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胎于计划经济的供销社如何在市场经济中发挥作用？

杭州萧山供销社管理的农贸市场。摄影/杨立赟

文｜杨立赟 熊彦莎

编辑｜余乐

经过媒体连日来的的狂轰滥炸，你应该已经知道，供销社不是上个世纪的遗产，它没有离开，一直在社会经济体系中运作着。

2021年，全国供销合作社系统实现销售总额6.26万亿元，同比增长18.9%。这个体量不可谓不大。

但是，公众对这个系统仍然知之甚少，现在也仍然有许多疑问：

-供销社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吗？

-供销社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零售系统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现在超市、网店这么多，供销社的零售业务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它卖什么商品？还经营什么业务、有哪些资产？

-供销社是中国特色、中国独有的吗？

《财经十一人》联系了从事多年供销合作社研究的专家李华（化名）；并且走访了多地供销社旗下的商店和农贸市场。下面，我们尝试用最浅显的语言回答这些问题。

正在恢复的不是供销社系统

而是基层社

很多人把供销社和计划经济画等号，对此，李华向《财经十一人》澄清道：“供销合作社浑身上下看不出一点计划经济的影子。”

李华表示，作为一个全国性的合作经济组织，供销合作社产生于计划经济制度之前。中国在1953年底开始规划粮食统购统销制度，才有了计划经济；供销合作社则在1950年就成体系了。当时中国实行的并不是计划经济体制，而是一种混合的市场经济。

供销合作社的经营与其他企业没有本质的区别，但是对经营的利益分配有差异。比如，供销社的社员，既可以得到合作社的分红，又能得到农产品按交易额二次返还的金额，增加了收益。

因此，供销社的议价能力所带来的红利，可以有更多部分在农民社员中进行分配。

全国供销社系统可分为两部分，一是县及县以上供销合作社机关，二是基层社，也就是在县以下直接面向农民的综合性经营服务组织。

基层社的功能主要是与农民合作，集中农产品形成规模。这样可以提高农产品的规模竞争力，进入市场时有更强的议价能力。没有基层社网点，供销合作社就失去了为“三农”服务的载体和手段，失去为农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近期的一些网络传言说“供销社要回来了”。实际上，供销社系统一直存在，而基层社才是正在恢复的部分。这个恢复过程也是在数年前就开始了，并不是最近才启动的。

供销社在基层，经历了由盛转衰再恢复的过程。衰落的主要原因是随着市场经济发展，供销合作社的竞争力不足，出现普遍性的亏损。大部分基层社被出租、外包、变卖或股份制改革，许多名存实亡，在农村经济中的作用大幅减弱。比如被公众关注到《湖北日报》的报道提及，2014年全省基层社数量仅696个，比1984年时的1800个减少61%。

199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供销合作社改革的决定》 （以下简称《决定》） 指出，当时的供销合作社体制不顺，缺乏经营活力，为农服务观念淡薄，服务工作削弱，基层社经营严重困难，没有起到它应有的作用。

《决定》对基层社存在意义的表述是：“基层供销社是供销合作社的基础，是直接体现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性质和实现为农服务宗旨的基本环节。基层社办得好不好，对农村经济的繁荣与发展关系重大，也是农民关注的焦点。因此，必须花大力量把基层供销社建设好。”

2006年，国务院同意供销社启动“新农村现代流通服务网络工程” （简称“新网工程”） ，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的决定》提出，为实现“农民得实惠、基层社得发展的双赢”要“逐步办成规范的、以农民社员为主体的合作社”。在这样的政策背景下，近年来供销社在基层覆盖率明显提升。从2012年至2020年，基层社数量增长了97.32%。

截至2020年底，供销社全系统有县及县以上供销合作社机关2789个，基层社有37652个，同比增长16%。从数量上看，目前基层社是县及县以上供销社的13.5倍。

湖南省供销合作总社理事会副主任杨利凯曾表示，基层组织体系有三方面的作用：

基层社也在奋力追赶时代。在电商时代、直播时代，供销社尤其是基层社的经营方式急需转变。以武汉市蔡甸区的供销合作社为例，这个供销社主要工作之一就是农村电商业务。

不过，《中华合作时报》报道，蔡甸区的农村电商起步较晚，仍有很多短板。比如电商产业主体实力不强，农村电商缺乏专业化、市场化的农产品采购团队，寄递物流服务重城轻乡，数万农业生产主体滞留于“提篮叫卖、自产自销”的产销模式。

在蔡甸区下辖的消泗乡，多位居民向《财经》表示，不知道消泗乡供销社的位置，平时也不通过供销社买卖农产品，大多通过私营公司或个人进行买卖。

武汉市蔡甸区供销合作社。摄影/熊彦莎

面对成熟而激烈的市场竞争，这个系统是否参与公平竞争、有没有能力公平竞争，是一个问号。

理论上，全国各级供销合作社绝大多数是事业单位，与企业只有指导关系，社企分离。但是，各级供销社又有自己的直属企业、参控股公司，以及历史遗留的诸多国有资产，在实际运营中更像一个社企不分的混合体制。此外，截至2020年底，县及县以上供销社机关中，有九成依靠财政全额拨款，仅4.8%自收自支。

不过，也有观点认为，完全的公平竞争，对供销社而言是太过严苛的要求。贺文利等撰写的《供销合作社与政府的关系及规制》一文指出，供销社兼具政府、市场和公益三重色彩，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政府不能简单强调与其他社会主体进行公平竞争而放任不管。

文章认为，供销合作社承担公共责任，势必加大成本支出，甚至严重影响经济利益；另一方面，作为弱者联合体的合作社本身并不具有竞争优势。因此，在反垄断法中应给予合作社相应的豁免，对于合作社的“垄断联合”实行总体豁免，在销售、交易及价格制定等垄断行为方面实行有限豁免。在合作经济比较弱的地区国家直接帮扶，必要时依靠行政力量来推动其发展；在合作经济较发达地区，侧重公平竞争。

庞大的资产版图

中华老字号、中关村的大楼、废品回收公司

都是供销社的

供销社通过全资、入股、代管等形式，经营着便利店、农贸市场、餐饮店、百货大楼等等，只是并未凸显供销社的牌子，地图上通常也不显示名号。

你很可能对这些商户十分熟悉，却不知道它们都是供销社的产业。

各个地市的供销社所拥有的资源和运营方式各不相同。比如，在上海供销合作总社旗下，除了农资、农产品、日用消费品，还有一些中华老字号、医药、再生资源等等。

中华老字号，有邵万生食品公司、高桥松饼、做酱蹄的丁义兴、做酿造食品的鼎丰等等；医药方面，有养和堂药业、余天成连锁药店、金山恒德大药房、宝山国大药房等；再生资源方面，有南方冶金炉料有限公司、新锦华废品交投站等。

此外，上海全土商场、松江商城、嘉定商城、奉贤南桥集贸市场、宝山翼家菜场等等也都是上海市供销总社旗下的商业主体。

根据上观新闻报道，上海全土商场的负责人陈志豪表示，供销社虽然是品牌的“娘家”，但经营定位、商品选择、销售渠道等，均由企业根据市场反响自行确定，不存在计划经济或统一规定。“对我们而言，供销社更像桥梁和平台，会组织不同地区的社属企业、机构交流，我们根据自己的需求参与互动，发掘商机”。

北京市供销合作总社拥有百花蜂蜜这样的老字号，也有大众生活消费广场亿客隆，还有一些和农业、生活物资完全无关的品牌，例如中关村智能硬件创新中心——海龙大厦，国家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赛欧孵化中心、亚洲最大的图片产业基地——竞园等。

这类资产，大多是计划经济时代留下来的社有资产，近年来供销社对其进行盘活使用。比如，据千龙网报道，竞园原是1958年建成的北京供销社百子湾仓库，曾长期储备首都防汛物资和战略应急物资。1996年，百子湾仓库转型现代物流。

随着城市发展，大货车限行政策让仓库物流遭遇发展瓶颈，加上周边现代商业和居民区崛起，老仓库显得格格不入。北京供销社决定与竞报合作，在此打造北京图片产业基地，“竞园”也因此得名，在2007年开园。由于老仓库的挑高设计非常符合摄影公司的需求，大批婚纱摄影公司纷纷入驻，竞园逐渐发展成为集图片设计、展览、行业培训于一体的文创园区。

在竞园之后，北京市供销社又有几个类似的盘活案例。比如，位于七棵树的北京供销社土产仓库，在2010年改造为七棵树创意园。2013年，北京供销社位于东坝的另一处水果仓库，也转型为东坝传媒产业基地。

北京供销社便民服务中心小黄庄店。摄影/熊彦莎

在民生方面，北京市供销社把过去的商业网点盘活成了便民服务中心。比如北京中新佳园供销社便民服务中心在2022年9月刚开业，配备了理发、便民食堂、超市等多种设施，客群主要是周边居民。中新佳园小区居民王楠称，每天接孙女放学后都会在服务中心的面食档口买些面点，作为第二天的早餐。

目前，北京市在朝阳、丰台、石景山等区一共有40多家供销社便民服务中心。

在中新佳园服务中心的理发店和理疗店为80岁以上老人提供上门服务。理发店“洗剪吹”的特惠价为每位28元，比起市面上动辄上百元的价格低许多。食堂将在用餐高峰期以外的时间，为70岁以上的社区居民提供免费送餐服务。

供销社的便利店也是按市场化经营，中新佳园的便利店，以实惠便民为导向，以果蔬生鲜为主，食品日用品为辅。比如，香蕉在这家店的每斤售价比其他水果店便宜大约5毛钱。一位顾客询问售货员店里是否有某种精品水果，售货员回答，“那个太贵了，我们都不敢上货，上的都是价廉物美的东西。”

通过这类便民服务中心，供销社有意地与合作方互通有无，不仅在自己的地盘销售系统内的农副产品，还借合作方的地盘销售。团结湖天宇市场的供销便民服务中心在招商时就曾表示，这一项目的目的在于供销社品牌的回归，同时依托于合作方所有门店，销售北京市供销总社所属北京京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自有农副产品。对合作方的要求之一，就是必须在京拥有10家以上连锁经营店铺，销售北京市供销社自有农副产品。除了销售农副产品，社员服务、扶贫工程也纳入了便民服务中心的工作。

杭州市供销社旗下并没有直接面向消费者的零售店，而是管理着许多农贸市场。在杭州萧山宁围农贸市场（头图所示），《财经十一人》了解到，这个农贸市场是由政府交给供销社经营管理，商铺租金相对便宜些，商户入驻没有“入场费”等额外的费用，只有租金、水电、押金这三项。供销社管理的盘子也在扩大，比如正在新建的钱江世纪城也在配套建设农贸市场，同样是供销社代管。

现在，供销体系核心业务中，销售额最高的两块业务是农产品和日用品，其2021年的销售额分别达2.76万亿元和1.49万亿元。

不过，现在超市、网店这么多，供销社的零售业务还有存在的必要吗？各级供销社在当代的市场经济零售系统中扮演着什么角色？

在整个零售市场，供销社的占比确实非常低。李华表示，1952年底，供销合作社的零售额约占全部市场份额的19.64%，随着时代发展，现在城市的零售系统中，供销社的市场占有率并不高。在县域以下，供销社在零售市场的份额在10%左右。

近年来，阿里、京东等电商巨头也瞄准农村业务，组织农民生产、销售农产品，或同样成立农民合作社，减少中间环节。李华表示，无论是企业还是供销社，本质上都是在想各种办法降低交易成本，这是市场竞争带来的趋势。

不过，相比市场上的企业，供销社是政府为农服务的抓手，其行为超出商业上的考虑。李华表示，供销合作社的零售系统追求的并不只是市场份额，而是让农产品通过更多渠道直接进入城市的终端市场。比如，很多零售企业通过基层社采购农产品，交易额体现在这些企业的业绩里，不体现在供销社的零售业绩里。供销社做了“幕后”的供应链工作。

供销合作社，重点是“合作”

李华强调，供销社的本质不是零售渠道，而是农业组织和农民组织。供销社的全称是“供销合作社”，在简化称呼“供销社”的情况下，大众最不了解的反而是最重要、也最能反映供销合作社与其他商业机构不同的两个字——“合作”。

“恢复供销合作社的目的，本质上是希望通过供销社组织农户形成规模，在农产品市场上获得竞争优势，保证农户增收。”李华补充道。

对中国而言，合作社是舶来品。世界上公认的第一个现代意义的合作社，诞生在英国，至今接近200年历史。

根据国际合作社联盟 （ICA） 的统计，目前全球合作社数量达300万个。参与国际合作社联盟的共有112个国家、318个会员组织，中国也占有一席之地。

在美国，80%的农产品由合作社加工，30％左右的农产品由3400家农业合作社销售；在巴西，农业合作社占农业总产值的40%；在新加坡，合作社占超市市场份额的55%；在日本，几乎所有农户都加入了农协组织，农户90%的生产资料购买和80%的农副产品销售，都通过农协实现。

合作社虽然广泛应用于农业，但也并不只是农业的专属，还覆盖了消费、金融等行业。李华解释道，合作社是一种企业组织制度，中国的供销合作社与国外合作社的最大不同，不是在业务领域上，而是在所有者上——国外的合作社是农民所有，而中国的供销合作社是集体所有制，即政府投入占有一定比重。

欧美的合作社都在向企业化发展，或者直接办企业，由社员当主人。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教授徐旭初在《谈谈对国际农业合作社发展经验的借鉴》一文中写道，近年来，欧洲的合作社在日常管理上日趋公司化，或是合作社自我投资延长供应链，由社员100%拥有企业股份。

农业农村部总畜牧师、农村合作经济指导司司长张天佐最近发表文章指出，合作社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创办公司实体，是发达国家农业合作社发展的普遍经验。比如，丹麦的皇冠集团、新西兰的恒天然集团、芬兰的瓦里奥集团，都是大型的合作社，“合作社+公司”创造的价值远超农业直接生产过程创造的产值。

例如，恒天然集团就是由新西兰几家大规模的奶农合作社与新西兰乳品局合并成立。恒天然集团采取奶农实物出资的方式，以奶农向公司交售的牛奶数量作为配股依据，体现奶农的贡献值，使集团成为一万多名奶农共同拥有的合作社企业。恒天然集团董事会的部分成员也直接从奶农中选举产生，参与企业治理。

在中国，合作社对所投公司100%持股的情况很少，全国合作社对所投资公司的平均持股比例是42.63%。合作社持股比例不足50%的公司占六成以上。

日韩农业合作社则与欧美农业合作社截然不同，其中，日本农协是一大代表，也与中国的供销社最为相似。

日本农协支持农村的农产品售卖、信贷、咨询和互助等多种业务，在层级上分为四级：国家级、中央级、都道府县级、基层级。日本农协的业务覆盖广泛，从肥料、农药、饲料和燃料的进口，到园艺材料、农用机械的销售，还收购各地的小麦和大豆等作物。此外，农协也经营主题餐厅和商店，对农产品进行直接的商业转化。

对于中国的供销合作社能否在模式上效仿日本农协，业界和学界观点不一。徐旭初在上述文章中指出，日本农协日益呈现去农化、去合作化、体制官僚化的特征，已经异化为由决策层、职业经理阶层构成的势力强大的利益集团，成为政府农业改革的最大阻力。

不过，农协在日本的社会生活中有一定的影响力，并且熟练运用社交媒体与公众互动。比如，2020年春季，日本学校因疫情封控而关闭，学校膳食的需求大幅降低。学校是奶农的主要客户，因此，一些库存积压的牛奶生产商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消息称，除非找到学校的替代需求，否则他们将开始倾倒牛奶。农协发布了一些创意文案鼓励民众多喝牛奶。在一些热门网帖的号召下，消费者提高了喝牛奶意愿，牛奶的消费量增加。

中国的基层社虽然已在恢复过程中，但是距发挥理想中的作用还有距离。李华表示，全国的基层社发展非常不平衡，不足三分之一的基层社能够发挥一定的作用。“现在中国200多万个农民合作社，真正的称得上是农民自主组织的合作社并不多”。

截至发稿，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北京市供销合作社、上海市供销社、浙江省供销社等均没有接受《财经十一人》的问询。

作者为《财经》记者和实习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