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们讲述的第1550位真人故事

我是刘一楠，2011年我离开中国远赴智利，经过十年的拼搏，我和合伙人把只有两个人的创业公司发展成智利首都圣地亚哥最大的清关公司。

成功需要代价，从一名异国他乡不懂当地语言的小白奋斗成一名成功的创业者，我除了承受巨大的工作压力，也牺牲了很多。但我不想做传统意义上的女强人，以牺牲家庭和个人生活为代价。

而我认为人生在世，一家人在一起才是更重要的，为了回到祖国与家人团聚，我不惜关掉公司回到上海，一切重新开始。

（我在智利）

我1985年出生在辽宁抚顺，父母是做小生意的，家庭一般。我自小就是一个极其普通的女孩儿，相貌平平，学习也普通。

如果不是2001年，母亲突然决定出国务工，我想我会在东北过完我最普通的一生。

随着东北经济环境变差，我家的日子也越过越艰难。母亲决定去国外务工，碰碰运气。考虑到出国的费用，最后把目标定位南美小国智利。

那时，我还在读初三，每次回家都会习惯先喊一声妈，但妈妈出国后，放学后，我总是如鲠在喉。想到她背井离乡也是为了让这个家，我就悄悄擦干眼泪。

没想到的是四年后，父亲也去了智利，好在那时我已经上了大学，早已习惯了一个人的生活。为了早日一家团聚，2011年，我办妥相关手续，就直飞智利，与父母团圆。

（我来到智利发展）

到了圣地亚哥，我才发现父母在那里过的并不容易。

他们经营了一个很小店铺，卖的是从华人批发商手里进的国货，利润微薄。因收入低，我们一家三口挤在又小又破的租房内，比国内过的还有差。

我想我们不能永远在底层过这种穷困的生活，我应该去找一份收入更高的工作。

但我只会英语，而智利人讲西班牙语，国内的大学文凭在这里也用不上，找好点的工作谈何容易。

刚到智利那段时间，我人生地不熟、语言也不通，没有朋友、也没有工作，情绪特别低落，只能每天在家里自学西班牙语打发时间，有时也会走上街头，感受这里的生活语言环境。

偶然间我发现，这里经常有国内过来观光旅行团，领队的是中国人，但他们通常会需要一个能对接双方的本地导游来安排日程和讲解。

（在智利旅游）

虽然我的西班牙语并不十分流利，但是接待国内来的游客还是可以胜任的。于是，我找到那些旅行团导游的领队，问她们以后能不能派团给我。

因为我年轻体健，会一点西班牙语，中文也说得流畅。刚好符合了他们对本地导游的需求，所以旅行社也非常愿意培养我。

做导游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我可能运气比较好，遇到的每一个团的客人都非常随和。我和他们一起出行，就像每天和朋友们出去玩一样，每天都很开心。逐渐的我走出了封闭的状态，认识了很多心朋友，人也变得开朗豁达。

（在智利复活节岛）

不久，我认识了一个西班牙语说的非常好的中国女孩，当时她在一家清关公司工作。得知她是辽宁人，能在遥远的异乡见到老乡，我的眼泪都掉了出来。

我们很快成了好朋友，几次见面后她问我愿不愿意和她一起合作开公司。清关业务由她来操作，我负责推销我们的清关服务。

每一个打工仔都有一个创业当老板的梦想，就这样，到智利的第一年，我就和朋友一起创立了自己的清关公司。

我们公司主要业务是就是负责帮客户货物从海关提出来。办理完相关手续后，再安排把货柜送到客户的仓库里。

（到港口的集装箱）

因为需要和海关、车行打交道，清关工作是有一定的门槛的，至少需要了解相关的法律和海关的业务，然后要能用专业术语和他们顺畅沟通。

业务需求，我必须更快的提高我的西班牙语水平了，除了每周两课时的家教课程，其他时间我就到智利人多的地方，和他们交流。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的语言水平不断提升。

清关业务刚刚开展，我们没有办公室，平时就在家里办公。每天我都要出去拜访陌生的客户。

（边做导游，边开展清关业务）

客户都是从事进口贸易的智利批发商，我尤其喜欢拜访从中国进口商品的商人。一方面我们能更好的交流，另一方面我能更快的熟悉他们经营的国产商品。

业务前期开展的并不顺利。因为我的推销能力弱，无论从穿着还是气质，都很像一个底层的打工仔，不像开公司的。另外很多大的商户本身就有自己的合作公司，他们对我提供的服务并不感兴趣。

进货量小的客户因为进货量少，没办法装满一个集装箱，所以没办法购买我们的服务业务。

没业务就没有收入，我必须要想办法解决生计问题。于是我一边接待旅行团，一边开展我的清关业务。

2012年4月，我带一个旅行团去智利著名的旅游城市维尼亚德玛。虽然多次来到这座南美洲的“花园城市”。

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在这个城市和一个陌生男人，一见钟情，这也许是我人生中最浪漫的事。

（一家四口）

有一次，旅行团就餐时，一个黄皮肤黑头发的年轻男导游问我：“你是哪里人？”我告诉他我是中国人。

他兴奋地告诉我，他是上海人。看到他开心的样子我也很高兴。他说：“我来智利是因为父母来这边打工，带我一起过来的，我在智利读的大学，毕业后当了一名导游。”

也许这就是姻缘天注定。认识他以后，本来在陌生国度情绪低落的我，一下子变得兴奋起来。

好的爱情能让一个女人脱胎换骨，不久前我还后悔来到了智利这个国家。现在我觉得，也许我们能在这里创造属于自己的美好生活。

恋爱八个月，没有国内的三金、彩礼，也没有买房子，什么都没有准备。我们就回国内登记领了结婚证，就这样结婚了。

婚后我爱人继续从事导游工作，有了我爱人的这一份收入，我没有了生活上的压力。于是我想把主要精力放在清关公司上，爱人对我的想法也很支持。

（我的公司）

婚后，我开始思考业务上存在的问题，应该怎么样去调整，走出困境。

我的优势是与小客户的关系维持的很好。于是我想，能不能好几个小客户进的商品，拼到一个集装箱里，货物到达智利后我办完出关手续，用卡车分别给客户送到仓库里?

当时整个圣地亚哥所有的清关公司都是做整箱业务，这也许是个出路。

我把所有的精力用在开展这种零单业务上面，每天出去见各种各样的华人客户，家里的电话也成了工作的热线电话。

最辛苦的一段时间我每天都要工作到凌晨两三点，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们的业务慢慢多了起来。

（我的同事们）

我们成为第一个给智利华人做零单清关业务的公司。2014年，我们招聘了一名员工，并投入七八万智利比索租了一间办公室。

做生意很好做，但是也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这里治安比较差，警察往往指望不上。我都不知道自己在智利被偷、被抢、被骗了多少次。

那是2015年，我怀孕四个月，我们拉集装箱的卡车遇上了持枪抢劫。当时司机正把卡车开进我们临时周转的仓库里，碰到了持枪抢劫。

司机被人用枪指着打开了集装箱的大门。劫匪打开装货物的箱子，专门挑值钱的东西搬。

（怀孕期间）

一共有四个客户丢了货，价值几十万。因为货物已经送到了仓库，所以保险公司拒绝赔偿。

我们一下子拿不出这么多钱，客户们变得都很激动，他们把家里的妻儿老小接到卸货仓库。围着我们里三层外三层，吵着要我们赔钱，情绪激动的时候说了很多难听的话，做生意都不容易，客户的诉求我还是能理解的。

没有办法，我们连借带凑只能拿出钱来先赔偿给客户。从那以后，我们做事情变得更谨慎了，运货时专门安排人跟踪车辆行驶途径。

在智利呆的久了，我们也就有了处理这类事情的经验。但是做清关公司，有一种情况是无论如何也不能避免的。

那就是智利海关在检查货时，往往会把货物翻得非常乱。有时候他们会把每一箱货物都打开，然后又像扔垃圾一样把货物扔回集装箱。

（同事们在办公室）

因为我们是拼箱服务，这样就造成有的客户找不到自己的货物。遇到脾气不好的客户，看到东西很乱，找也找不到，就开始冲着我们发脾气。

还记得在我怀老二八个月的时候，我去给客户送货。有一个客户的货，因为侵权问题被海关扣掉了，我几经努力才帮客户从海关申请提货出来。

客户收到货后，看见被海关查验后凌乱的货物，当即就说少了东西。从半夜十二点客户开始对我发脾气，指责我们公司服务不好，一直喊到了我凌晨四点。

我因为怀孕八个月体力上已经透支，站都没办法站稳，然后就坐在他们家的一堆堆的货上面凭他们冲我喊叫。我拖着大肚子绝望得几近崩溃。

（老公和两个孩子）

从此以后，我们都会把海关打开检查过的所有的货物重新理一遍，送货前我都用我的小车把几个工人带到司机那儿，专门负责整理货物。

有时候，时间紧任务重，没有合适的场地。我们就把两辆集装箱车开到一起，车尾对车尾。一点一点地腾挪重整。增加了这么一个工作流程，我更加辛苦，但很明显业务发展得更好了。

我和我的合伙人都很能吃苦。这也是我们中国人在国外容易成功的一个主要原因。

经过几年没日没夜的工作，到2019年我们的公司已经发展成为圣地亚哥最大的清关公司，拥有一间400多平米办公场所和四十名员工，有五名中国人，其他全部都是移民或者智利本地人。

事业虽然越做越大，但不管有多忙，我也没有放松对孩子的教育。中国人都有望子成龙的思想，也就是这一年，我四岁的孩子考上了智利最好的学校santiago college。

（我和两个孩子）

智利这边好学校是从幼儿园开始一直对口到高中的。四五岁的孩子就要为入学进行严格的面试，进入哪一家幼儿园，就像决定了一个孩子的命运一样。

在我们之前，只有一家华人孩子考入过这家学校。 很多人听说我们的孩子考上了这家学校，都来找我们咨询孩子的教育方式。

其实我们最主要的就是中文教育，和和国内的孩子一样，注重基础，坚持说中文。我觉得不管走到哪里，中华文明都是我们的根，什么时候都不能忘本。

2019年底，我们一家人决定回中国过年。因为我的工作太忙，所以机票比老公孩子晚了两个礼拜。

（公司欢聚）

结果就在这两周的时间，疫情爆发，这导致了我们直到2022年，两年的时间没有办法团聚。

老公和孩子一时半会不能回到智利，考虑到国内的基础教育相对来说更为扎实，我们决定让孩子在上海读书。

智利在疫情管控期间也是需要强制居家隔离的，警察和军队会在大街上维持秩序。

但是因为工作原因，我没有一天是隔离的，不管外面什么样子，我都能开着我的小车去我的客户那里，或者去海关跑，一个普通的小汽车每周我要用掉两箱的汽油。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我都没有休息过。

疫情管控严格的时候，我们的业务量由断崖式下降，管控初期业务量不足平时业务的一半，随着疫情的逐步加深，给了贸易一个急速发展的时机，我们的月均柜量有上升到了1000多个。

（公司的员工在工作）

总体来说，生意非常好，如果坚持下去年盈利千万应该不在话下。但因为长时间的不能见到老公和孩子，工作压力又很大。我的情绪变得很容易失控，感觉失去家庭的庇护，我没有办法再承受这么大的工作压力。

父母年龄大了，目睹人生千帆过，他们更懂得人不在了话，钱再多也没有意义。糟糕的工作已经严重影响到我正常的生活。再继续下去肯定是要出大问题的。

于是2022年，我做出了人生中的一个重大的决定。我和我的合伙人以非常低的价格把公司卖给了别人，彻底结束在智利的事业。

我把智利的房子、汽车等所有不能带回国内的物品都卖掉了。需要带回国内的物品，整理了八个行李箱。机票非常难买，三张机票花了21万元人民币，从巴黎转机上海，经过了14天的集中隔离后（每人六千元），我终于回到了上海的家。

（老公做南极向导）

现在我们一家人生活在上海，我老公目前从事南极向导工作，每年我老公都会有几个月在南极。卖掉公司后我享受了多年没有的轻松，十多年来第一次感受到自然醒的美妙！

但这只是短暂的修整，而非躺平。我不会选择安逸，努力奋斗才是生命该有姿态。2023祝愿所有为生活打拼的人，我们都有好的未来。

【口述：刘一楠】

【编辑：饼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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