一听，觉得很奇怪，心想这郎中真有本事，随即要我给他开药方。我随便给他开了几味滋补药后说，你服药期间，最好离开家里，到和尚庙或其他地方去休息一段时间。”保卫团长按照“万先生”说的去做了一段时间后，果然精神好起来了，就请“万先生”去吃饭，交朋友。方志纯抓住这个好机会对保卫团长说：“有件事不知团座肯帮忙不？”他问什么事？我说：“我在此地买了些东西想带回去做点买卖，如今码头查得又紧，不知如何是好。”他当即就说：“那还不好说，只要我写一个条子，就通过了。”我故意问他：“你相信我吧？”他说：“完全相信老兄！”他肯定地回答。就这样，方志纯通过与敌人“交朋友”的方式，顺利地带回了这批弹药和武器。

湘赣边苏区皮水村站交通员王茶秀回忆皮水村交通站则是通过“打入敌人内部”的方式，来开展转运物资工作。王茶秀、曾国胜夫妇均是共产党员，以挂牌经营“曾隆茂杂货店”的名义，为游击队提供物资。皮水村交通站通过给当地唯一大商号老板的长相丑陋的独生女介绍对游击队有特殊感情的青年刘梦仔做结婚对象的方式，构建秘密交通渠道。

陈泰益的商号是当时攸县东乡唯一的一家大铺，南货百货，货样充足。地下武装人员通过给潜入陈家发“恐吓信”的方式，促成了生意。交通站由地下组织人员包接，陈老板那边由刘梦仔带人走一条秘密路线包送。在约定的时间、地点交钱交货。如此，基本做到了山上游击队要什么，交通站就供应什么。在1935年1月至1937年10月两年多的时间里，“曾隆茂杂货店”为湘赣边红军游击队提供了大量的胶鞋，肥皂、电池、食盐、饼干等物资，对湘赣游击队的生存和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曾参与为苏区采办了物资的大埔县青溪镇裕兴京果店旧照，图片来源：新华社新媒体

结语

交通站作为中共早期的交通邮政组织形式，在革命战争年代对革命斗争事业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早在1925年，中共中央在《关于建立健全党内交通问题通告》中就对交通站给出了明确的评价：“这种工作在组织上的重要等于人身上的血脉，血脉之流滞影响于人的生死。”

革命战争年代，交通邮政组织的名称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如苏区时期的递步哨、传山哨、赤色邮政局、交通站，抗日战争时期的交通队（科）、交通局、通信站、临时邮政、抗日邮政，解放战争时期的交通局、军邮等。1943年中共中央北方局颁布的交通工作条例中进一步肯定了交通邮政的性质、地位和作用：“交通科工作是与组织工作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其本身是秘密工作部门之一。”“交通工作任何党的工作部门都与之有联系，否则各部门即不能使工作决议、指示顺利下达，报告材料迅速反映 ……在目前又与敌伪情报等社会工作有密切的联系，因此，交通工作又是带有社会工作性质的工作”。革命战争时期，交通站的使命和工作的定位始终如一，它不仅仅是联络站，还是情报站、物资供应站。

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平台观点，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关注观察者网微信guanchacn，每日阅读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