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金钟】

今年5月，一个新的国际经济变数出现了。

“印度-太平洋经济框架”（IPEF）是最近美国拿出来拉拢亚太地区各个国家来对抗中国的主要经济政策。按照美国政府的宣传，IPEF 包含四个方面的内容：（1）公平贸易（2）供应链安全（3）清洁能源、减碳和基础设施建设（4）税收和反腐。关税和美国进口配额这些内容不在IPEF覆盖范围之内。

按照美国政府的说法，IPEF的参与国家可以在这四个方面中任意选择自己想要加入的部分与美国谈判，与美国政府谈判得出的最后协议无需通过美国议会审议通过成为法律，而是通过总统令的方式生效。目前已经有十几个亚太地区的国家表示同意加入IPEF谈判。

由于IPEF不包含关税和配额等直接关系到市场准入的条款，许多媒体和经济学家判断这个新政策是“雷声大、雨点小”，对于国际贸易的走向影响不大。比起近年来亚太地区的几个自由贸易协定，如TPP和RECP，IPEF显得空洞无物。

但是，如果我们从非关税壁垒的角度来分析IPEF的作用，就会发现IPEF可能会极大地加强美国政府收集国际贸易数据和掌控贸易物流走向的能力，最终让美国政府掌握超出本身贸易地位的权力。

以供应链安全这一方面为例。现在美国海关只能简单地对最终商品极其主要零部件的制造商和来源地进行管理，对于更下一个环节的零部件和原材料的来源地控制几近于零。这样就给了很多制造企业通过在第三国简单加工或者转运的方式，逃避关税和配额限制，来对美国出口。

在IPEF下，理论上美国可以通过谈判要求亚太国家设立本地法规帮助建立供应商信息收集系统，并要求出口企业在申报商品通过美国海关的时候提供每一层级上所有供应商信息，这样美国政府就可以通过本国的制裁名单，禁止某些供应商参与其中的商品通过海关。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将部分企业排除出进口商品供应链的能力。

最近有三个案例可以拿来作为分析印太经济结构中短期实际效果的参考。

第一个例子就是美国由于乌克兰战争禁止进口俄罗斯的石油及汽油、柴油等石油制品。但是印度的炼油厂以低价大量进口俄罗斯石油，然后将俄罗斯石油与其他地方的石油混合在一起炼制的汽油和柴油出口到美国，轻松避开了美国进口管制。这说明现行国际贸易中实现完全的孤立和禁运是很难做到的，各种贸易限制措施只会增加商品成本。

第二个例子就是美国即将正式实施的制裁中国新疆的禁运法案。美国利用新疆为借口对于中国已经实施了几轮无理制裁，最近即将实施的法案要求美国海关查没一切包含新疆出产的原料和零件在内的进口商品。这个法案要求美国进口商在遇到质疑时，出示整条供应链上供应商的信息以证明商品不包含新疆出产的任何部分。

采棉机在新疆阿克苏地区沙雅县的一处棉田进行采收作业（2020年10月23日摄）。新华社记者胡虎虎摄

IPEF中供应链方面的政策落到实地之后是怎么样的？这个即将生效的法案将是一个宝贵的实际案例。从目前的供应链管理水平来说，绝大部分进出口企业做不到如此详细的信息管理，美国海关恐怕也缺乏相应的信息掌控水平。同时，新疆禁运法案的实施必然会大幅度增加相关商品进口成本，从而让本就严峻的美国通货膨胀率雪上加霜。所以目前美国进口商的反对声浪很大，这个禁运法案的具体实施细则和实际运转效果值得我们密切关注。

第三个案例则是最近美国暂时中止对于太阳能电池板进口调查和加征关税的政策。美国自2012年以来就多次对中国太阳能电池板出口加征高额关税。作为应对手段，国内的产品通过在东南亚各国稍微加工一下就以东南亚国家的名义出口美国，避开关税。

目前东南亚国家已经占美国进口太阳能电池板近8成的份额。美国原本打算对东南亚国家的进口展开调查，并对那些采用中国原料和零件的出口企业加征关税。但是由于加征关税将会造成的成本上涨导致美国太阳能安装行业和电力企业的集体反对，美国政府最终决定2年内不会对东南亚国家进口的太阳能电池板加征新的关税。

上面三个案例说明了中短期内，我们暂时还不太需要担心IPEF对于中国的出口和产业链造成比较明显的负面效果。但是温水煮青蛙的道理大家都明白，当这个经济架构成熟了、运转高效了，或许危机就会突然到来。

如何应对IPEF带来的挑战？

首先还是加强开放，尤其是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联系。我们与大部分国家和地区贸易、投资往来结合得越紧密，别人就越难以孤立和围堵我们。这里我们可以依仗的就是中国庞大的需求市场，提高对外国企业的投资和销售的吸引力。

其次还是发展高端科技制造，防止被卡脖子，这些观点以前也多次讨论过了。

新华网资料图

当前最关键的任务就是恢复遭受疫情影响的国内经济，只有健康的国内经济增长才能持续扩大消费需求，继续吸引外国企业投资和销售。本土自主的产业升级更需要有个强大的内需市场来支撑。

5月下旬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推出了6方面33项措施。这些措施里面，直接针对消费者的措施包括支持银行对困难人群的房贷车贷延期还本付息，加强失业保险和低保等社会救济措施。直接帮助企业渡过难关的措施包括近3万亿的免税退费，更多的企业贷款和金融服务，新增水利、交通等方面的基建投资。之后，国务院召开了10万人规模的电视电话会议传达各项决策，更加凸显了恢复经济增长的紧迫性。

从会议决策的方向看，在中央政府层面上，除了我们以前文章里提过的延期还贷和削减汽车购置税以外，直接刺激消费需求的措施并不多。大部分出台的措施还是为了给企业降低成本。由于不少服务类企业如餐饮、旅游、文化娱乐行业受到疫情影响销售下降，企业经营出现大幅度亏损，这些退费减税措施对他们的影响相对小一些。对于受到疫情影响相对较小的制造业企业来说，如果仍然还有盈利，那么这些退费减税的政策将让他们受益更大。

因此，这一次3万亿退税减费措施受益最多的是那些在恶劣市场环境下依然还能有利润，在行业竞争中处于领先地位的佼佼者。在这样的逆境中还可以生存下来的优质企业是未来国内经济发展的希望所在。向这些企业提供财政补助，一方面可以稳定经济下限，保障基本的产能和就业。另一方面这些企业中的“尖子生”也承担着冲击产业升级的任务，希望这一次积极的财政措施可以保住未来产业升级的种子。

当然，目前对于国内经济威胁最大的问题依旧是以前文章里多次讨论的疫情。除此之外，美国、欧洲的加息造成的流动性紧缩恐怕会持续到年底：欧洲央行决定在7月份开始加息，美国起码会加息到11月中期选举前才有可能暂停。IPEF则会进入漫长的谈判阶段，即使一切顺利，将会在未来两三年内生效，真正对经济生活产生影响恐怕要到四五年之后了。

疫情和金融流动性紧缺都是我们熟知的困难，应对这些问题的政策工具虽然各有利弊，但我们有信心可以克服这些短期困难。而IPEF是个目前还不确定的长期经济挑战，我们应尽早重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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