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种预感，中国的年轻一代，以他们今天的眼界、三观和才华，有可能通过互联网等手段，开启一场源于中国文化的、震撼这个世界的‘文艺复兴’。”

“由于受到西方思想和市场经济的影响，我们不少大学变得急功近利。比方说办学方式过于商业化，资本的影响上升，科研管理上不以产生真知识、好思想为目标，盲目地追求量化，唯生产力论，仿佛发论文是天下第一要务……”

“在针对外国学习者的教材中，如何处理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和国际理解精神之间的关系？”

在东方卫视6月20日播出的《这就是中国》第148期节目中，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教授和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院长范勇鹏老师，聊中国人如何“从精神上站立起来”。

张维为演讲：

“精神美国人”是中国特定年代产生的一批奇葩文人，大致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经历了国门打开时的眼花缭乱，许多人一下子被西方的所谓“发达”所震撼，接下来是西方话语的渗透、文化的渗透、标准的渗透，直至他们完全丧失自信。当然，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不少人开始觉醒了，但他们中还是有相当一部分人至今未醒悟。

西方对中国的话语渗透和文化渗透，最常用的一个方法，就是通过各种交流或各种奖项，把某种“审美标准”灌输给中国的知识精英，然后又通过被西化的知识精英来垄断中国的审美标准，乃至中国人文、艺术、社会科学方面的标准，从而实现西方对中国的某种“文化规训”和“意识形态霸权”。

他们在中国培养了一大批“精神美国人”，这影响一度非常之大，甚至忽悠了很多西方人。不少西方人在至少2012年前，真的以为“颜色革命”就要在中国成功了。我记得2011年福山跟我辩论时，他就判断中国将出现自己的“阿拉伯之春”；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前一个星期，BBC记者采访我，第一个问题就是中共是否还会有十九大？这些实际上都反映了西方期待中国发生“颜色革命”的迫切心情以及当时“精神美国人”在国内外产生的影响。

当然，物极必反，西方和西方培养的“精神美国人”最终大失所望，中国大陆不但没有发生他们所期待的“颜色革命”，而是进入了跨越式发展的新时代，迅速地走向世界政治和经济舞台的中央。

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美国和西方国家自己总体上一路走衰，美国的情况很像诺贝尔奖获得者斯蒂格利兹教授讲的：今天的美国为1%的人所有，为1%的人治理，为1%的人享用。

这还使我想起一件往事，就是2010年秋天的时候，美国的一个网站叫“全球主义者”，组织了一批美国媒体人访问中国。这个网站的总编是我的朋友，他访华之后发了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题目是：“在中国，美国梦仍在，而且还很美好”。对于他们在中国看到的奇特现象，他这样写：

“我们生活在一个奇怪的甚至可以说是扭曲的时代。突然间我们这些最拥护美国的人都对美国的未来产生了深切的怀疑，不知道这个国家是否还能辉煌下去。然而，在最近的中国之行中，我们发现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美国梦仍在，而且还很美好。这是令我们最为吃惊的。 当中国媒体人和学者听到我们美国记者和学者批评美国政治陷入僵局、批评美国社会陷入严重冲突的时候，他们会非常不高兴……他们跟我们说，你们不要再说美国怎么不好了，我们不会相信的。你们在摧毁我们对未来的梦想，相信美国有美好的未来，是令我们中国人走出黑暗日子的动力。”

这位美国总编的这番话，不经意地点出问题的要害，就是这些“精神美国人”是一批“恨国党”，他们认为中国是黑暗的，美国才代表他们的未来，才代表光明。这些“精神美国人”以及他们所代表的知识谱系，他们所崇拜的美国模式，今天在中国都走下了“神坛”，被大多数中国人所鄙视。

与这些发自内心不自信的人相反，中国人民很自信：我们的工人很自信，因为他们生产了世界上种类最多最全的工业品；我们的农民很自信，因为他们用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世界上20%的人口，而且可以让中国人做到食不厌精；我们的工程师很自信，他们完成了世界最大、最难的一个又一个的工程；我们的军队很自信，因为他们和西方的军队交过手，打败过西方的军队，他们是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还有“东风快递，使命必达”；我们的国防科技工作者非常自信，用他们的话说就是“美国封锁什么，我们就能生产出什么”；我们的年轻人也很自信，他们自信地在广阔的平台上施展自己的才华。

中国的知识精英，特别是文科知识分子，应该向我们的人民学习，向年轻人学习，首先从精神上站立起来，也就是王阳明所说的“灭山中贼易，灭心中贼难”。我们一定要从精神上站立起来，这比什么都更重要。

我个人感到特别欣慰的是，中国年轻一代的崛起。

举个例子，当我们很多主流文化界人士还在讨论“中国电影为什么走不出去”，或者“即使走出去了，为什么也出不了圈”之类问题的时候，我们中国的年轻一代已经通过互联网等媒介直接冲向世界，由中国年轻人推动的网络文学、短视频、动漫艺术、科幻作品、CG（计算机动画）画作、电竞游戏、手游作品、流行音乐，已经异军突起，在世界许多地方，特别是年轻人中受到热捧。他们表现出了巨大的文化自信，在不少方面走到了世界最前沿。

他们的作品大都具有浓厚的中国色彩，也很有国际范，他们来自民间，可能有些粗糙，但总体上生机勃勃，具有强大的冲击力，有点像当年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薄伽丘的名作《十日谈》——《十日谈》的故事情节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十分简陋，但充满了生机，结果它开创了一个时代。

今天中国网上的流行艺术风格，和当年欧洲文艺复兴还真的有一点类似。《十日谈》故事经常戏弄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教会话语和教会的价值观。今天我们年轻人在精神上也站立起来了，他们无情地调侃美西方的价值观，调侃美西方对中国的傲慢、偏见、虚伪，他们自信地向全世界传递中国人的文化精神、审美意境、时代潮流，乃至政治主张。

我有一种预感，中国的年轻一代，以他们今天的眼界、三观和才华，有可能通过互联网等手段，开启一场源于中国文化的，震撼这个世界的“文艺复兴”。

一边是心理极其阴暗的“精神美国人”，一边是自信阳光的年轻一代，我们应该激浊扬清，铲除“精神美国人”在中国的影响，并以各种形式全力支持中国正能量走向全中国、走向全世界！

范勇鹏演讲：

我们的社会知识体系大体上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基础知识，一类是专业知识，这两种知识不断反馈互动，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努力地去吸收世界上一切先进的知识，但是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也会受到西方知识和价值观的渗透影响。它对我们的整个知识界的影响有很多消极的方面。

首先，我们的知识体系失去了整体性，走向碎片化。

在历史上，我们中国形成了非常宏伟深厚的知识体系，这个体系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整体性，至今我们中国人的思维仍然受益于此，我们非常擅长以一种整体、宏观和辩证的方式来看问题。

然后近代西方科学兴起了，“科学”顾名思义就是分科之学，这个本身是很有价值的，对我们中国文明也是一个重要的补充修正，但是它不应该成为一种替代。后来在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我们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之下，也形成了一种新的整体性知识体系。但是从1980年代以后，西方社会科学大举引入，导致我们的人文社会的知识也更多地陷入了这种分科来主导的状态。

问题是，我们面对的社会现象不是乖乖地按照学科划分来发展的。任何一个社会问题都不可能在某个学科之内得到完全的理解和解决。但是我们今天的人文社科学者，大部分都是在这种分科化的知识体系中学习和训练出来的，所以这些年出现了很多脱离实际的奇葩理论，各种历史虚无主义的观点。除了一些人主观上的问题，客观上也是因为有知识的缺陷，就是有一部分知识分子既不真懂中国，也不真懂外国。

第二个消极的影响，就是西方社会科学的传入让我们失去了主体性，过度西方化。

有一些学科逐渐就失去了原有的主心骨，有一些学科几乎完全就是从西方移植而来的，有的干脆直接拿西方的原版，拿到中国大学里来当教材。

最后是知识生产方式的功利化。

由于受到西方思想和市场经济的影响，我们不少大学变得急功近利。比方说办学方式过于商业化，资本的影响上升，科研管理上不以产生真知识、好思想为目标，盲目地追求量化，唯生产力论，仿佛发论文是天下第一要务，比教师教好学生、医生治好病人、研究者脚踏实地做好研究都要重要百倍。

在这种碎片化、西方化、功利化的环境之下，我们中国的人文社科知识界不少人失去了对世界进行整体宏观把握的能力，缺乏比较眼光和国际视野；不少人失去了主体意识，崇洋媚外，处处以西为师；不少人失去了追求真知真理的志气，学问只为稻粱谋。

就像刚才张老师讲的，随着中国的发展，这个群体今天已经严重落伍了，不仅他们的圈子越来越小，而且后继乏人。中国的年轻一代更加自信，精神上完全站了起来，完全不买他们的账。

但是这些特定历史时期遗留下来的问题依然存在。那么怎么解决这些问题？我想到了三段话，都是非常有启发的。

第一段话是诸葛亮的。在《三国演义》里边有一个很精彩的片段，叫“舌战群儒”，诸葛亮面对东吴的那群酸儒说了一段话，非常精彩：

“儒有小人君子之别。君子之儒，忠君爱国，守正恶邪，务使泽及当时，名留后世。若夫小人之儒，惟务雕虫，专工翰墨，青春作赋，皓首穷经；笔下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

影视剧照

这段话我觉得几乎不用修改，就可以拿来描述我刚才讲到的这样一群人，攒论文下笔千言，发C刊（核心期刊）著作等身，但是对人民的关切、对国家的命运毫不关心，一辈子死抱着从西方学来的这个理论、那个范式。这就是典型的“小人儒”。

第二段话是鲁迅的，他在1907年写了一篇文章叫《文化偏至论》。在这篇文章里他评论20世纪初的中国知识界，他说这些人听了几句西方的新鲜玩意，就“言必称西方”，叫“言非同西方之理弗道，事非合西方之术弗行”，要求我们必须走西方化的道路。

在鲁迅看来，这些西方派知识分子叫“近不知中国之情，远复不察欧美之实”。这句话同样可以用来评价今天知识界一些缺乏自信者、“精美”“精日”派，太传神了，他们根子上的问题就是既不懂中国，也不懂西方。

那么正确的做法，鲁迅给了一个答案，就是要研究、比较，权衡利弊，然后得到科学客观的规律，再用于中国，做到“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这句话我觉得相当值得我们今天文化学术界深思共勉。

我想到的第三段话是毛泽东主席的，他在1947年写了一篇很重要的文章，叫《改造我们的学习》。文章批评了这样一种人，他原话是这么说的，“对自己的东西既无知识，于是剩下了希腊和外国故事，也是可怜得很，从外国的故纸堆中零星地捡来的。”所以他总结说：这种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

我们今天需要的，是触及灵魂、触及利益、破除权力堡垒的一场整顿改革，让实事求是压倒理论空谈，让自信自主取代崇洋媚外，让生动活泼摆脱陈陈相因，让青年冲破既得利益群体的代际压迫，让专业知识和基础知识形成良性的反馈与循环。

圆桌讨论

主持人：确实我们看过去这些年的发展，中国人的自信是越来越强。但是在遇到一些挑战、一些问题的时候，大家还是会有困惑。如果我们说精神上还是不够自信，生活中还有哪些表现？

范勇鹏：这几年其实有很多表现。我的观察，比如像中美贸易战开始之后，有的经济学家、知识分子就讲“中国必败”。特别是还有一些媒体人说“要抓住时机妥协”，甚至有人就明讲你将来连投降的机会都没有，现在是最好的投降机会。这就是典型的不自信。

另外像华为或一些中国企业受到美国的不公正打压之后，有的法学界人士或者专业人士，他不是先按照是非曲直来把这个问题讲清楚，而是急于去反省、去看中国企业身上有没有什么毛病。总是有一种观念，就是人家为什么打你，肯定是你有问题。

包括像美国的长臂管辖，从国际法角度来讲，这种长臂管辖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但是有知识分子、学者会给它作论证。这次俄乌冲突其实就对这样一种观念造成了比较大的打击。这是大的方面。

小的方面，其实我在工作、生活里边会遇到一些很多具体的不自信的（表现），比如像我们文科，不管你去申请课题、做项目论证，还是写政策建议等等，一定要有什么国外前沿信息、所谓国际先进经验，本能地认为西方某种东西一定是先进的，默认西方就是一种主流，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我们要认识到，国际化本身是一个工具性的东西，它要因时而变；我们要不要国际化、国际化多少，是要与时俱进的。但是有一些人就把它当成一种抽象的教条，甚至当成某种“政治正确”。这些现象反映的都是这种精神上的不自信，精神上没有站起来的现象。

张维为：主要原因来源于这些年西方话语的洗脑。我可以举个例子，我上次看到一个材料，中国这些年政治学的研究，发觉研究最多的、一度占到一半左右的课题都是什么？都和村民选举有关，也就是我们中国最基层的一人一票选举有关。为什么？因为在西方政治学里，他们觉得只有这个（基层民主）跟民主有一点点关系，协商民主、民主集中制等等都不算民主，资金也就走向这样的课题。

我自己是2011年回国的，我当时非常惊讶，就是因为我1994年做完博士论文的时候，我非常明确地意识到，战后美国形成的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坦率地讲，很大的比例是伪科学——不光是我这样说，很多西方学者也这样说。现在证明它的研究路径本身可能就是错了的。

我们当时觉得，美国那几个最有名的政治学期刊是垃圾，应该丢到垃圾箱里去。我回国后才知道，你在这些刊物上发一篇文章，去评教授都可以，而且英文发表对于你的整个评价，比中文发表高很多。我对此非常不习惯，我说这个东西是要出大问题的。现在十年过去了，我们才刚开始在解决这个“五唯”的问题。

这些问题都很能说明我们文科受到西方话语影响，这是我们一定要解决问题。我们中国研究院从成立的第一天就非常明确，不做西方话语的“打工仔”，而是要“解构西方话语、建构中国话语”。我们提的很多观点，现在大家开始接受了，包括“阿拉伯之冬”，最近“文明型国家”也成为一个国际热点话题。我非常高兴，我们中国学人要做引领世界的事情。

主持人：刚才您说您觉得受到西方话语影响的人还是非常的多，我在想他受到影响之后，有一部分人真的是相信了，还有一部分人可能处于一种惯性的思维中；还有一种声音，尤其是自俄乌冲突以来，发现美国想要去打压、制裁、围堵一个国家时，它真的可以调动许许多多的力量，所以很多人得出一个结论说，美国还是那么强大。这种畏强心理会不会也是在精神上不够独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张维为：你就看《这就是中国》节目一路走来，我们对很多事情都提前作出判断了，美国就是要失败的。我对西方形成的国际关系理论总体评价不高，但是里边有一个理论，即结盟理论，它讲到一点，这个联盟里边的角色越多，联盟往往越不牢靠。你看北约，芬兰、瑞典要加入，加入不了，一个土耳其就拦住了。他们说北约要扩大到亚洲来，我说开什么国际玩笑，俄罗斯允许北约东扩了五次，我们中国一次都不允许。这就是中国的实力。我这板块放在这里的，决定性的，你根本动摇不了。

美国现在是色厉内荏的不得了，处在非常弱的时候，你看民主峰会，它的王牌，点击量2万都不到，就这么一个水平。我们中国的决策者、核心智库非常有定力，根本不用担心。你看好了，之后很可能兵败如山倒，就是不光是输掉了乌克兰，还输掉整个北约，输掉美国主导的整个经济秩序。

拜登召开所谓的“民主峰会”现场（资料图/EPA）

范勇鹏：我非常同意。其实您讲的畏强心理，或者现在对美国、对西方还抱着这种不切实际的过度想象的一群人，其实真的是一个小圈子，而且越来越少。为什么？从我从事学术工作以来，我其实经历过好几代“不自信知识分子”，它背后的原因是不一样的。

比如像我们年轻的时候，当时的老师一辈，确实有一部分知识分子非常不自信，对中国的看法是非常悲观的。这样一些知识分子在早期有过一些不好的经历，所以他会对西方产生了一种心理寄托，认为西方就代表着文明进步。

第二波就是1980年代成长起来的一群人，当时的西方确实是太强大、太发达了，被震撼到了。所以他们一旦出去之后，形成的精神创伤很难愈合。这个是当前我们国内“精神美国人”的主流的一部分。

第三波是1990年代扩大开放，大量走出去的一拨人，特别是在西方受到系统的社会科学教育的，一旦在头脑里边被植入这样一种逻辑闭环，一般人很难跳出来。

第四波是21世纪初，中国人的精神开始上升，经济社会变化。人文知识分子当时所标榜的西化背景贬值了，形成心理落差，另外中国各方面的进步又打破了他们原有的认知系统，这些人很痛苦，所以形成了一种逆反思维。

还有最后一波就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全国“四个自信”全面增强，我们年轻人的民族自豪感上升。同时在各个领域，我们反腐改革整顿的力度都很大，整个社会朝着非常好的方向发展。规矩多了，有一些人的利益空间、任性空间就少了。

综合上面讲的这几类，我看到的是“落花流水春去也”，所以是完全不用太担心的。

主持人：年轻人对整个世界的认知还在塑造过程中，对于可能在精神上还有一些困惑的人来说，到底从哪里开始可以把自信培养起来？

张维为：我个人觉得自信的培养和一种健康的人格的培养是一样的，应该是人格教育的一部分。我们要鼓励孩子自信，这个是我们每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另外，我们现在注意到一个现象，从大数据看也好，我们见到的年轻人也好，总体上我们比中国任何一代人都更加自信。

范勇鹏：人的精神就跟打铁一样，需要不断地来回锻造，在这个过程中会遇到各种不同观点的碰撞，最后产生的那种自信，它是一种真正的自信。就像打铁叫“百炼成钢绕指柔”，这样一种有坚韧的自信。

观众互动

提问：我们知道在针对我国学生的教材中，应该体现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应该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是一个共识。而国际中文教育专业，针对的是外国学习者，是否以及如何体现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这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我的问题是，在针对外国学习者的教材中，应该如何处理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和国际理解精神之间的分歧和关系？

张维为：你这个问题其实就是讨论如何讲好中国的政治故事。我那本《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我自己把它译成英文，翻译得很不容易，花了一年的业余时间，但是出版以后非常受欢迎，在亚马逊（网站）上评价也很高。所以中国的政治故事可以讲得非常精彩。

我走了100多个国家，毫无疑问，中国是最成功的（国家之一），至少过去40多年来是这样的。以我自己的体验分析，你可以把背后的政治原因一点点说出来，但是关键要防止一点，即无论是中文的教科书还是英文的教科书，都不要教条化，一定要让一流的学者自己认真地写地道的英文，而且要经得起国际比较，这书让西方最挑剔的学者一起来讨论都没有问题，能做到这个水准就非常自信。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很多教材，特别是给老外做的政治教材，还是非常教条地讲一些东西，效果就不好，人家感觉是宣传。

范勇鹏：对，您讲的这个问题确实背后是一个不自信的问题。其实你看看美国、西方它们的国际教育，在它们的语言教育里边，字里行间都是在铺垫、渗透着它们的价值观、民族自豪感、制度优越性等等这些东西，不管真的假的，都是在往里塞“私货”。

而我们中国，恰恰是没有这种自信来讲这类东西，背后其实就是一个方式问题。张老师刚才讲得特别好，背后就是第一你要能把这个故事讲好，第二你能把这个道理讲通，如果这两条都做到了，其实你完全可以娓娓道来，完全不用让别人觉得你是在给他灌输某种东西。

张维为：我再补充一句，你刚才讲的可能是大学，我们小学、中学有一些国际学校，中国学生参与奏国歌升国旗，外国学生是不参加的。这个一定要让他们参加，任何国家都是这样的，都做自己主流的政治教育，比如你到美国，你一定要学美国的《宪法》，要跟他们讲政治故事，还要培养仪式感，让他们尊重。

所以要有自信做这个工作，人家送到你们大学让你培养，要把有品位的、有水准的、经得起国际比较的中国政治故事讲给他们听。

主持人：说到精神自信这个话题，可能有的朋友还有个困惑，他会觉得当我们说精神自信的时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可以不用听西方的、看西方的？当然了，这是一个比较极端的推演。你们怎么来看，怎么平衡好这个度？

张维为：实际上，我们讲自信，平视对方、平视外部世界，平视最大的好处就是能够理性地、客观地看对方，更加实事求是，我觉得这个特别重要。

还有一点就是，今天中国自信，它一定是不排外的，它不是虚假的自信，它是在中国高度开放之后、在非常了解互联网的运作之后、在了解各种中西方文化元素之后，一种发自内心的自信，直至拿出一流的产品。所以我们的国际眼光非常重要。

范勇鹏：自信绝对不意味着我们不去学习别人的东西了、我们关上大门了。而且中国历史几千年，我们从来没有拒绝去学习、借鉴别人的东西。不管是技术、贸易还是思想，一直到我们当代的马克思主义，都是从别人那里吸收好的东西。但是问题在哪？你只有自信了，张老师讲的“平视”，你才能更好地去吸收它。

文化，它讲的是文以化之，文化交流的最终目的是，我要“化”掉你，而不是让你把我“化”掉。所以这个自信恰恰是要求我们有一个更强健的体魄、更强健的精神，我们能更好地去吸收别人好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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