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多米尼克·格林， 翻译 观察者网/郭涵】

在英国正式脱离欧盟的第三周年纪念日，一些英国人开始经历“脱欧后悔症”（Bregret）。英国新闻意见网站UnHerd与软件公司Focaldata本周合作收集的民调显示，在全英632个议会选区，除3个选区以外，余下地区的绝大多数民众如今认为“脱欧是错误的决定”。

在2016年那场“脱欧公投”中，正是“夺回控制权”这句口号深深地打动民众，以至于左右了公投结果。让主权从布鲁塞尔回归英国议会，意味着英国人能重新自主地管理本国的边界、法律与金融体制：

有效的移民管控，据说会缓解房价过高，因职业技能缺失导致的劳工收入过低，以及各类公共服务成本过高带来的生活压力。脱离欧盟的监管体系，并与其它国家签署一对一的自贸协议，据说会让伦敦成为全世界的银行，“泰晤士河上的新加坡”。

以上种种收益，加上英国脱欧后无需向布鲁塞尔缴纳的费用（仅2015年就达108亿英镑），意味着能解放更多资金，用于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教师收入，以及改善英国民众深爱的国民医疗服务体系（NHS）。

当地时间2月1日，英国爆发10年来最大罢工抗议，多达50万人走上街头要求加薪应对通胀

现在看来，保守党已经失去了“控制权”。2015年以来，移民英国的人数不减反增。在脱欧前，英国接收的移民主要来自欧盟。如今，他们绝大多数来自欧盟以外的地方。牛津大学移民观察组织汇报，英国每年接收的移民数量从2015年的约59.5万人，上升到2020年约63.3万人。2021年6月至2022年6月，这个数字达到110万人。保守党似乎无力阻止横跨英吉利海峡的人口走私活动，因为背后是由法国本土的犯罪集团在操持。英国政府计划将非法移民与寻求政治庇护人士遣送至卢旺达，却被法院卡住，并因为涉嫌种族歧视遭受了广泛指责，连查尔斯国王都形容这个方案“令人瞠目”。

相比解决英国曾面临的问题，“脱欧”本身却成为英国最大的问题。所有小国都必须在全球经济的浪潮中找准自身定位，并在特定领域追求比较优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6年曾预测，英国脱欧后，伦敦若要继续维持其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将面临“从相当坏到非常非常糟糕的结果”。如今伦敦以事实打破了这一预测。英镑也从去年10月的跳水式贬值中恢复过来，但对英国外贸关系的结构性调整依然未能取得进展。

自脱欧以来，英国已经同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日本签署了自贸协定，可作为重头戏、一度承诺会兑现的那份（英美）自贸协定，依然悬而未决。拜登政府如今更倾向于同欧盟谈判，因此美英自贸协定谈判的进度已裹足不前。同时，英国正同印度开展自贸协议谈判，并向由11个国家组成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提交了加入申请。可就算这些协议能够落实，英国国内真正感受到贸易协议带来的收益，也将是许多年以后的事情。

相比分享脱欧带来的红利，保守党选择削减开支。一项连接伦敦与周边区域中心城市的高铁项目被暂缓。国民医疗服务体系的积压诊疗已经破纪录，约700万病人仍在等待收治，包括需要择期手术与癌症诊疗的患者。自2010年以来，英国护士的平均薪酬实际贬值了20%。去年12月，她们第一次发起罢工游行。几天后（2月6日），英国的护士会与救护车司机们一道，参与自国民医疗服务体系创立以来，从业人员最大规模的罢工抗议。

英国国民医疗服务体系从业人员10年来薪资相对生活成本变化比例（橙线为护士起薪） 图自：纳菲尔德信托

这一切并非全是保守党的错。在英国政治中，国民医疗服务体系仅仅是第三轨的议题。生产力陷入长期衰退与劳工参与率不足等结构性问题，需要时间去解决。至于英国与欧盟间为何至今未能实现人员、货物的“无障碍流通”，也是因为欧盟似乎下定决心要让英国脱欧的过程尽可能痛苦，以吓退其它成员国动类似想法的念头。

有些问题也不是英国所独有，所有国家都要面对。2019年12月的大选，打出“完成脱欧”口号的鲍里斯·约翰逊以压倒性优势获胜。此后，英国与欧洲邻居一道经历了众多外部挑战。比如新冠疫情，通货膨胀率与大宗商品价格飙升，供应链中断，美元走强，乌克兰战争以及所导致的能源价格上涨。在难掩悔恨的英国，工资一直没能跟上物价的涨幅，引发了一连串“生活成本危机”。劳工罢工，不满情绪如流行病一般在各地蔓延，这一切都很容易让人联想起上世纪70年代的英国社会，只是加入了对英国脱欧这件事的广泛失望与后悔。

然而，在陷入派系分裂与内斗这件事上，保守党必须负全部责任。这导致保守党内部无法就脱欧问题形成共识。保守党2019年承诺，将“纠正”伦敦与英国其它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此后却再三表露出不愿兑现承诺的姿态。去年9月，议会的保守党成员赶走了约翰逊先生，又很快赶走了保守党内部提名的继任者利兹·特拉斯女士，找来里希·苏纳克担任首相。随着英国经济走向衰退边缘，保守党正被丑闻与自私自利所淹没，苏纳克先生连指明方向这件事都做的步履维艰。恐怕保守党人会在下一次选举中后悔他们今天的选择。

脱欧并不是一次性的事件，而是一个过程。英国花了几十年的时间加入这个日后演变成欧盟的共同体；一刀两断并不容易，与欧盟完全切割也需要许多年。在英国脱欧三年后，“恢复主权”已经不再是争论的焦点，问题是英国现在要如何处理脱欧的后果。英国脱欧的进程，也代表着英国同期政治经济发展的进程，前者的失败意味着后者的失败。抚平这一进程带来的伤痛，可能需要“后脱欧”一代的年轻政客，甚至是新生党派才能做到。不管悔恨与否，英国显然需要开拓全新的思路，并且恢复对政客与国家能力的信任。

【本文发表于《华尔街日报》2023年2月2日纸质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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