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柯观】

“新十条”之后，国内疫情防控措施迅速放开，紧接着，全国进入感染高潮。一时间，专家建议满天飞，医疗系统遭受巨大冲击。大家在感染风暴中也产生了不少困惑。

现代社会的突出特征是利益多元、认知多元、表达多元。在疫情防控这样涉及社会全局的问题上，公共政策选择面临的挑战就更加突出。

“实事求是”是公共政策制定和实施的精髓，对防疫政策也不例外。但是现实中，简单的四个字背后，还有更复杂的内容。

首先是“实事”，由于社会主体的利益多元、认知多元和表达多元，每个人的“实事”，实际上只是个人对什么是“实事”的认知，而这种认知显然是受其所持立场、利益诉求、信息来源的影响。

其次是“求是”，至少有两种“是”，一是疫情发展的规律及其对经济社会产生的实际和潜在影响，二是社会不同利益方对疫情的认知以及行为，这两种“是”相互交织，都会对政策选择产生影响。

疫情防控期间，志愿者在小区大门口执勤。摄影 郑建超

对公共部门来说，防疫政策制定需要考虑全社会全局利益，需要同时包含公众健康、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三重目标，并根据疫情的发展在三重目标之间进行权衡和优先序调整。

与一般个人相比，公共部门掌握更多的信息源、同时承担全面的责任，在政策目标设定以及政策选择上，必须要超越局部利益，但也不可避免因此会带来冲突。

中国防疫政策的目标与社会公共的普遍利益是一致的，但在政策实施中，政府也需要正视这种冲突存在的现实性及其可能的后果。通过加强政策沟通，尽可能地在不同利益相关方中寻求共识，减少政策实施的摩擦，提高政策成效。

在多元的现代社会中，在疫情相关政策上，以及在其他重要公共政策上，如何掌握“实事”并“求是”，使政府与社会能够积极地相互调适行动，从抽象的目标一致走向实际的一致呢？

首先，主动向公众提供关键、权威的信息。在互联网社会，特别是随着社交媒体的普及，公众的信息获取渠道十分多样，质量参差不齐。政府部门主动提供全面、权威、高质量、关键、一致性的信息，可以让公众了解发展态势，提前准备，明确预期，减少恐慌。特别是理解不同公共政策选择情境下的收益和可能的代价，凝聚最大的社会共识。

其次，扩大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社会参与。在疫情中，病毒毒性、传播速度的变化是一种事实；社会不同群体对疫情以及防控政策的认知以及反应是另一种事实。社会个体对于疫情事实的认知水平是参差不齐，有的全面，有的偏颇，这是不可避免的。扩大社会参与的作用，就是扩大信息获取的范围，掌握多重事实，需要公共部门加以汇总并生成更高质量的信息，为政策的动态优化提供依据。

三是快速的响应和行动。社会对疫情的认知和情绪的变化，往往要快于事实的变化。疫情事实的变化相对来说有较稳定的、可观察的趋势，但是认知和情绪则很容易反复。因此，公共政策的制定和调整既要具有定力，避免反复横跳带来的干扰和无效，确保公共全局、长远的利益目标得以实现。但是，政策制定也要考虑到社会认知和行动的规律，这也是“求是”不可分割的部分，及时作出响应和行动。

四是积极主动沟通。沟通本质是双向的交流，而不是单向的宣告和行动。政府与社会的目标是一致的，政府掌握更全面的信息和事实，社会主体则有更微观的直接感知，没有一方掌握全部的真理。因此，双方在共同目标下，需要以包容的方式对待具体观点和认知的差异，理解各自的困难，汲取重要的信息，发现新的机会，寻找共识。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政府制定政策时要坚持实事求是，群众在理解政策时也要坚持实事求是。正如前文所说，没有一方掌握全部的真理，政府在披露信息时要做好详实的前期调查，在事实基础上做出科学决策。对于群众来说，在缺乏数据和调查的前提下，也不能一味曲解政策意图，阻碍自身对真相的认知。

大疫三年，中国在保护公众健康、促进经济发展、实现社会稳定的多重目标下，根据疫情发展态势和病毒变异情况动态优化防疫政策，取得的成就是举世瞩目的，其意义和影响在未来还将进一步显现。目前的政策调整，并不是什么都不管，而是工作重点发生了变化，包括通过扩大生产以及引进国外药物等方式加强用药保障、增加ICU床位的供应、调动医疗体系力量保障高风险人群的救治需要等。

这些成就来之不易，政府和社会都为实现这些成就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其中有很多经验值得总结，也有很多教训需要吸取。随着疫情发展进入新阶段，面向未来，需要更好地总结这些经验和教训，不要浪费每一次危机，这需要全社会层面对公共政策决策有更客观理性的认知，也需要提升公共政策决策过程中的参与、透明、回应和沟通能力，持续提高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水平，减少政策实施过程中的内耗，提高政策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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