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今年7月1日，香港迎来回归祖国25周年，同时亦迎来新一届特区政府班子。 经过数年动荡起伏，今日香港正处于“由治及兴”的关键时期。在这一转型升级过程中，香港需优先疏通哪些堵点？由新任特首李家超组建的新班子，又有哪些点值得我们特别关注？围绕相关问题，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兆佳同观察者网分享了他的见解。

观察者网：现在我们开始强调香港“由治及兴”，首先向您请教一下，“由治及兴”这提法是谁提出来的？

刘兆佳：“由治及兴”不是香港人惯用的说法，是中央提出来的。中央提出“由乱及治，由治及兴”的概念，意指香港已经结束了过去的动乱，社会渐渐恢复稳定，因此可以在这基础之上开始谋求发展和长治久安，争取让香港再创辉煌。在中央提出“由治及兴”的概念后，包括特区政府官员在内的很多人跟着采用。

观察者网：那您认为在“由治及兴”的过程中，特区政府或者说香港整个社会需要优先疏通哪些堵点？

刘兆佳：最迫切的问题是恢复与内地的通关。如果不能解决这通关问题，其他一切问题都很难处理，特别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涉及到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深港合作，这些都很难继续推进。

不恢复通关，内地游客就不会来港，也会影响到人才过来；不恢复通关，香港就失去了一个重要的经济发展动力，而经济发展不起来，民生问题就会变得更加严峻，迟早会打击香港的社会稳定、损害特区政府的管治威信；不能与海外通关，香港国际服务中心、国际枢纽的地位也会受到严重的影响。香港有很多行业因为无法与内地、海外通关而大受打击，比如旅游业、酒店、零售、餐饮等都相当低迷。

资料图来源：港媒

通关恢复了之后，才可以更好地开展工作，解决社会民生问题，比如房屋问题尤其是青年“上楼”（即买房）问题、贫穷问题、医疗卫生问题。而要恢复通关，当下最重要的就是要尽快控制疫情。

这次疫情也暴露出了香港医疗卫生系统的很多短板，包括医护人员不足、设施难以应付大量需求，以及我们过度依赖公营医疗架构来提供医疗服务等等，甚至社会对教育也存在质疑——现有的教育制度可不可以适应香港未来发展的需要、是不是有利于人心回归？

另外，经济方面还有一个重要的点，就是香港的经济产业不太合理，过于依赖传统产业，即金融、地产和部分高端服务业。这些产业最大的问题就是，已不足以支撑香港继续高速发展。

面对内地和海外越来越大的竞争，香港的这些传统产业会受到不小的冲击。特别是还有来自美国和西方方面的打压，以及世界上的贸易保护主义、反全球化趋势、金融保护主义，都对香港的传统行业有影响。

所以，要考虑怎么扩大香港的产业根基，特别是在创新科技、创意产业方面，而香港一些有优势的服务业也要争取产业化，比如教育就可以继续推进，利用好内地这个庞大的市场，同时开拓亚洲地区尤其是东南亚的市场。

香港大学（资料图）

观察者网：您刚提到了金融，我们都知道，很多时候政治和经济是不能完全分开的。现在西方有观点担心日后香港会在各个方面向内地制度靠拢，而在市场方面，香港长期奉行的“积极不干预”政策可能要改变。对于如何在驳斥西方抹黑的同时树立国际资本对香港的信心，您有什么提议吗？

刘兆佳：外面有人在不断抹黑香港，主要是出于政治动机，而不是真的在反映香港的真实情况。比如英美等西方国家经常宣扬香港的人权、法治出了问题，影响到香港的投资环境。因此它们尤其是美国，不断说香港这地方并不安全，特别是自香港国安法出台之后，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劝一些西方企业和人才撤离香港。

问题是，即使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不断宣扬香港的投资环境恶化，实际上我没看到资金大规模流出的情况；就算资金有流出，也不是因为政治原因，而是一个商业决定，有些也可能是因为香港疫情的关系。

香港采取了严厉的防疫措施，而有的企业和人才认为这些对他们企业的运营有负面影响。此外，香港一直扮演着联系中国内地与世界的桥梁角色，现在香港无法与内地通关，这些企业和人才难免会考虑是否离开香港。

我相信即使有资金、人才或企业流出香港，这现象也只是暂时的，不会是长期的。只要疫情受到控制，香港与内地恢复通关，这些企业和人才又会回来的。毕竟香港仍是联系内地与世界的桥梁，而中国乃至亚洲仍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心，因此香港的地位仍相当重要。

说到市场经济问题，西方对香港的抹黑，基本上是从政治角度去指责，暂时未见它们说过香港已经背离了市场经济原则，或在香港，知识产权、私有财产得不到保障。

我们所说的“积极不干预”政策要逐步改变，是说政府应该在推动产业发展、解决香港社会民生问题方面做一些工作，绝对不是说政府要干扰市场的运作。在监管市场运作方面，政府可能会尝试做得更好一点，让市场竞争更加公平合理；对于“扭曲或干预市场运作”，这点从不在特区政府的政策目标之内。

也因此，日后在对外宣传时，香港应侧重驳斥西方对“一国两制”运作的错误理解及对香港法治所作出的错误指控。

观察者网：我们确实也看到，近几年来有越来越多的香港政治人物在接受外媒采访时态度强硬，敢于发声、勇于驳斥。比如叶刘淑仪女士先前接受BBC的几次访谈表现，在内地颇受好评。

刘兆佳：不管是特区政府、政治人物，还是专家学者、新闻媒体，日后都应该更加积极进取地反驳。而反驳首先可以从哪里开始做呢？可以与在本地的西方媒体接触，与西方的驻港理事会接触，要很正式、很正面、很有信心地同他们说清楚香港的实际情况。

事实上，他们很多时候不是不知道香港的实际情况，而是为了借打击香港来打击、压制中国。特别是留在香港的西方新闻工作者，他们知道香港的实际情况，但关于香港的比较正面的报道，西方（比如纽约、伦敦）的媒体、编辑是不接受的，所以他们一定要唱衰香港。

我们不要幻想可以改变他们的公开立场，要改变他们根深蒂固的出于意识形态或其他种种原因的偏见是很难的。我们想要达成的最低目标，也不是让西方人少受西方媒体的影响，重要的是做到少让或不要让香港人受到这些西方媒体恶意攻击的干扰——西方媒体攻击香港，其中一个目标就是希望削弱港人对特区政府、对香港、对中国的信心。

香港作为一个开放社会，无法阻止西方媒体的报道；特区政府、政治人物和本地媒体要做的工作，是考虑如何让西方对香港的恶意批评不至于在香港造成恶劣影响。

观察者网：明白。刚我们聊到人才流失的问题，林郑月娥在3月底就宣布香港会放宽部分防疫措施，这里头是不是也有一点原因是为了减少人才的流失？

刘兆佳：确实是有这样的原因。不少外国商会、外国的专业人才的确反映过香港的防疫措施太严厉，导致他们及其家人的生活受到很大的影响，甚至很多人要被迫将家人送到别的地方，使得他们与家人分离；而他们出入境也不方便，每次要花很多时间在酒店或家里隔离，又不可以随便进出香港-内地，影响与内地的生意。

观察者网：应对来自其他城市或地域的挑战，核心工作之一就是留住人才。对于香港如何留住人才或招徕人才，您有什么想法吗？

刘兆佳：在吸引内地人才、海外人才方面，香港还有很多条件上的不足。

香港是中西方的桥梁，而中国和亚洲也是未来全球经济发展的重心，从这角度来看，应该有很多外面的人愿意来香港。但是从生活角度来看，对很多外面的人来说，在香港生活不是太方便，房价太贵、居住成本太高，不少生活指数也高，香港地方又小，文娱康乐设施对他们来说也不是很够。如果他们的子女要在香港接受教育，还会面临国际学校学位不足且学费昂贵的问题。

很多人才因为生活原因没能长期留在香港，所以我们要在人才的生活方面多做功夫，让他们不单能在香港发展好、赚到钱，还要让他们及其家人在香港住得舒服、开心，这样他们才愿意在香港久待。

现在有一些西方媒体、政客经常说香港的人权自由在倒退，叫人们不要来香港。对于这点，我们不用太担心。大家可以亲身经历，届时就知道这点是真是假，或者他们认识的朋友也会告诉他们实际上发生了什么。

说到底，我不太担心西方的恶意抹黑对人才来港的影响；香港是不是真的能给人才提供发展和赚钱的机会，以及让他们的生活水平有所提升，这个才是更加关键的问题。

观察者网：现在香港的新政府班子也都完全定下来了，包括21位政治问责司局长和5位非政治问责官员。作为内地的媒体，我们也关注到新班子里出现了一位所谓的“新香港人”或者说“港漂”，也就是在北京长大、后来去了香港的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教授。您能否总结下，相比以往，这届新班子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点？

刘兆佳：这届新政府班子的第一个特点，就是多了很多政府以外的人才。

严格说来，在回归后的第一届香港政府中就有很多社会精英，不过在董建华连任并建立问责团队后，社会精英越来越少，政府官员也越来越依赖于公务员了。而这次，愿意加入到特区政府工作的社会精英又多了一些，这反映出香港政治局势趋于稳定，过去不断攻击政府的反对派力量受到压制，使得社会精英们觉得加入政府工作，他们及其家人所要付出的代价比以前要少很多，并且可以参与特区政府的实务工作，而不是像过去那样要经常从事政治斗争。

更多社会精英愿意加入特区政府工作，其中还出现了内地人的身影，这情况在以前很少见；同样地，现在的立法会，也有更多的精英分子参与，其中包括一些内地来的精英。

资料图来源：港媒

第二个特点，就是虽然公务员背景的人仍占了相当大的比例，但是相比过去政务职系在问责班子里占了较高比重，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出自纪律部队、专业职系等不同职系的人竞争官员位置。

展望未来，我认为这可能会成为一个趋势，即会有越来越多不同职系的公务员、越来越多包括内地精英在内的社会精英进入香港政府工作。

对于当前李家超这个新建问责团队里的很多人，其实一般香港人都不大熟悉；我看这些人的背景，虽然知名度不高，但是有相当的实际工作经验，应该是一群做事的人，知道自己应该做些什么。

只要李家超的团队特别是在特首办的三位司长和副司长——主要是两位司长（政务司司长、财政司司长）和两位副司长（政务司副司长和财政司副司长）——能够形成一个坚实的领导指挥中心，来协调统筹不同政府部门的工作，定出一些履职要求和问责准则，找出关键绩效指标，并配备足够的资源，那应该可以期望政府能够更好地在更合理的时间内完成目标，让特区政府能通过政绩去争取市民的认同和支持。

观察者网：李家超的个人履历颇引人关注，尤其是引西方媒体关注——服务警队逾30年，在香港回归后，从警务处一路晋升到保安局局长。他在4月底发布的选举政纲中也明确提到这点（“在45年来，我由一个前线的警务人员，到特区政府问责团队的一员”）。您认为这一履历可能会如何影响他未来的执政？

刘兆佳：西方媒体对保安系统的人一向没什么好感，保安系统的人很少在西方能够做得到国家领袖——不是没有，是很少，比如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就曾当过欧洲盟军的最高司令以及美国陆军参谋长。

我想中央和李家超也知道这个情况，这也反映出，未来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也是特区政府的重要工作之一，而这些工作是需要果断、有担当的人来做的。这也是为什么有相当多纪律部队的人参与这一届特区政府工作的原因。

纪律部队的人执行力比较强，胆识也比较大，而且对下属的管理和要求比较严厉。从执行的角度来说，纪律部队出身的人应该会有更强的推行政策的能力，会更尽力地去克服在政策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障碍，不管这障碍是来自政府内部还是社会。

当然，光靠纪律部队也是不行的，所以现在也讲求整个团队是不是有足够的各类人才来搭配，让政府能更好地处理好社会民生问题。

此外，特区政府会得到来自另外两方面的支持与协助，第一个就是来自中央的指导与支持。

香港的很多政策都涉及与内地的合作。无论是大湾区还是前海、人民币国际化等诸多事务，实际上都是与中央政策有关的，参与“十四五”规划、完成任务也是靠中央支持的。因此，中央以后会对特区政府大力支持、协助与指导，使得特区政府在施政过程中遇到的障碍有所减少、工作比以前更容易取得成功。

第二，我相信李家超会更加注重调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和资源，以支持自己的工作。他知道特区政府的能力是有限的，所以会研究怎么在“爱国者治港”的大格局下争取到爱国力量和社会上其他力量来支持政府政策，让施政更加顺畅。

特区政府内部，我估计他和其他来自纪律部队的人，会更加注重团队精神和政府内部的分工合作，不会过度倚重自己或少数官员作为带动政府工作的主导力量。也就是说，特区政府内部的政策制定过程应该会既有团队合作，也带有某种民主作风。如果是这样的话，会更加有利于调动政府内部的积极性，政府政策在推行过程中也会得到政府内部各方面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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