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环球网报道 记者潘晓彤】据美媒《郝芬顿邮报》23日报道，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22日在得克萨斯州罗布斯敦市举行的集会上表示，他“可能不得不”在2024年再次竞选总统。

美媒报道

报道称，特朗普在集会上说：“（我）在2020年获得的选票比2016年多出数百万张，且获得的选票比我们国家历史上任何一位现任总统都多。现在，为了让我们的国家再次成功、安全和光荣，我可能不得不再参加一次（总统竞选）。”另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特朗普顾问凯莉安•康威表示，特朗普“希望回到他此前的工作中”，并有望在11月中期选举之后正式宣布他的竞选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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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芬顿邮报》称，截至目前为止，共和党还没有其他候选人宣布参加2024年竞选，特朗普在最近一次接受该媒体采访时表示，任何与他竞争对抗的人都会发现自己陷入困境。

据美国《国家评论》杂志报道，当地时间23日发布的哈佛CAPS-哈里斯民意调查显示，45% 的选民表示他们将支持特朗普在2024年竞选总统 ，43%的选民表示他们会支持拜登总统。不过，特朗普在罗布斯敦的集会上也表示，参选的前提是“必须在今年11月为共和党赢得历史性胜利”。

延伸阅读

媒体：美国中期选举临近 两党对华态度表现出一致的强硬

编者的话：“我们不能再对中国软弱”“现在是我们反击（中国）的时候了”——随着11月8日美国中期选举的临近，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候选人万斯及其民主党对手莱恩争相展示对华强硬。近年来在政治不断极化的美国，对华强硬被认为是两党“最后一个共识”，似乎已经成为美国政界的“政治正确”。隐藏在这股反华逆流背后的，是美国的冷战思维及其难以治愈的“痼疾”，华盛顿妄图通过制造一个外部“威胁”来解释目前的困境并弥合国内不断加深的分裂。然而历史证明，掩耳盗铃和讳疾忌医的结果只能是疾病由“腠理”深入到骨髓，最终不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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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中必反”怪圈形成

“我想不到还有什么问题能让两党搁置分歧，特别是在竞选年。”对于为什么中国成为美国中期选举的重要议题，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学教授舒纽尔给出这样的解释。他道出了近年来美国政界的一个特点——在政治不断极化的背景下，两党几乎在所有议题上都秉持着截然相反的观点，但却在中国相关议题上表现出一致的强硬，这被一些人描述为“华盛顿最后一个共识”。

美国总统拜登上台后曾苦推多项法案，但其中大部分都被共和党“拦截”。针对中国的法案，却得到两党议员的高度支持，包括旨在遏制中国半导体行业发展的《芯片与科学法案》、限制美企投资中国的《国家关键能力防御法案》等。美国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卢比奥表示，在当前政治环境下，很难想象一个反华法案不会得到两党的广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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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议员提出的针对中国的法案也越来越多。在1993年第103届国会前，美国每届国会平均提出约50项与中国相关的法案。在随后的十多届国会中，这一数字缓慢上升到100至200之间。然而到了2019年的第116届国会，这一数字猛增至564。与此同时，美国国会此前的法案会包含一些中立甚至友华的内容，但如今通过的法案基本都是诋毁和攻击中国的。

美国智库皮尤研究中心2020年的一项调查显示，该国两党的对华负面认知呈现不断攀升的态势，83%的共和党人和68%的民主党人对中国抱有敌对态度。在2012年时，两党都仅有略高于10%的成员将中国定位为“敌人”，而2020年，这一数字在民主党内上升至19%，在共和党内提高到38%。

美媒援引分析人士的话称，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事务协调员坎贝尔、国务院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康达等多名政府要员，都被认为是美国“新生代对华鹰派”。共和党也出现更多对华“鹰派”，他们试图将对华强硬注入该党的“血液”之中。

美国政界现在几乎“逢中必反”。正如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林松添所说，美国出现一股反华逆流，一些政客毒化了民意，民意又绑架了政治，政治再恶化民意，由此形成反华“政治正确”怪圈。

对美国的伤害是多维度的

在美国反华“政治正确”的背后，是其冷战思维以及零和博弈思维。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曾表示，无论从心理上还是决策上，美国都无法想象世界上有另外一个国家和它一样强大。中国的迅速发展，使其成为美国的“眼中钉”，而华盛顿以二元对立、非友皆敌的模式来认识和处理美中关系。在奥巴马任期的最后几年，美国宣布“重返亚太”，制衡中国的动作加大。在特朗普任内，中美矛盾突然加剧，从贸易到科技等领域都受波及。拜登上台后，美国对华政策似乎更加强硬。长期以来，美国对华的基本策略之一是在竞争的同时也强调合作，然而白宫今年10月12日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似乎压倒性地强调中美竞争。该文件将中国定位为美国“后果最为重大的地缘政治挑战”。这一说法在此前各版《国家安全战略》中均未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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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活动需要一个‘恶棍’，以团结不同的、通常充满矛盾的派系。”《华盛顿邮报》曾以此说明美国对华强硬的另一个原因。社会两极分化、政治对立严重，使得“甩锅”以及攻击中国成为美国两党的标准操作。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刁大明分析说，“政治正确”致使美国倾向于以“外部归因”的逻辑来解决自身问题，使其长期处于“自己生病让别人吃药”的状态。当前，美国的国家认同正处于瓦解状态，因此急于重塑新的“美国认同”。在此过程中，美国除了进一步标榜自己“政治正确”并粉饰历史外，还在积极塑造一个能够“团结”美国内部的“外部威胁”，并无所不用其极地对这个“外部威胁”进行污蔑，以求内部有分歧的利益团体能够“同仇敌忾”。不过历史表明，这种方式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美国自身的问题。

反华“政治正确”限制了美国对华政策的选择空间，很多政策被逼到只能在“鹰派”和“极鹰派”之间做选择。一个明显的例子是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2021年1月她的提名尚未获得参议院确认前，雷蒙多拒绝承诺继续将华为列入“实体清单”，遭到华盛顿政治圈的广泛批评。在“政治正确”的压迫下，雷蒙多于当年3月表态承诺，华为、中兴等通信公司应被列入清单中。

在这种氛围下，“麦卡锡主义”幽灵再次回到美国。2018年，美国启动臭名昭著的“中国行动计划”，矛头直指在美国工作的华裔科研人员以及与中国有交流合作的美国科学家。2021年，全美各大学近2000名学者联名致函该国司法部长质疑该计划，20多个亚裔团体要求停止该计划。

很多分析认为，美国政客鼓噪“中国恐惧症”会陷入“自我实现预言”的怪圈，可能引发灾难性后果。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李海东表示，反华“政治正确”对美国造成的伤害是多维度的。首先，它不利于美国经济社会问题的解决，对中国的过度关注可能导致美国忽略本国最重要的任务，并加剧其内外政策走偏，“比如，由于这种‘政治正确’，两党都很难削减或取消对华加征的关税，这就导致美国的高通胀难以得到缓解；再比如，美国同中国在气候变化、核不扩散、打击毒品走私等领域的合作都处于中止状态，强硬反华的态度不仅无助于这些严重困扰美国的问题得到解决，反而会让其更加恶化”。

“事实上，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是对美国消费者利益的重大损害，对于这一点，拜登政府一直心知肚明，他们迟迟无法也不愿取消这些关税，只能说是出于邪恶且愚蠢的政治考量。”中国社科院中美关系专家吕祥说，“逢中必反”的政治风气对中美经贸关系和美国经济造成的伤害是深远且持久的。

其次，对华强硬也会扩大美国与其盟友和伙伴间的分歧。在李海东看来，华盛顿想要盟友配合美国的对华政策，同中国进行没有妥协空间的战略竞争，但美国的大部分盟友和伙伴都与中国在经济上相互依赖，在国际事务上也有需要相互支持的议题，华盛顿几乎没有一个盟友和伙伴认同中国是“事关生死存亡的威胁”这一观点。“美国的对华政策并没有充分考虑到亚太地区国家巨大的共同经济利益”，美国《外交政策》杂志援引该国前驻华大使芮效俭的话称，这些国家并不愿意在中美间选边站。在亚洲国家看来，美国对中国“本能的敌意”增加了冲突风险，而这将损害该地区所有国家的利益。对中国“反应过度”的美国虽然展现了强势，却“削弱了亚洲国家对华盛顿能够以符合它们利益的方式处理与中国关系的信心”。

李海东认为，对华强硬还可能造成美国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紧张。美国政府希望在经济领域同中国“脱钩”，并在政策上朝此方向推进。不过，美国是一个以私营企业为主体的经济体，对企业来说，哪里有利润就会去哪里。如果美国政府强制该国企业脱离中国市场，势必损害企业的经济利益，也损害美国自身的经济实力。吕祥以科技领域为例分析称，美国正试图对中国半导体产业进行“精准打击”，这当然会对中国的发展产生负面影响，“但我们要看到，虽然美国在该领域的上游拥有技术优势，但这种优势必须有市场才能长久存在。华盛顿的相关政策对美国的半导体企业同样造成严重伤害，这也是为什么从去年年底到现在，高通、英伟达、英特尔等美国主要半导体企业的估价持续剧烈下跌。毫无疑问，这显示出市场信心的极度缺失”。

媒体和学者呼吁加强对话

对于反华这一“政治正确”带来的影响，美国一些媒体和学者已经开始反思。“妖魔化中国、虚伪地批评中国违反所谓的‘基于规则的秩序’，还有零和思维下的‘民主VS威权’框架，这无助于促进美国的利益。”美国《外交政策》杂志2021年9月援引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史文的话称，美国国内的对华强硬言行和政策只会加强中国人民对中国政府的支持，并使美国的盟友和伙伴远离华盛顿，同时破坏美国本应与中国保持的“有明确红线的、相互克制的、创造性的外交”。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斯蒂芬·欧伦斯同样表达了对美国反华政治的忧虑。他直言，美国当下的国内政治比过去42年都更敌对中国，“这不符合美国人民的利益”。2019年，美国近百位学者与政商界人士致信时任总统特朗普与国会议员，表示“敌视中国对美国无益”。他们强调，中国的参与对当今国际体系的存续至关重要，也是有效应对诸如气候变化等共同问题的必要条件。用零和博弈思维对待中国，可能分裂国际体系并损害西方的利益。

很多美国人士呼吁加强中美对话。今年7月，美国保险业“教父”格林伯格在《华尔街日报》上发文，称自己代表美国14位政商界人士宣布成立特别小组，推动美中加强对话。部分美国学者认为，通过具体问题具体解决是“重启”中美关系的一种方法。

在李海东看来，美国要走出反华“政治正确”怪圈，最有效的方式是遭遇严重挫折。他解释说，回看美国的外交史，其对外政策的重大转变几乎都是在遭遇严重挫折后出现的，越南战争、阿富汗战争都是引发过华盛顿反思的典型案例。“极端的反华政策或许还要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推行下去。”李海东说，只有感受到切肤之痛，美国才有可能思考如何纠正错误政策。他表示，对中国而言，最有效的应对方式就是坚定不移做好自己的事情，确保总体国力持续增长以及经济持续繁荣，“美国是一个‘尊重’实力的国家。只要中国拥有足够的实力，美国就会在制定对华政策时更加谨慎，进而为调整反华‘政治正确’提供某种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