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海雯娜】

近日，中国领导人出访沙特阿拉伯，受到了隆重的接待。海湾国家以此为契机，同中国签署了30多项合作协议。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德国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在海湾国家的形象不断下降。这一趋势在本届世界杯比赛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在卡塔尔世界杯比赛中，德国队在小组赛就遗憾地被淘汰出局了。与以往不同的是，本届世界杯在海湾地区的伊斯兰国家卡塔尔举办，却在德国遭到了民众的抵制。

被抵制的理由是德国已经老生常谈的“人权问题”。主办国卡塔尔被西方媒体指控不仅涉及国际足联的腐败，还需对上万名劳工遭受到的剥削死亡负责。

虽然德国媒体已经澄清上述指控有较多夸大其词的成分，但它仍然不能阻止人们对主办国的批判。很多批判将矛头引向了伊斯兰国家对LGBT（性少数群体）运动的排斥上。

德国内政部长南希·费瑟（Nancy Faeser）和德国国家足球队都使用了高调、毫不给颜面的方式对主办国的社会管制和伦理价值展开了抗议。遗憾的是，这些激烈的政治表态并没给德国足球带来好运。德国足球队是在广大穆斯林的讥讽中离开赛场的。笔者仍然清楚地记着卡塔尔民众是如何在社交媒体上嘲弄德国“自以为是”和“双重标准”。

2022卡塔尔世界杯E组小组赛前德国队合影时以手捂嘴以示抗议。图源：路透社

看到中国在中东地区不断收获信任和欢迎，而德国在海湾国家的形象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恶化，这很令我感慨。我经常在网络上看到中国网友对于德国的评价，他们认为德国对中国整体上非常不友好，德国总是傲慢地、自以为是地说教。

通过来自海湾国家民众的反应，读者能够了解到，德国给其它国家带来的这种感受并非只针对中国独有。我认为非常有必要让读者了解为什么德国社会总是给外界留下这样的印象。

在本文后半部分，我会尝试使用德国人习惯的方式来评价这种思想倾向。虽然这些改进建议是针对德国方面的，但是道德审判(moral judgment)倾向广泛存在于不同国家的社会群体中，因此我认为分析其背后的社会心理具有普遍意义。

在中国，对于一件事是否符合道德的教育是如何开展的呢? 德国这类教育是通过哲学和宗教教育来达成的。德国的中小学生，在这类课堂上经常被要求解决一些道德困境。

我有一个16岁上学时记忆深刻的案例: 一个女孩发现自己购买的面霜里存在有害成分，因此她偷偷回到商场把这个面霜替换成了较为廉价的另一类产品。老师让我们在课堂上评价这一行为是否道德。然而，这种探讨往往没有标准答案，只要能够自圆其说并且能够援引一些伦理学原理和概念，就会得到较好的分数。但是这绝对不意味着德国的伦理教育是不分是非和对错。

在我的记忆里，伦理教学中唯一一项可以被称为标准答案的是对人权的维护。德国对人权的维护是判断是否符合道德的最高标准。这一标准是如此重要，以至于我们的宪法都将它写进了第一条里(人的尊严权)。

任何社会的意识形态都是来源于其独特的历史和文化。德国相对于其他国家的独特历史是其在20世纪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从而深深地伤害了这个世界。如何面对世界大战、大屠杀的历史是每个德国人出生以后无法逃避、必须接受的教育。因此德国人在国际互动中都必须要学会如何同过去那个侵略和种族主义的德意志做切割。

因此，很多德国人选取的最简单的方法是大声地喊出自己是人权维护者，从而希望外界能够了解今天的德国已经同过去的德国不一样了。不仅是人权，需要大声维护的理念还包括民主、自由、法治这些德国和欧盟价值观里被清晰推崇的事物。

这种表态在德国社会的运行中实在过于重要，因此即便是一些所谓的“人权问题”充满了争议，甚至是不实的，只要是站在维护“人权”的立场上讲话，即便是讲错了话甚至冤枉了好人，在德国社会内部往往也不会有任何严重后果。

相反，一个有身份地位的德国人如果在“人权问题”上发声不积极、不坚定、不勇敢，他才真的会有一些麻烦。这就导致了人们宁可犯错也不能在“人权问题”上有丝毫的退缩。在联邦议会里，我们经常看到上述情景在议员们的口头辩论之中得到证实。

在我经常关注的一些非政治类网红频道上，也有非常多的评论要求这些网红对社会上的一些“人权问题”表态站队。即便是这些网红发声站在了人权维护的角度上，这些评论仍然要求这些网红把语言落实到行动里，并且时不时地怀疑这些网红的发声是不是出于本心。我的这一描述，或许可以帮助读者理解为什么德国对于难民问题采取了那么宽容和欢迎的态度。

此外，在西方社会内部，德国被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给予了一个特殊的角色，就是全球“人权”的守护先锋，这是很多非西方国家民众不知道的。

在人权和历史问题上，德国受到了很多其它西方国家的歧视和道德胁迫。它们会通过内部的渠道(如智库、媒体和社会精英)隐性或者显性地施压德国政府内阁、企业甚至个人，去世界各地为“人权受害者”出头。相当一部分被这样道德操控的人乐此不疲，但是数量更多的普通德国人是承受不住这样的压力的。

我曾经与美国某个人权活动家就中国的民族政策进行过十分激烈的辩论。当时他对我抛出这样一句: “作为一名德国人，你应该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的人都知道人权是多么重要，而你在这里为中国的民族政策进行辩护，怎么对得起那些被纳粹德国屠杀的六百万犹太人？”

可能这句话对于中国群众而言极其荒谬、缺乏逻辑，但是对于德国人来说此话的分量非常沉重。我只要稍微有一句话反击不恰当，就极易让我被指责为维护和同情德国纳粹主义。这话居然一时让我无法回答，还是我的中国朋友帮我解围成功反击。这类的案例是如此之多。曾经还有人在网上十分严肃地认为我是一个假的德国人，她的判断依据就是因为我不像其他德国人那样积极地“维护人权”。

就我个人感受而言，我作为一个德国人，尚无法区分另一个德国人高调地对“人权问题”进行发声，有多大程度上是出于自己的本心善意，有多大程度上是社会舆论压力的要求，还有多少是出于纯粹的政治斗争所需。

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在德国对人权的维护是道德和法律的共同要求。人们通过表达出对人权的支持，来体现出对国家宪法和民主制度的政治忠诚。同时通过这一表态，将自己置于舆论里安全的道德位置上。

德国在世界版图中仍然是一个小地方，这里没有足够的素材和故事来使得人们不断开展政治站队和立场表态。因此，转向国际议题就是一种自然而然的举动了。

我认为这是德国所表现出来的对外道德审判的直接原因。遗憾的是，德国“人权问题”的探讨越发偏离了改善人权的目标，而变得越来越像一个网络流量关键字。当一个国际“人权议题”出现时，各路人马竞相展示震惊，表态对人权的支持，但当其他的社会热点问题产生时，没有任何人再去关注那些人权问题。

上述情况确实被亲美的大西洋主义者捕捉到了，但是他们提出的改进方案是更加激进地贯彻身份政治，站在道德高位上去审判他人，甚至协助传播虚假信息。

实际上，没有任何国家的人能够并愿意接收这种说教，因为它暗含了被说教对象知识匮乏、智力昏聩、道德低下这样的消极评价，以及批评者知识渊博、社会文明、道德优良这种积极描述。

当被批判的对象是一个地区的文化传统和价值体系时，这种说教会惹恼目标国的主流民意。但凡了解人际交往的人都知道，这种坦率的对话只有在彼此高度信任之后，才可以在合适的场合说出来。如果确实有要求对方做出改变的强烈诉求，也应该是彼此关上门、在幕布后面以一种建设性的态度来尝试沟通。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在某些领域产生一些细微的改变。

德国很多人不用这样的方式来沟通，说明他们的目的根本就不是试图改变对方，而是为了应对和讨好德国国内的社会舆论。

当然，我认为德国精英阶层确实有一部分别有用心的人认为口头施压会使得别人听从他们，或许他们需要这种膨胀起来的巨大自尊来掩盖自己能力不足所带来的自卑。相对于这些愚蠢的人，那些在世界杯期间推动德国队员卷入他国“人权问题”的人更加值得谴责。

德国内政部长南希·费瑟佩戴彩虹色袖标坐在国际足联主席詹尼·因凡蒂诺旁边。图源社交媒体

这些推动者坚定地认为，“人权问题”不容探讨，因此敦促德国足球涉足政治和人权议题是绝对正确的。他们并没有帮助我们的球员认真备战球赛，而是让他们深度卷入到同他国的政治和文化冲突中。遭遇比赛失利本来已经非常屈辱，组建毫无意义的“赛场道德十字军”使得德国蒙受的屈辱倍增。

人权的很多内容是应该被探讨的。中东的沙特、伊朗都在以自己的节奏慢慢适应着现代社会。这种改变速度或许不是德国人观念中最舒适的，但是我们不能否认他们在以自己社会能够接受的方式前进着。

虽然这些变化都有着伊斯兰世界以外观念的影响，但是真正的改变靠的他们国民内部之间互动(可能是和平的、也可能是冲突的)，这是当地人自己的选择。尊重这种选择并报以耐心绝非是一种孤立主义或者对压迫的绥靖。一旦我们成为了干涉者，却在每次干涉后都不会去承担干涉所带来的风险和后果，这才是不道德的。

我始终认为，靠人权和价值观来构建德国的国际影响力是一条行不通的路。德国虽然赔偿了二战期间的各国战争损失，却像所有西方国家一样拥有殖民主义原罪。

我们自认为通过鼓吹民主和人权价值观就可以实现同过去的切割，从而构建起国际影响力，但这并不是广大殖民地国家人民的历史记忆。

不恰当的沟通方式、特别是武断的指责，会使得他国人民迅速将我们同过去不堪的历史相关联，从而迅速消解掉我们在对外工作上做出的其它投入。从结果上看这是十分不明智的。我们的海外形象和影响力最好的时候恰恰是在低调地开展务实合作的时候。

而最近几年，德国跟随美国在世界各地进行战争干涉使得我们在发展中国家的形象不断受损。目前德国政界和社会上一些被美国豢养的大西洋主义者，秉承着双重标准，对美国监控他国公民、霸凌和非法制裁他国公民这些侵犯人权的事实却视而不见。

迄今为止，欧盟和德国从来没有就美国国内的人权问题制定过一部法案，也没有推出过任何一项制裁措施。这种双重标准本身就完全掏空了价值观外交的道德基础，因此它也根本无法产生其预想的国际吸引力，甚至都不足以凝聚欧盟内部成员国。

(文章作者及观察者网感谢两名匿名德国青年学者对本文提出修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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