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伟/文 最近，马斯克又做了一件非常马斯克风格的事情。5月31日，他给特斯拉的员工们群发了一封邮件，要求员工每周至少在办公室40小时，否则就离开公司。在邮件中，他还强硬地指出：“如果你不出现，我们将默认你已辞职。”

马斯克的邮件一经披露，就在舆论场上引起了轩然大波。很多不喜欢马斯克的人立即抓住这个机会，开始大肆批判其终于露出了资本家残酷剥削的本质。部分阴谋论者开始琢磨，马斯克的这个决策是不是逼着员工辞职，从而变相裁员。而一些更为“专业”的批判者们则开始摆事实、讲道理，试图向马斯克展示，他作出的是一个错误的决定。比如，澳大利亚科技界亿万富翁、软件开发商Atlassian 的联合创始人斯科特·法夸尔（Scott Farquhar）就发推特“介绍经验”，称居家办公已经成为了Atlassian增长的秘诀，“仅在过去的一年里，我们全球42%的新员工住在离办公室有2小时或更长时间路程的地方。世界各地都有优秀的人才，不限于离我们办公室1小时路程的范围内。”说罢这些，还不无挑衅地表示，Atlassian将会大规模扩员，特斯拉员工如果有兴趣可以申请。

要求员工复岗的不止马斯克

对居家办公表示反对的并不只是马斯克。现在很多大型企业都在调整政策，鼓励员工重返公司。只不过不同于马斯克的风风火火，这些企业并没有闹出这么大的响动而已。而在这样的企业中，就包括谷歌、苹果、IBM等大公司。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初起之时，谷歌是最早支持居家办公的大型企业之一。当时，谷歌一口气批准了近万名员工的居家申请，并表示他们可以申请永久在家办公。然而，在一年多后，谷歌就偷偷改变了这一策略。虽然从明面上看，它不强迫员工来公司，但却通过各种小动作“威逼利诱”员工回来上班。一方面，它推出了一套位置计算程序（Work Location Tool），将员工的薪酬和其工作地点的平均工资水平挂钩。这样一来，那些打着“拿一线城市工资、在三线城市生活”主意的员工继续在家办公的意愿就被大幅削弱了。另一方面，谷歌大肆购买和营建新的办公地点，为员工创造更为舒适的办公环境，这就给那些家中办公条件不佳的员工提供了更多去上班的激励。通过这“一推一拉”两种策略，谷歌已经成功将很多员工重新吸引回了公司。

苹果也在调整其工作策略，要求员工周一、周二和周四必须在办公室上班。而在两年前，苹果也曾是坚定的居家办公支持者。并且不同于谷歌等公司，苹果从来没有克扣居家员工的薪酬。只要他们保质保量完成了工作，就可以获得同样的工资。谁知道这个政策仅仅持续了两年，苹果就变了卦。

苹果的这一政策公布之后，就遭到了部分员工的反对，其中就包括苹果的原机器学习总监、著名的人工智能专家伊恩·古德费洛（Ian Goodfellow）。然而，古德费洛的反抗并没有打消苹果复工的决定。据说，这也成为了他最终选择出走苹果的主要原因。

相比于谷歌和苹果，IBM对居家远程办公的态度更值得人们玩味。在业界，IBM是名副其实的远程办公先驱。早在上世纪70年代末，IBM就开始试验让员工进行居家远程办公。到2009年，其全公司38.6万公司员工中有40%居家办公。当时，为了改进居家办公员工的效率，IBM采用了很多方法，比如它就曾经尝试过在古早元宇宙项目——《第二人生》中搭建虚拟办公室，让员工在那儿进行办公和会议。但是，到了2017年，IBM却废除了这一政策，让在家中办公的员工回到了办公室。疫情期间，虽然IBM也像其他企业一样，一度让员工居家办公。但当疫情略微缓和后，IBM就立即召回了员工。

通过以上例子我们不难看到，虽然居家办公的理念在过去几年已经成为了一股潮流，但在现实操作上，它并没有这么受人欢迎。那么，究竟居家办公是好还是不好？居家办公会如何影响效率？

2015年初，携程董事长、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兼职教授梁建章与人合作的一篇论文在顶级学术刊物《经济学季刊》（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简称QJE）上发表。本来，几位学者发表了一篇论文并不是一件什么大不了的事。但这则新闻至少有两点：一、在经济学界，QJE位列“五大顶刊”之一，能在上面发表论文的一般都是学术力量深厚之人；二、虽然作为企业家，梁建章早已非常出名，但在学术界，当时的他只能说是初出茅庐。在被北大聘为兼职教授的时候，还有不少人对此颇有微词。谁能料到，梁教授一出手就放了个大炮，直接发了顶刊。有了这两点的加持，这篇论文的发表几乎成为了当时经济学界最大的“八卦”。

这篇让梁建章在学界一炮而红的论文写的是什么呢？简而言之，它汇报了一个居家办公效果的实验。2010年，携程在上海的呼叫中心（注：呼叫中心主要从事携程网国内酒店预订及后期订单处理业务）进行了这项实验。当时，携程从上海呼叫中心挑出了志愿者，并按照抽签的方式将其分为了两组：一组居家办公，另一组则在公司办公，两组人的薪酬和福利待遇没有差别。整个实验一共持续了九个月，实验数据显示，在这个时间段内，居家办公的人员在工作绩效上明显高于在公司办公的那一组人员，其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简称TFP）提升幅度高达13%。与此同时，居家办公给企业带来了巨大的成本节约。不仅如此，居家办公人群对工作的满意度也要显著高于在公司办公人群，其在实验期间的离职率只有后者的一半。据此，梁建章和他的合作者们得出结论：居家办公是一件既有利于员工也有利于企业的好事，应该推广。

在文中，梁建章及其合作者对居家办公能产生效率增进的原因给出了解释：一方面，居家办公可以有效减少通勤的时间，从而让员工有更多的自由时间可以休息和调整。这样，他们就可以减少因病假或意外而缺勤的时间，从而让总的工作时间增加。根据估计，在居家办公所带来的13%TFP增进中，这一原因带来的增进占到了9%左右。另一方面，居家办公可以让员工选择更为安静和舒适的环境来进行工作，而这对于提升他们的工作效率也可以起到巨大作用。据估计，在13%TFP增进中，这一原因的贡献约为4%。

从纯学术的角度看，以上这个实验是存在着一些问题的。一方面，这个实验选择的被试者都是因为种种原因更偏好居家的，他们先天地就在居家工作方面有更多的优势。另一方面，这个研究结果也没有排除“霍桑效应”（Hawthorne effect）的干扰。所谓“霍桑效应”，来自于上世纪二十年代美国芝加哥西方电力公司霍桑工厂进行的一项关于照明度如何影响生产效率从的研究。当时的研究发现，对于实验组的员工，无论照明度如何调整，其生产率总会有提升。研究者在排除了种种可能之后，得出结论，认为影响人们工作效率的并不是灯光或者其他原因，而是人们发现自己正在被观察这个事实。一旦人们认识到了自己正在被观察，无论环境如何，他们的工作效率都会出现提升。很显然，在携程的这项实验中，“霍桑效应”不仅存在，而且十分明显——公司老总亲自交托的实验，谁能不认真对待呢？此外，携程的实验所针对的主要是那些工作相对流程化，需要的协作性、创造性较少的基层员工。这个实验的结果究竟能不能推而广之，适用到那些职位更高、工作更复杂、对协作要求更高的人身上，是存在很大疑问的。

尽管携程实验本身存在着以上这些问题和争议，但由于它毕竟是当时少有的关于居家办公效率的大型实验，所以实验结果一经发表，很快在圈内引起了巨大反响。《哈佛商业评论》（Harvard Business Review）、《芝加哥布斯评论》（Chicago Booth Review）等众多在学界和业界享有崇高声誉的刊物都争相报道了这项实验。这些报道着实说服了很多企业家，下定决心将员工从办公室赶回了家中。

随着允许员工在家办公的企业越来越多，研究者们的研究素材也越来越丰富。在很短时间内，一大批关于这个话题的研究成果就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例如，“携程实验”的合作者之一、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尼克·布鲁姆（Nick Bloom）对美国企业居家办公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发现这会让员工的工作效率提升5%；而伦敦国王学院经济学讲师阿尔玛丽娜·格拉莫兹（Almarina Gramozi）也通过对美国和英国的公司员工进行的大规模调查发现，员工在家办公的效率至少不差于在办公室的工作。有意思的是，这个阶段出现的研究几乎一边倒地支持了“携程实验”的结果。所谓“理论一旦掌握了群众，也会变成物质的力量”。虽然学术界的研究通常和实践有所隔膜，但在各种媒体的报道之下，这些研究成果也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企业家们。一时之间，居家办公成为了在部分企业流行的一种趋势。

转眼之间，几年时间过去，疫情开始肆虐全球。为了尽可能维持企业的运营，居家办公就从一个“可选项”变成了“必选项”。

随着居家办公的普及，关于它的评论也从一边倒的好转向了褒贬分化。很多企业开始吐槽居家办公的不足。例如，它助长了员工磨洋工，让领导很难监督；它导致了员工之间沟通的困难……值得玩味的是，关于居家办公负面影响的研究也在这个时候开始大规模出现。比如，早稻田大学的几位学者的研究表明，居家办公让员工的生产率出现了大幅度下降；而来自印度的研究则发现，居家办公不仅会让生产率下降，并且女性、低收入者的生产率受此影响尤为显著。除此之外，很多研究还表明，居家办公不仅会影响生产率，还会对人们的健康状况造成很大影响。例如，世界银行的几位学者合作的一篇论文就指出，疫情期间的居家办公导致了抑郁症等心理疾病的大幅度上升。遗憾的是，在这段时间的研究中，我们很少可以找到那些以大企业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不过，这些企业开始陆续召回员工的行动似乎已经说明了一切。

这些研究结果似乎都在表明，之前几年学界对于居家办公一面倒的“点赞”或许存在着巨大的选择偏差——只有在那些适合居家办公的行业中，企业才会让员工离开办公室。因此，以它们作为观察对象，当然会得出居家办公有益的结论。但正所谓“真理向前半步就会成为谬误”，如果不加鉴别地将这个结论推广到更大的范围，那么上述结论就不成立了。从这个意义上看，相比于笼统地讨论居家办公好不好，更有价值的问题或许是，它究竟好在哪儿，又不好在哪儿？

居家办公：好在哪儿，糟在哪儿？

关于居家办公的优势，在“携程实验”等早期的研究中曾经有过很多论述。大致上，它包括如下几点：一是可以大规模节约通勤和不必要的工作切换成本，从而让员工可以拥有更多的实际劳动时间；二是可以让员工自行选择感到舒适的工作环境；三是可以让员工更自由地平衡工作和生活。

但不可否认，它的劣势也是不容忽视的：

其一，居家办公可能对员工之间的互动造成很大的限制。在很多工作中，员工之间的交互是必须的。如果是线下工作，这种交互是多维度的，除了语言、文字之外，员工们还可以通过彼此的眼神、动作，甚至微表情进行交流。而在居家办公的场景下，虽然人们依然可以借助远程会议系统进行语言和文字的互动，但其他维度的交流十分缺乏。换言之，这样的交互是没有“临场感”，并且没有“神韵”的。

对于那些独立性比较高、并不需要太多交互的工作，例如“携程实验”中的呼叫员，这个问题或许并不那么严重。但是，对于对交互性有较高要求的工作，这一点却是致命的。比如，像产品设计等创意性的工作，员工之间思想的交流和碰撞是非常关键的。但在居家办公，只能远程交流的情况下，这种层次上的交流显然会受到很大限制。马斯克在反驳那些质疑他要求员工强制到岗的人时，就曾经拿那些允许员工居家的企业开涮说：“看看那些企业，已经有多少年没有推出过伟大的产品了？”言下之意，就是说缺乏临场交流必然会导致企业创新力的锐减。

其二，虽然从理论上看居家办公可以让员工更好平衡工作与生活，但在现实中，它更可能让员工的工作和生活错乱。在很大程度上，工作是需要一定的仪式感的。相信我们都有这样的体会：当我们穿着整齐，坐在写字台前处理文件时，工作的热情就会油然而生；而如果我们是躺在床上处理文件，即使这样的环境在舒适度上超过了前者，但我们的工作效率却会十分低下。此外，家中的很多琐事也会随时对工作造成干扰。比如，熊孩子的打闹，宠物猫的叫唤，都有可能让我们分神。

其三，居家办公也会切断人们向工作伙伴学习的可能。在职场上，向同行学习对于提高员工的职业能力是相当有帮助的。尤其是那些刚刚出道的新人，尤其需要通过前辈们的言传身教来进行学习。这一点，在线下办公的时候是非常容易做到的，但如果所有人都居家，这种经验传承的渠道就被阻断了。很显然，这对于员工和企业而言，都是相当不利的。

其四，居家办公也会增加很多不必要的交易成本。有很多事情，其成本在线下和线上两种情况下是非常不同的。比如，如果甲员工需要给乙员工传递一个机密文件，在线下时，他只需要把装有文件的U盘直接给后者就行。而如果两者都居家办公，那么在传递过程中，就需要对网络的安全性进行很多的关注。这样，原本简单化的任务就变得复杂了，工作的成本也会上去。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居家办公在有众多优点的同时，也有很多难以克服的缺陷。在现实中，每一个具体的工作都有其不同的特征，对于工作方式的要求也是不同的，因而居家办公对不同的工作所产生的影响也会不同。只有那些员工在家时可以产生的利大于弊的工作，才是适合居家完成的。世界银行曾经对各种工作是否适合居家进行过一个研究。结果显示，从世界平均水平看，只有1/5的工作是适合居家完成的，而在低收入国家，这个比例则只有1/19。由此可见，虽然从表面上看，在家工作是很美好的事，但对于企业而言，应当首先搞清楚自己的定位，根据具体情况制定具体方案。盲目跟风是不可取的。

居家办公催生的大市场

尽管居家与在岗之间总是有利有弊，但人们总是希望可以通过各种办法，让利更多一些，弊更少一些。由此，也就衍生出了居家办公这个新的市场。

现在，居家办公市场已经十分庞大，因而很难对其作出一个精准的界定和分类。但大致上，我们可以根据其功能以及发展的顺序，粗略地将这个市场中的产品分为“功能”、“协作”与“体验”三类。

“功能”类的产品主要是为了让员工在家里也可以在办公室一样，完成某些任务。比如，“携程实验”中呼叫员们用的电话系统，还有我们平时用的办公软件等，就属于这个类别。从本质上讲，这类产品和在办公室使用的产品并不会有什么不同，因而严格来说，这类产品并不足以构成一个单一的市场。

不过，在集中办公时，有一些设备是可以公用的，而在居家环境下，员工无法使用这些公用品，就必须寻找替代。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替代品在功能上要求复刻原来的公用品，但在性能上，要求却通常较低。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打印机。在办公室，打印机是共用的，其使用频率较高，这就要求了它必须有比较好的品质。而对于家庭办公人员，打印机使用频率肯定会比在办公室要低得多。同时，家中的打印机通常是个人购买，而个人用户对于价格的敏感程度通常要比企业用户高得多。因而，居家办公潮流的变化就会对打印机市场的供求产生影响。如果居家办公变得更为普遍，那么厂商就应该生产更多性价比较高的产品；而如果越来越多的人重新回到办公室上班，那么厂商就应该转而生产那些品质好，但价格也相对较贵的打印机。

“协作”类产品主要是为了让员工在居家环境下可以完成必要的协作和交互。在现实中，这类产品的竞争非常激烈，产品迭代也非常快。在早期，居家远程办公只是作为在岗办公的一种辅助，因此人们对于协作和交互的诉求相对较少，一些简单的电子邮件、目录服务、群组协同功能就足以满足要求。而随着居家工作增加，人们的交互需求也逐渐从偶然的、低频的交互过渡到了持续的、高频的交互，这就对交互的方式和质量不断提出了新要求。一方面，即时通讯、音视频会议、数据共享、移动办公等应用开始成为了必需；另一方面，人们对交流的随时性、传输的无卡顿、低延时、高安全等属性都提出了苛刻的要求。除此之外，很多用户还会根据本企业的具体需要对协作办公产品提出个性化的需求。所有的这一切，都让这类产品的市场进入门槛越来越高，最终导致在这个市场上有一席之地的，除了是大型的互联网巨头之外，就是这些巨头的同盟伙伴。因此，如果我们观察这个市场，就会发现它其实是由很多彼此竞争的生态群落构成的，例如国外的微软生态、谷歌生态、甲骨文生态，国内的腾讯生态、阿里生态和字节生态等。

十分有意思的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这些生态中处于关键地位的巨头企业曾经在一段时间内都曾经力推居家办公的理念，而在最近的一段时间内却又不约而同地鼓励自己的员工重返办公室。看来，至少在目前为止，这些巨头们并不认为自己的产品已经好到足以复刻线下办公环境，可以让员工产生和在岗一样的工作效率。而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催生了第三类产品，即“体验”类产品的需求。

从去年开始，元宇宙的概念就在全球范围内开始火爆。在众多的元宇宙产品中，有一类产品是比较特殊的，那就是模拟工作环境的产品。比如，脸书推出的Horizon Workrooms就模拟了一个3D的办公环境，用户通过VR眼镜就可以以数字化身的形式进入其中进行办公或召开会议。为了让这个线上环境尽可能还原现实中的办公环境，脸书着实下了很多功夫。不仅在环境内支持各种主流的办公软件，加入了投屏功能，为了缓解用户因在虚拟和现实这两个环境之间切换而造成的不适，还专门设计了在虚拟环境中接入键盘和鼠标的功能，让现实中的键盘和鼠标可以以同样的形象进入元宇宙。

记得在脸书发布Horizon Workrooms后不久，网上就对此有不少质疑声。很多人怀疑，现在人们已经有了即时通讯、远程视频等工具，在这种情况下，去开发一个3D的虚拟办公环境难免有哗众取宠之嫌。这种质疑显然是低估了“临场感”和交流的“神韵”对于工作的重要性，也低估了人们对这些性质的需求。事实上，在脸书之后，微软、谷歌等巨头纷纷入局这一领域，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从这个意义上看，如果要问元宇宙可能在什么领域上最早取得根本性突破，虚拟办公场景或许会是最有可能的选项之一。而如果要问一个虚拟办公产品怎么才能算成功，那么最直观的标准可能就是马斯克的态度。如果有朝一日，连挑剔的马斯克都能允许他的员工通过某款虚拟办公产品上班而无需到办公室，那么这款产品一定是非常成功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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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永伟经济观察报专栏作家

《比较》研究部主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