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已经完全消除了绝对贫困。这一伟大的成就永远改变了中国，并开始在全球范围内产生越来越深远的影响。”

“共同富裕的衡量标准绝不仅仅是收入，而更主要的恰恰是居民的幸福感。”

在东方卫视11月8日播出的《这就是中国》第166期节目中，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教授和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院长钱文荣教授，解读从全面脱贫走向共同富裕。

张维为：

在全球瞩目的党的二十大上，习近平总书记把中国“完成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与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一起，列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团结奋斗赢得的历史性胜利，是彪炳中华民族发展史册的历史性胜利，也是对世界具有深远影响的历史性胜利”。

众所周知，中国持续上千年一直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大致从18世纪开始落后于西方。19世纪中叶开始，西方列强对中国发动了一场又一场侵略战争，一系列不平等的条约和大量的战争赔款把中国人民压得喘不过气来，长达百年的战乱动荡，国家最终变得一贫如洗。

1949年新中国成立，开启了民族复兴伟大进程。解放后的前三十年，中国通过不懈努力，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确立了独立的科技体系和国防体系，进行了包括土地改革、妇女解放和基础教育、基础医疗等在内的一系列伟大的社会变革。但我们也要承认，由于种种原因，到上世纪80年代初，我们人民的整体生活水平仍然相当低。按照当时的国际标准，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低于绝大多数的非洲国家。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前三十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启了消除贫困的壮举，至2020年，中国已经完全消除了绝对贫困。四十年间，中国贫困人口减少了约8亿，占同期全球减贫人数的75%左右，实现了现有贫困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这一伟大的成就永远改变了中国，并开始在全球范围内产生越来越深远的影响。

中国消除绝对贫困、迈向共同富裕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我个人认为其中有四条特别重要。一是动真格，标本兼治。国际上扶贫工作最通行的做法是救济扶贫，对于低于贫困线的人口，政府提供某种救济，但这种方法只能治标、不能治本；中国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后，决定采取标本兼治的方法来彻底消除中国的绝对贫困。

这首先体现在我们动真格，不断提高扶贫标准，比方说2001年我们把扶贫标准定在年人均可支配收入865元，当时的贫困人口在中国范围内是9423万，十年之后的2011年，我们把标准提高到2300元，对应的贫困人口数量变成了1.22亿；也就是说，尽管经过十年的高速的经济发展，我们的贫困人口反而增加了将近3000万，其它国家一般不会这样做，但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随着国家的发展，我们尽量把更多的低收入群体纳入整个国家的扶贫体系，而不是做表面文章。

我曾经考察过一些发展中国家，它们的扶贫方法非常简单，往往就是把国际组织提供的援助款项直接发给穷人，很多是他们需要争取选票的这种选民，这样一来，某个时间段内它们统计的数字上的贫困人口就会减少一部分，但仅此而已，从中长期来看它们的贫困人口不是减少而是增加。美国的特朗普总统更加直截了当，直接开印钞机，给穷人发放印有他签名的支票，而美国的贫困问题反而越来越严重，至于美国五六十万无家可归者，由于种种原因，他们在美国选举政治中根本就没有声音，所以政客们对他们的处境几乎是不闻不问。

除此之外，我们扶贫提出了“两不愁三保障”的这个标准，即不愁吃、不愁穿、保障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我们自己对云南一个贫困县脱贫的数据进行了初步的评估，我们的结论是政府为一个四口之家平均提供的资金大约是14万元到57万元，从而做到“两不愁三保障”，我们用个中间数，算35万，大约等于5万美元。这些都还没有计算我们中国农民兄弟的土地使用权和经营权等等。而且中国的绝对贫困大都发生在老少边穷地区，相比美国的绝对贫困主要发生在大城市，特别是洛杉矶、旧金山和纽约，扶贫难度严格讲比中国低很多，但政府不作为，它没有消除绝对贫困这种理念。根据国务院新闻办2021年发布的《人类减贫的中国实践》白皮书，我国贫困地区农村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到2020年我们消除绝对贫困的时候，达到的是12588元。

2020年6月30日，全国最后一个不通公路的建制村凉山州布拖县乌依乡阿布洛哈村通路通车了。图自四川日报

第二是精准扶贫，一抓到底。习近平总书记于2013年提出精准扶贫，这包括“六个精准”：脱贫成效要精准、资金使用要精准、措施到户要精准、扶贫对象要精准、项目安排要精准、因村派人要精准；还有“五个一批”：发展生产脱贫一批、易地搬迁脱贫一批、生态补偿脱贫一批、发展教育脱贫一批、社会保障兜底一批。而且中国的做法是一抓到底，省市县乡村五级书记一抓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我们党和政府是真心诚意地，拿出真金白银，实打实地帮助社会最弱势的群体永久性地脱贫，我们国家坚持社会主义的普惠性，一个都不落，这在其它国家是难以想象的。

三是发展引领，多管齐下。我们相信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由输血式扶贫变成造血式的消除绝对贫困。在党和各级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多管齐下，综合施策，以全面发展带动扶贫，不断拓宽贫困农户发展商品生产、增加收入的渠道，从种植业到养殖业，到农村的二、三产业，如旅游服务业等等。

随着新发展理念的普及，我们的开发扶贫、发展扶贫早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最大限度地开发，而是把生态环境、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社区参与等等均列为开发式扶贫的重要内容。多管齐下广义上还包括社会力量的参与扶贫，比方说我们的党政机关定点扶贫、我们东西部协作扶贫、国企和民企积极参与扶贫等等。

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模式认为市场经济本身会产生所谓的“涓滴”效应，自由化和市场化带来经济发展，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会自然而然地“涓滴”到贫困群体。但过去数十年世界各地的实践证明，纯粹靠市场机制无法产生这样的效应。恰恰相反，市场在创造财富的同时，如果没有政府的宏观协调，往往会造成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今天许多西方国家都面临这个问题：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中产阶级不断缩小，民粹主义泛滥。

而中国通过发展引领，既发挥政府和国企的作用，也发挥市场和民企的作用，创造了彻底消除绝对贫困这个世界奇迹。如今的中国享有世界最发达的互联网应用，远远领先美国，美国的私营企业不愿意投资建设大农村的通信基站，因为这样做会长期收不回成本，而中国是国企承担了把通信基站和网络建到所有村庄的使命，这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国模式致力于实现共同富裕努力的一部分。政府还投资建设世界最大最好的高铁网、高速公路网、“村村通公路”等工程，而民营企业抓住这个发展的历史机遇，壮大起来，这些都有效地推动了大规模的扶贫减贫。

最后是迈向共同富裕。在消除绝对贫困和实现全面小康的基础上，党中央提出了2035年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要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的进展，而且提出了在浙江建立共同富裕示范区。中国模式的一个特点就是凡事都先做试验，我们改革开放就是从建立经济特区开始的。

党中央决定在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可以让全国人民都能看到未来的共同富裕是什么样子。浙江的省情具有中国国情的一定的代表性。浙江是“七山一水两分田”，既有城市也有农村，农村户籍人口占总人口约一半，与中国整个国家的情况类似。此外，浙江省的发展均衡性相对比较好，已经有了建设共同富裕的许多成功的经验，比方说，浙江的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为1.96，低于全国的2.5。浙江省已经提出到2025年共同富裕示范区要取得实质性成就这个目标，我们相信浙江一定能够交出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谢谢大家！

钱文荣：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握发展阶段的新变化，把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放在了更加重要的位置上，推动区域协调发展，采取有力措施保障和改善民生，这也为我们促进共同富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2020年中国打赢脱贫攻坚战，在我国历史上首次实现了消除绝对贫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但正如二十大报告所指出的，我们的工作还存在一些不足，面临不少的困难和问题。当前，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推进高质量发展还有许多瓶颈，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仍然较大。2021年，我国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倍差依然达到2.50倍，城乡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社会保障差距依然巨大，这些问题对我们迈向共同富裕形成了突出的挑战。

面对这些问题，2020年10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作出部署，明确了到2035年的目标任务。2021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

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就是要在高质量发展中进一步促进共同富裕，聚焦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打造可示范可推广的模式和标志性成果，为全国共同富裕探路。

一讲到共同富裕，大家首先想到的肯定是收入，收入确实很重要，但是共同富裕的衡量标准绝不仅仅是收入，而更主要的恰恰是居民的幸福感。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大多数人的收入可能提高了几十倍，但也有很多人依然感到不幸福，到底是什么原因呢？行为科学证明，人类具有对不平等的天然厌恶，收入不均将显著地降低人们的主观幸福感。

从这个角度来讲，加快欠发达地区、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对于实现我们的共同富裕目标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我们也知道，欠发达地区之所以欠发达，大多存在着地理位置、交通条件、社会经济等等各方面因素的制约，加快发展恰恰是它们的难点和痛点，而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差距更是难中之难。

浙江临安白沙村

浙江省为了推动26个山区县的跨跃式发展，通过专项用地指标的支持，创造了“飞地经济”模式，也就是让这些相对欠发达的山区县在发达的县市有了一块“飞地”，可用于二三产业的发展，这样就比较好地突破了产业发展中原有的限制。农村产业发展可以为提高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打下基础，但是在产业的发展过程当中也有可能会对农民的生活带来困扰，导致幸福感的下降。

利用生态文化优势发展乡村旅游是浙江农村发展的普遍经验，浙江杭州太湖源镇有一个村叫白沙村，它是浙江省最早发展乡村旅游的村之一。在上个世纪90年代就开始发展乡村旅游和民宿产业，到目前为止，这一个产业已经带动全村72%的劳动力就业、创业，仅仅旅游这一项收入就为村民创造了人均年收入7万元的收入。但是随着游客数量的增加，也开始出现像饮用水供应不上、污水、垃圾处理等严重问题，给游客、村民带来很大困扰。此后，该村就开始实行减床位、提质量的行动，推动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良性循环，既改善了整个村容村貌和生态环境，也提升了这个产业本身的发展质量。我们讲绿色是农村高质量发展的底色，近年来浙江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普遍取得了良好效果，也增强了广大农民的幸福感。

农村居民的幸福感也来自他们的急难愁盼问题的普遍缓解，比如浙江通过城乡一体化的医共体、教育集团等模式，让高水平的医生和教师下乡，解决农民及其子女的看病难、上学难问题；通过村村通公交、村村通快递等解决农民的出行难、物流不畅等问题；通过人居环境的整治，解决脏乱差问题等等，广大农民的幸福感得到大大提高。

当然，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还处在起步阶段，未来的发展任重而道远。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采取更多的惠民生、暖民心举措”，正是提高广大人民幸福感的关键举措。我们要努力地破解公共保障不平等的体制，构建城乡一体、共建共享的民生保障制度，着力推进城乡人口双向流动与融合，并将新型城镇化、美丽乡村建设和乡村治理转型三大要务“并轨”，以有温度、有力度的制度创新为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全面赋能。

作为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的重要力量，为推进共同富裕提供智力支撑是我们高校义不容辞的责任。浙江大学作为一所学科门类齐全、扎根于浙江这片热土上的一所一流大学，早已深度融入到浙江省高质量发展和推动共同富裕的行动中。

2006年，为了在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缩小城乡差距方面探索出一条新路，在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的亲自过问下，浙江大学与湖州市举全校和全市之力，围绕建设省级社会主义新农村实验示范区，展开了全面合作。16年以来，从新农村建设、乡村振兴到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市校合作不断深化，湖州市已经形成了共同富裕全面推进的新格局。2021年该市的城乡居民收入比缩小到了1.65:1，成为中国城乡差距最小的地区之一。

我们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作为一个“三农问题”研究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的机构，在以社科赋能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方面也取得了不少经验。我们还通过“黄土地”计划，即学生到基层挂职、欠发达地区支教、社科赋能欠发达地区发展等行动，推动学生为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做出贡献，同时也培养他们自己的家国情怀和实践能力。

我相信，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浙江大学一定可以更好地通过构筑科技创新服务平台、人才支撑平台、体制机制创新平台等载体，全方位地为浙江省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贡献力量，努力探索具有普遍意义的共同富裕之路。谢谢大家！

【圆桌讨论】

主持人：谢谢两位教授刚才的演讲，回望我们从消除绝对贫困到实现小康，再到展望共同富裕这样的一条道路，可以说真的是天翻地覆的变化，每个身处其中的人都会有心潮澎湃的感觉。每个不同的阶段有共同点，就是我们的领导力量，我们党非常坚定，这是很重要的、最核心的作用。

张维为：中国模式特点是一茬接着一茬干，跟西方模式一茬对着一茬干，正好形成鲜明的对照。所以我们真的是久久为功，一个大的战略定下来之后，一代接着一代干。然后你会发掘一段时间之后，变化就出现了。我老说中国模式的特点是有正确的战略，战术是可以调整的，出现各种问题是可以纠正的；但战略对，大方向对，最后就产生非常好的效果。

主持人：钱教授常年从事农村观察研究，这一块应该也很有体会。

钱文荣：从基层的角度来讲，我有一个体会，就是中国凡是做得特别好的那些村庄都有一个特征，就是有一个好的带头人。这个好的带头人，基本上就是村里面的党支部书记。那么，什么是好的带头人呢？两个特点，对外，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人，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内，是一个有情怀、公平公正，有意愿带动农民共同致富的人。

主持人：在我们消除贫困、实现小康、共同富裕这条路上，非常重要的是基层党组织的作用。

张维为：对。五级书记抓扶贫，这个很厉害，这是中国模式的特点，一抓到底，中央、省、市、乡、村都有。

我去安吉做调研，我看了总书记当年在安吉讲话的完整录像，他对问题的看法，已经讲得很超前。那是2005年，总书记说，这是世界普遍的规律，一个地方经济发展起来之后，就要开始旅游文化消费，所以你们这儿要转型，不要再去开矿什么了，然后他就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是理念领先。一旦形成共识之后，就一抓到底。然后一茬一茬干，五级书记一起干，这个模式真是产生奇迹的。

主持人：看在精准扶贫的过程当中，数百万的扶贫干部冲在一线，许许多多的党员成为了最最先锋的战斗堡垒，甚至还有一些党员干部牺牲在了扶贫第一线。刚才钱教授说了一个词，他说有情怀，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光是一种责任，有家国情怀在里面，这是我们观察中国一路走来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的力量。钱教授在介绍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一些做法，我觉得真的有挺多亮点，“飞地经济”我特别感兴趣，您说是欠发达的一些地区，可以在发达地区获得一些指标，把自己的二三产放在那里，那么发达地区它获得了什么？

钱文荣：对于那个发达的县来说，为什么愿意做？我觉得首先还是政治情怀。作为省政府给你的一个任务，你有责任来帮助那个相对欠发达的县来共同进步。在这个过程当中，它也是有收益的。从企业本身来讲，人家的企业办在你这里，至少就业大部分是在你这个发达地区。第二，也有利于增加整个开发区的人气，整个人气上来以后对推动城镇化发展肯定是有利的。

其实这两个县的合作当中可能还有其他的好处，因为相对欠发达地区也有一些好的资源，这种互赢的模式可能是现阶段需要做的。

主持人：这样的对口帮扶其实也是我们制度优势的一部分。

张维为：对，其他西方模式下边没有的。我一直讲我们是个“文明型国家”，我们叫掏心掏肺地互相帮助，即使出现一些问题，只要中央一下指示，一做工作，下边马上就通了。为什么通得这么快？一是背后有个情感在里面，就是你讲的家国情怀；另外就是我们有全国一盘棋的观念。前段时间，我去安徽调研长三角一体化，安徽几个相对落后的县市，上海有几个区在跟它们对接，对口帮助效果非常好。

主持人：共同富裕示范区前面的名词叫高质量发展建设，当下我们在共同富裕这条路上说高质量发展的时候，我们在说什么？

钱文荣：总体上我觉得高质量发展还是从原来的要素驱动到创新驱动，利用科技的力量来实现节约资源、环境友好的发展模式。在脱贫攻坚战以前，我们的目标比较单一，就是让贫困人口、深度贫困地区都能脱帽，那就瞄准人均收入2300元（每年）的这个目标，所以产业发展可能也是对准这个目标的；实在不行的地方，政府可以兜底，通过社会保障来实现。

但过了这个阶段以后，我们需要把脱贫地区的进一步发展纳入到整个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轨道，那么整个产业就需要升级。打个比方，我刚才讲到乡村旅游的发展，我们发现白沙村的发展跟整个环境产生了一矛盾，所以政府和村里采取了很多措施，把床位降下来，把楼层降下来，我就给你补贴，当时是靠补贴、靠激励来做的。最后农民发现，改造以后，尽管房间少了，但每个房间的收费可能上去了，因为整个档次提高了。所以，最终更加实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

张维为：我再补充一句，我刚才演讲里面也讲，脱贫标准从2300元到4000元等等，但我们做的工作不止这些，很多数据都没有算进去，如“两不愁三保障”货币化花费的资金，我们的测算是每户5万美元左右，这还没算上我们农民兄弟拥有的土地使用权、经营权等等。实际上，我们反贫困的水准真是不低，我是为数不多的不再用“发达国家”概念的学者，因为这个概念给西方国家太多名不副实的软实力。其实所谓“发达国家”内部的贫困比比皆是，特别是美国。

主持人：再来看浙江的共同富裕，您特别在演讲中谈到了，收入问题解决了之后，很重要的还有那种获得感和幸福感。

张维为：有时候一讲共同富裕，大家想到的首先是分配，但我们有高质量发展的前提，在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上分配得更公平、更好，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这是辩证的关系。饼还是要做大做好，然后再更好地分配，当然现在存在的突出问题也要妥善解决。

主持人：一切奋斗到最后都要落实到生活是不是美好，是不是宜居宜业。迈向共同富裕，现在浙江在做实践探索，我想未来会在更大的范围内做这个事。总书记在二十大的报告里也说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之一就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所以这是我们的必由之路。

【讨论环节】

赵宗胤：老师们好，众所周知浙江的富裕程度比较高，发展均衡性也比较好，一方面这是浙江开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基础和优势，另一方面，这可能会影响到浙江经验在其它地区的推广，所以我想请问两位老师如何更有效地把浙江共同富裕建设的经验推广到全国更多的地区？谢谢。

张维为：我觉得二十大的报告提“中国式现代化”，某种意义上意味着我们讲的中国经验、包括浙江经验，不只是对中国其它地方有用，对世界其它地方可能会有启发的。比方说我前面演讲中我提到的，浙江特点是“七山一水两分田”，这和我们中国的国情大致相同，这意味着什么？就是我们山区的共同富裕，可以看看浙江是怎么做的，两分田的地方共同富裕，也可以看看浙江怎么做。

从世界范围也是这样的，世界很多地方的人到中国来看，比方中东地区沙漠，看我们怎么防沙、治沙、固沙，看看发展沙培植物是如何帮助解决扶贫问题的，真的会有启发。所以我们公开讲的是中国国内的示范，其实它有全球意义。我觉得我们要有人类情怀，从总书记报告中你可以看到他的国际视野和人类情怀，这很重要。。

主持人：我也提供一个我的观点，并不是说浙江的做法和探索一定要复制推广到其它的地方，而是说在探索中形成的一些经验，如果有共鸣的、有启发的可以取一瓢饮，这一点非常重要，看看可能哪些地方可以用得到。但并不是说我一定要这样做，因为就像中国有“中国式现代化”一样，每个省有每个省的省情，做法不需要完全一样，只要有启发就可以。

钱文荣：我非常同意两位的意见，我们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从二十多年前开始，就办了一个叫国际反贫困研修班，也是国家商务部委托办的一个班，到目前为止应该有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是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官员来学习。每次来的时候，他们都有大量的时间去跑，浙江当然是他们主要去的地方，但是他们也到西部、到中部去看，总体上他们感觉收获还是非常大的。

浙江有浙江的特色，到了别的地方以后，可能也有不适用的地方。这里的关键是什么？我们之所以要搞示范区，最后我们希望总结出浙江的经验中哪些是共同的，哪些是纯粹是浙江特色的。

田重：主持人好。两位老师好。共同富裕是包括我在内的千千万万中国老百姓非常关注的现实命题，我们所追求的共同富裕是一种全面的、系统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高度统一的共同富裕，我想请问各位老师，我们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如何促进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比翼双飞，更好地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谢谢。

张维为：这个我还是很有感触的，因为我们是讲精神文明、物质文明比翼齐飞，这个目标非常之好。确实是，追求现代化、追求发展所导致的就是文化中出现一些过分物质化的问题。好在这个趋势在过去十年中慢慢被扭转过来，背后是人民群众也觉得我们希望过上更有品质的、有文化的、有品位的生活。从市场的角度也是，这方面的需求也是巨大的，比方说河南卫视的《唐宫夜宴》这些节目这么受欢迎，就表明大家到了要求这个品位的时候了。

我们现在讲“中国式现代化”，某种意义上可以与“美国式现代化”作为一个对比，美国显然是无穷地追求物质欲望，你只要去美国就会有这个感受，它的氛围就是拼命地追求物质欲望，直至走火入魔。美国的电视广告就是呼唤发财，三千万、五千万，非常直白，包括其吸毒泛滥和枪支暴力泛滥，反映的都是美国精神的颓废。

现代化现在是可以比较的，我们提出“中国式现代化”，包括共同富裕，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两者的比翼齐飞，这非常好，在很多方面浙江可以做出示范的作用的。

浙江大学“黄土地计划”

钱文荣：共同富裕特别强调物质富裕和文化高地的打造，从我们乡村的角度来说，实际上乡风文明也好，乡村的精神文明建设也好，本质上还是要让中国农村的传统优秀文化和现代城市文明有机结合。为什么？我们的乡村社区是非常和谐的，在社区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特别好，我们的优秀文化、农耕文明的这种合作精神都在这里面。如何把传统优秀文化传承发扬好，同时通过开放式的发展来接纳现代城市的文明、并替代原来乡村文化中那些相对不好的东西，这可能是一个关键。

王玉芬：大家好，2019年的3月18号，我有幸参加“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在人民大会堂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总书记说“要培养一代又一代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有用人才”。我所在的浙江大学国际校区，我们的本科毕业生受到了海内外一流高校的普遍认可，我想请问我们需要怎样做才能够更好地激励我们的同学，未来能够学成归来，成为我们共同富裕建设的主力军？谢谢。

张维为：实际上这个问题我不是特别担心，因为留学生回国已经是大势所趋，大概连着三五年了，每年回来都是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现在九零后、零零后出去，基本上大部分出去的时候已经想好了回来要做什么事情，这是大概率。

我老说一出国就爱国，所以培养爱国主义最好的方法就是到国外去呆一段时间，然后就会发觉中国很多方面的制度优越性。现在已经是2022年了，明白人都很清楚世界的未来在哪里。另外，国际上确实有激烈的人才竞争，特别是顶尖人才的竞争，各个国家几乎都在用高薪等各种条件来吸引人才。从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中国的条件已经不弱了，我们是很有竞争力的。此外，中国海外人才的家国情怀也会发挥作用。

钱文荣：对，从培养的角度来说，我个人感觉主要是学生的家国情怀培养。这里面很重要的一点，是如何让我们的同学了解我们的国情，尤其是广大的农村。其实这几年我们做了一些事情，比如黄土地计划，就是让学生利用暑假时间到基层去挂职，跟基层干部一同去解决一些基层的问题。我们还有一个计划叫展翅计划，主要是到中央部委机关，也是利用暑假期间去挂职，了解部委是怎么决策的，从宏观上可以了解我们的实际情况。我们每年都有大量的社会实践活动，包括科研调研、支教活动等等。通过这些活动，我觉得同学们的收获还是非常大的，这样一种情怀的培养，是在不知不觉当中的潜移默化产生的。

楼华梁：各位老师好，浙江大学上海高等研究院是上海市和浙江大学联合共建的一个新型研发机构，重点围绕人工智能、金融、生物医药、工程等领域开展科学研究和技术研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总书记2002年在浙江主政时提出“跳出浙江发展浙江”这么一个开放发展理念，围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这个国家战略，现在浙江大学在上海设立了高等研究院这样一个平台，那么对于我们来讲，怎样更好地参与到浙江省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这个过程中？

张维为：这个做法在大学里是比较新颖的，浙大一直保持了这种锐气，就是开拓创新，你们校训里就有“求是、创新”，令人感佩。另外从你刚才介绍我可以感觉得出来的，就是强强联合，浙大有自己比较强的地方，如计算机、AI、人工智能等等，上海则有非常强大的现代制造业，我想这两者结合起来非常之好。

钱文荣：我感觉这个研究院可以发挥几个作用，一个是窗口，浙江大学在上海展示浙大的科技力量，然后来跟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地区的一些企业合作。第二个应该是桥梁，因为浙江省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推进，需要整个长三角地区、尤其是广大企业的参与，高等研究院可以在企业跟浙江之间的发挥合作桥梁的作用。第三个可以是平台，是一个高层次人才引进和培养的平台，毕竟是处在上海这样一个地方。我觉得可以从这些方面为浙江的共同富裕示范区服务的。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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