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雁默】

“只是一般古物……”？台北故宫摔了三件馆藏文物还涉嫌隐匿消息，引起舆论痛批，院长吴密察却以轻描淡写的态度面对质疑。

媒体逼问院长吴密察，3件古物价值25亿元（台币）是否正确？吴院长表示“绝对远远低于你刚才说的数字”，但未敢给出院方的价值评估。

台北故宫则发出官方声明，3件瓷器依《文化资产保存法》规定，暂行分级列为一般古物云云，一方面让痛心者更痛，另一方面也给了亲绿舆论一个淡化事态的借口，暗讽社会反应过度。

台北故宫近期损毁的三件文物（图源：Taiwan News）

让我们厘清楚问题之所在：台北故宫是谁的故宫？谁才能管理好故宫？

10年前，北京故宫也因为发生多次弊端而引起公众质疑，失窃门、哥窑门、瞒报门、拍卖门和屏风门、错字门、会所门、封口门所暴露出来的管理问题，让专家纷纷呼吁引入“外部监督委员会”解决问题。当时，大陆社会便在检讨“故宫是谁的故宫，谁又能管理好故宫”。

台北故宫的问题又比北京故宫更为复杂严峻。简单来说，北京故宫至少不会出现“恨国院长”，台北故宫现在却落到“台独院长”手里。就博物馆的基本定位来看，这是“文化守护者”与“文物保管人”的巨大差异。

文化守护者，自带神圣职责；文物保管人，则是守墓人。主要的差距在于情感，前者当文物是民族之瑰宝，后者自视为第三方保管人，姿态两异，情感落差决定了对文物的不同诠释和管理，也决定了文物的不同命运。

首先从文物的价值说起。

是文物，或只是“一般般”？

谈历史文物的价值，至少牵涉三种面向：其一，市场价值；其二，法律价值；其三，情感价值。

原则上，台北故宫并没有说谎，“明 弘治款 娇黄绿彩双龙小碗”，“清 康熙款 暗龙白里小黄瓷碗”，“清 乾隆 青花花卉盘”三件摔碎的文物，在法律上皆属“暂定的一般古物”。为何是“暂定”？因为台北故宫约70万件古物的鉴定审查工作至今未完成，此三宝仍在鉴审中，故暂时以此归类之。

我们泛称为“文物”的文物，在（台湾）法律上依珍贵稀有价值给予三种分级：文物，重要古物，一般古物。这便是法律规范的价值。

在行家心中，台北故宫的三宝是“范宽 谿山行旅图”、“郭熙 早春图”和“李唐 万壑松风图”，均属法定的文物等级；民众偏爱的三宝为毛公鼎、翠玉白菜和肉形石，其中仅毛公鼎为文物等级，其余两者是法定的“重要古物”等级。

万壑松风图（图源：Wikiart）

以上三种分类，总归属于官方定义的“文化资产”，目前为止，台北故宫的“文化资产”总数为1042件：文物267件，重要古物775件，一般古物0件，加总仅占故宫馆藏文物的0.15%。比例这么低，是因为馆藏数量太庞大，界定工作不免拖沓。

换言之，即便摔坏的三宝属于“暂定的一般古物”，亦属“极少数的文化资产”。在一般认知下视为文物，庶几近矣，无论怎么看，也绝非吴密察企图混淆认知的“一般般之凡品”。

若在文物上寄托了民族情感，就不会拿“法律价值”来混淆视听、敷衍塘塞。吴密察的这种态度是守墓人的态度，因为同样逻辑，若“翠玉白菜”摔坏了，也可淡化为“只是重要古物坏了，不是文物”。

粉身碎骨的三宝，除了被政治性掉价成“凡品”外，其“市场价值”也被隐藏。

媒体逼问吴密察的“市场价值”，即在拍卖市场上同等级古物流通的价格。摔坏的古物，市场价格当然就会下滑，再怎么修复，都无法回归原价，且可能影响其古物地位。而此三宝，从未展示，不曾鉴价，亦无保险，肇事者与管理高层也全无法律责任。

那行政责任呢？2名涉事职员一大过，院长吴密察则是“头过身就过”，舆论降温就自然没事了，好官我自为之。这种大事化小的结果，形同否定了民众对故宫与文物的“情感价值”。

情感价值还不仅针对文物，“台北故宫”这块招牌也是价值非凡，它的曲折历史已是传奇，内藏一箱箱颠沛流离的国魂。

自1933年起，这批文物历经五次大迁移，终于在1949年落脚台湾。1961-1962年，蒋介石将部分文物由美军军舰运往华盛顿等五个城市展览，1个月后，“时代杂志”感叹——东方文化的主流与中心原来不在日本，而在中国。

部分大陆民众特别不谅解国民党“窃走”了文物，但也请别忘记，蒋家、老国民党与随蒋来台的大陆精英，可不是“守墓人”，而是文化守护者，不能仅用政治眼光看台北故宫的身世。

虽不能强求大陆民众理解，但台湾社会就还是有一群人，特别感念那些历经千辛万苦，护宝有功的前人们，其前往故宫游览的心态仍是纯粹的民族自豪。

然后，我们谈谈意识型态挂帅的守墓人。

守墓人的外行，与意识形态挂帅

博物馆的工作是保存与发展，一方面保存看得见的文物与看不见的情感，另一方面与时俱进地展示馆藏、精进管理制度，以免与社会脱节，也避免流于窠臼的僵化管理阻碍博物馆发展。而对于两岸故宫这样的世界级博物馆而言，保存又重于发展。

台北故宫是谁的故宫？首先当然是“中国的故宫”，其次才是“人类的故宫”。从文化守护者的眼光来看，就得按此顺序看待祖先遗产，故宫博物院的任务主要是保存“我们的”文化，附带保存“大家的”文明资产。

绿营执政后，台北故宫高层定位此馆是“人类的故宫”，一方面规避“窃占他国文物”的问题，另一方面则以“与时俱进”为借口，抽离馆藏的民族情感。

砸坏三宝事件曝光后，台湾部分舆论痛心疾首之余，主张将文物全数归还给大陆，为求全，不惜割舍。但苏贞昌辩称“人类遗产没有归还问题”，呈现的就是台北故宫的“新定位”。

现任院长吴密察，台大历史系学士、东京大学人文科学硕士，“专业”是台湾史，在“台独”史观教科书、“反课纲”微调和太阳花运动中，都有角色，被视为是“文化台独”的推手之一。

前任院长陈其南，耶鲁大学人类学博士，“专业”是台湾史，任职台北故宫院长后推动“故宫台湾化”，也是“文化台独”的推手之一。

台北故宫院现任院长吴密察（左）和前任院长陈其南

两任院长都钻研分离主义的台湾史，自然对“中国的故宫”不会有一丝民族情感，并大力操弄流行的“博物馆现代化”概念，倡导所谓“本土化”、“多元化”与反民族主义。具体呈现出来的恶果，就是发展不清与管理不当。

在发展层面，从“人类的故宫”着眼，陈其南不讳言想让故宫摆脱“过度的情感性”、“有点针对大中国的民族主义”，提供“一个自由思考的环境”，“从传统中解放，然后变成共享的资源”，“而不是服务原来定义的意识形态”。

台北故宫的著名藏品“毛公鼎”承载着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图源：Sketchfab）

这些花花草草的修辞，中心思想无非就是两个字 —— “去中”。多元概念下的文物诠释并没有摆脱“意识形态”，而是服于另一种意识形态，即从中国民族主义挪移到反华主义。于是我们便看到“台独”以惯用的手法，利用中国文物拆解“中国概念”。

拆解，不一定是“否认事实”，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以多元为名，放大分离主义材料。如当下的故宫特展“避暑山庄 —— 清帝国多元统治的缩影”，便从清朝治理上的多民族考量，强调中国概念下的多元性，暗示中国在政治文化上的“分离性格”。

若同样的材料放在北京故宫，着眼于“中国的故宫”，其诠释自然就会侧重于清朝在中国历史中的延续性，与努力消除差异的政策，强调“共存性格”。

类似的展览意图，贯穿于绿营执政下的各种故宫策展里，将史诠换个角度，让台北故宫成了守墓人的圈地，冷眼看文物。或许，称之为“不怀好意的掘墓人”可能更恰当。

陈其南惹起的争议过大，遭大面积围剿，以致继任的吴密察一上任就表态“（故宫）不可能去中国化”以平息社会质疑，但他也只是将“去中”转为低调，并在管理层面上破坏用人原则与制度，以致台北故宫在“保存层面”上也出了问题。

安插自己的人马、任意转变单位领导、变更组织架构、基层员工遇缺不补以致人力不足、重要库房搬运工企图委外处理、援南院展览以致重量级文物频曝光、在人力吃紧的状况下运行数字化工作等诸多弊端均使严格的内规难以维持，难怪故宫职员与外界皆批评吴密察是外行领导内行，不出事才怪。

兰千山馆小档案。图片来源：中国时报

摔坏文物事件之外，吴密察又因“兰千山馆”一案引发轩然大波，深刻显示此公不但外行，而且有“开放掘墓”之嫌。

一如其他世界级博物馆，台北故宫亦有私人收藏者托管的古物，板桥林家的“兰千山馆”（林柏寿收藏斋号）历朝书画，包含“唐 褚遂良黄绢本兰亭”（兰）、“唐 怀素小草千字文”（千）、“苏轼 书杜甫桤木诗”等331件文物，自1969年便由林家主动寄存于台北故宫至今。

吴密察以库房空间有限为由，决定不再与林家续约，退回“兰千山馆”文物，大大震惊了老故宫职员与各界，因为此举很有可能导致这些文物因私人无力保管而流向拍卖场，落到外国买家手上。论价值，“兰”与“千”远远超过摔坏的三宝。

林家始终没有对此事表态，因此外界难以查知事件内情，只能说，若林家有意更改委托或甚至脱手，大陆的博物馆可要把握机会，务必让“兰千山馆”文物留在中国。

以台北故宫的份量，其任务应首重保护文物，其次才是发展。吴密察却反其道而行，将以转型为目的的策展作为重点，透支了保护文物的人力。他的外行就体现在本末倒置，没将重点放在最重要的任务上。

最后聊聊“博物馆的现代性”。

博物馆的现代性，两岸故宫不必忏悔

在博物馆的发展层面，西方现在流行谈“去殖民化的多元主义”。在平反被殖民文化与人群的思潮下，众多博物馆纷纷重新诠释馆藏“赃物”。毕竟，西方博物馆保存大量殖民时期偷拐抢骗而来的异族之宝，在进入了“良心发现”的时代后，必须改变展品的传统诠释。

例如，位于伦敦的海事博物馆举办了鸦片战争展览，但因馆方未能全面性搜集相关文物，只有东印度公司的文物，缺乏从中国角度看事件的文物，使得主题充满了殖民色彩。

以旧史观来搜集文物、编排展览，使得博物馆诠释历史的能力受限、发展受阻。除英国外，美国许多博物馆为挑战“白人至上”史观，而邀请原住民主导相关展览的历史诠释，也依循着同样思路。

正面看，“去殖民化的多元主义”有其现代意义，给社会一个反省的场所，并促进族群融合。但以“时代要求”做为博物馆的现代化标准也有不小争议，因为反面看，它也鼓励“分离主义”重新曲解历史，成就另一种史观霸权心态，并利用古物在现实上套利。

尤其，此举可能衍生外行领导内行的弊病，台北故宫，就是现成的例子。历史专家不见得是文物专家，尤其是那些崇尚历史虚无主义的历史专家。

一个主张在地图上让台湾“躺平”的人，藏不住“日殖怀旧”的心态，因为日本人就是习惯阅读日本列岛躺平的地图。吴密察就是喜欢仰视太平洋，背对中国大陆的分离主义者，如何期待他能善待中华文物，正确诠释中国文物？

问题核心在于博物馆的“教育功能”，时兴的“社会思潮”能取代“教育”吗？博物馆如何避免成为“时代的俘虏”，坚持将历史的还给历史，将现代的留在现代？亦或是，在传统与时尚之间，求一个适度平衡？

国际博物馆协会（ICOM）于2007年修订的“博物馆定义”为：

博物馆是为服务社会及其发展所永久设立的非营利机构。博物馆对大众开放，以取得、保存、研究、诠释与展示人类及环境的有形和无形遗产，达成教育、研习与娱乐等目的。

A museum is a non-profit, permanent institution in the service of society and its development, open to the public, which acquires, conserves, researches, communicates and exhibits the tangible and intangible heritage of humanity and its environment for the purposes of education, study and enjoyment.

2016年ICOM于米兰大会，为顺应时代思潮，开始研议修改“博物馆定义”。新的提案文本强调“让过去与未来进行对话”，在原有定义上加入了“民主化”、“包容性”、“多元性”（polyphonic）、“可参与性”和“高透明度”。此外还强调博物馆要对人类尊严、社会正义、全球平等及地球福祉做出贡献。

Museums are democratizing, inclusive and polyphonic spaces for critical dialogue about the pasts and the futures. Acknowledging and addressing the conflicts and challenges of the present, they hold artefacts and specimens in trust for society, safeguard diverse memories for future generations and guarantee equal rights and equal access to heritage for all people. Museums are not for profit. They are participatory and transparent, and work in active partnership with and for diverse communities to collect, preserve, research, interpret, exhibit and enhance understanding of the world, aiming to contribute to human dignity and social justice, global equality and planetary wellbeing.

此提案引发不小的争议，一些重要的参与者选择以退出表达抗议，他们认为博物馆定义应该简洁明确，而不只是堆砌流行的价值观。白话说，博物馆不是教堂，条条框框旨在洗脑；博物馆也不是走秀舞台，专注于展现时尚的价值观。

两岸故宫的文物可不是“殖民赃物”，不需要“赶流行”，也不需要“忏悔”、“去殖民化”，更不必彰显西方“当下的”价值观。不过，这也不代表故宫的展览就不能有所创新，只是如上所述，要先弄清“故宫是谁的故宫”，在此基础上追求创新，才不会掉入虚无与错乱的陷阱。

广受欢迎的台北故宫藏品“白玉白菜”（图源：Traveller）

故宫，就像目前现存的若干外国皇室，作好谨守传统的角色，才能安民心。管理制度与发展方式可以讨论，但别本末倒置，最起码，文物要保护好，而院长应是身负重任的文化守护者，不是守墓人。

台北故宫无凡品，遗憾，院长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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