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 王慧 编辑/冯雪】11月19日，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二十九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泰国曼谷闭幕。会议发表了《2022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宣言》。

这是自2019年以来，APEC领导人首次线下聚首。在地缘政治冲突持续、世界经济面临挑战的关键时期，这次会议引发全球广泛关注。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亚太重要成员，中国一直用自己的主张和行动推动各方共同构建开放包容、创新增长、互联互通、合作共赢的亚太命运共同体。

11月17日至19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赴泰国曼谷出席APEC第二十九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对泰国进行访问。

习近平主席在17日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书面演讲中表示，“中国的发展受益于亚太，也用自身的发展回馈亚太、造福亚太”；“摆脱了冷战阴霾，亚太地区特别是中小经济体步入奔向现代化的快车道，‘亚太奇迹’才应运而生。亚太地区不是谁的后花园，不应该成为大国角斗场。”

18日，他又在APEC第二十九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发表讲话并提出四点建议：第一，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建设和平稳定的亚太。第二，坚持开放包容，建设共同富裕的亚太。第三，坚持绿色低碳发展，建设清洁美丽的亚太。第四，坚持命运与共，建设守望相助的亚太。

会议期间，中国主张备受瞩目。

值得注意的是，在习近平主席与日本、加拿大、新加坡、泰国等国家首脑都出席此次APEC会议之际，美国总统拜登却因参加孙女婚礼而缺席，委派副总统哈里斯作为代表到场。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称，拜登的缺席让中国更加成为国际舞台上的焦点。还有观点认为，美国把赢得亚太的机会拱手让给了中国。

拜登为何缺席，他的缺席意味着什么？一直以来中美两个大国在APEC平台，或者亚太合作建设当中分别扮演了什么角色？未来又将如何发挥作用？

针对上述问题，观察者网特邀南开大学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研究中心主任刘晨阳进行深入解读。以下为采访实录：

11月18日，APEC第二十九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泰国曼谷国家会议中心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勇担责任 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讲话。图源：新华社

观察者网：11月18日至19日，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第二十九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于在泰国曼谷举行。这是自2019年以来，APEC领导人首次线下聚首，您认为这次会议最大的亮点是什么？

刘晨阳：我认为有三个亮点：第一，领导人时隔几年能够恢复线下会晤本身就是这次会议最大的亮点之一，这也呼应了东道主泰国在会议主题当中所说的“联通”。今年东道主着力推动的一点就是，让大多数APEC会议在一年当中能够尽可能地以线下方式举行，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更是其中的重中之重。我认为，这种方式也是试图为疫情之后真正恢复亚太地区的联通和正常的政治经济秩序起到示范和推动作用。

第二，由于恢复了线下举行，APEC也恢复了作为重要双多边外交舞台的特色。尤其是G20峰会和APEC连续举行，两者在全球和亚太地区事务中所关注的议题有一些相近之处，因此能够统筹协调一些全球和区域经济治理问题。很多领导人也借此机会进行会见，对一些双边或者区域问题进行磋商。

第三，APEC在2020年制定了新的《2040年亚太经合组织布特拉加亚愿景》，最初两年在为如何有序推进亚太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寻找目标和路径。这次会议的主题“开放、联通、平衡”实际上为亚太命运共同体的未来构建找到了几个更加聚焦、共识度更高的关键词。这和习近平主席讲话当中提到的“坚持开放包容，建设共同富裕的亚太”、“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等核心理念之间有很多相同之处，反映了APEC成员的诉求和共识。

观察者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日本、加拿大、新加坡、泰国等国家首脑出席了此次APEC会议，而美国总统拜登因参加孙女婚礼而缺席，委派副总统哈里斯作为代表出席。这个话题公众很感兴趣，您对此有何解读？

刘晨阳：首先，这不是美国总统第一次缺席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特朗普政府时期就曾经让副总统彭斯去参加过会议。其二，我认为，拜登所谓“个人家庭事务”的理由只是一个借口，他考虑更多的还是美国中期选举尘埃落定后，在政治上要稳定大局。

其实由于APEC特殊的议事日程，每年主题议题通过一年的讨论，到最后都已基本完成，领导人们通常是进行程序性发表宣言和对外表态。因此，我认为，哪个成员具体由哪个领导人出席不是最为关键的。即使是副总统出席，她依然可以代表美国发声、表达立场，所以不需要过度解读背后原因。

11月18日，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在APEC领导人峰会上发表讲话 图源：视觉中国

观察者网：CNN称，拜登的缺席让中国更加成为国际舞台上的焦点。还有观点认为，美国把赢得亚太的机会拱手让给了中国，您觉得是这样的吗，为什么？

刘晨阳：我觉得不是这样，这种说法恐怕是很多西方媒体在国际场合言必提及中国趋势的延续。此次APEC会议是21个经济体领导人会晤，是为区域经济和重要事务进行平等表达的平台，谈不上哪一个成员起主导作用。

“APEC方式”独特的合作机制强调“自主自愿、灵活渐进、协商一致”原则。所以不论成员体量大小，在“APEC方式”下，从来没有出现过哪个成员处于绝对主导地位的情况。

当然这种说法也反映出亚太地区所面临的一个很重要挑战，即该地区地缘政治博弈加剧，一些政治因素对该地区经济合作产生了很大干扰。

西方媒体这种解读显然是以地缘政治博弈作为根本出发点来看待亚太地区合作。这和中国推进构建的“开放包容、创新增长、互联互通、合作共赢”的亚太命运共同体理念有很大的区别。关于如何应对挑战、推进亚太地区更好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了很多观点和建议，与西方基于传统霸权或冷战思维的想法截然不同。

观察者网：美国和中国分别是世界第一大和第二大经济体，您认为，一直以来中美两个大国在APEC平台，或者亚太合作建设当中分别扮演了什么角色？未来又将如何发挥作用？

刘晨阳：APEC成立于1989年，中国1991年加入。从这30多年整体进程来看，中美两国都在亚太区域合作和APEC进程当中发挥了非常重要作用，这一点毋庸置疑。

首先，在APEC起步阶段，1993年APEC领导人年度性会晤机制得以建立，与当时美国克林顿政府积极推动密不可分，当年首次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就是在美国西雅图布莱克岛举行。

二战之后，亚太地区、尤其是东亚地区经济在全球范围内地位不断提升。美国最开始有着比较强烈的意愿和雄心，希望借助APEC来推进亚太地区市场开放、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为美国自身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增长提供更多市场机遇，这是美国当时参与APEC合作的主要利益诉求。

1991年中国加入APEC。作为其中最大发展中成员，中国与发达成员之间有一个很大区别：中国在关注贸易投资和市场开放议题的同时，也非常强调平衡发展中成员的利益诉求，包括如何缩小经济发展水平发展的差距、解决数字鸿沟、贫困人口等各方面问题。中国希望APEC能采取更加全面包容方式，使差异明显的不同成员的利益诉求得到更好的平衡。因此在APEC起步之初，中国对其合作理念和框架的打造起到了非常重要推动作用。

美国参与APEC合作的目标发生重大调整始于奥巴马政府提出的“重返亚太”战略。奥巴马开始将关注重点从推进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转移到美国的全球战略布局，重新审视APEC应该对美国发挥什么作用。在奥巴马主导启动TPP等大型自贸安排后，美国在谋求区域主导权以及应对中国不断上升的区域影响力方面逐步发力，特朗普政府时期又推出了“印太战略”，可以说美国的地缘政治战略对APEC合作向心力的影响越来越大。

随着拜登政府启动“印太经济框架”（IPEF），美国开始把自身价值观和地缘政治博弈的冷战思维强加于区域合作的框架之上。这表明，美国在亚太地区事务上将完全以地缘战略作为出发点，以自身利益为重，而不是从亚太地区或者大局出发。

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依然从大局出发，从所有APEC成员利益出发，始终从理念方面来引领亚太命运共同体，多次提倡把和平稳定的发展、开放包容、合作共赢作为区域合作的根本路径。

此外，在合作领域方面，中国近几年除了在贸易投资等传统议题外，还在数字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等议题上发挥积极作用。这与APEC大多数成员，尤其是发展中成员的利益诉求高度契合。中国目前在APEC框架下的区域合作中扮演着一个更加积极的引领者、贡献者角色，这是中美之间一个比较大的差异。

观察者网：17日，习近平在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的书面演讲中说，“亚太地区不是谁的后花园，不应该成为大国角斗场。”您怎么理解这句话？本世纪，亚太地区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将发挥什么作用？APEC组织又将扮演什么角色？

刘晨阳：当我们说到“后花园”这个词的时候，是有所特指的。从国际关系、国际政治视角来看，一些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国，往往出于历史或者现实原因，把某些区域视作自己的势力范围，始终以地缘战略布局作为参与区域合作的出发点。例如，美国在某种程度上将拉美和加勒比等地区视作自己的后花园。

事实上，美国看待亚太地区也是同样的思维。美国把二战胜利归结于自己的贡献，并认为战后整个亚太地区经济复苏和长期稳定繁荣都是因为美国常驻亚太的作用。奥巴马政府所谓“重返亚太”，就是这种思维的产物。

客观来看，亚太地区地域广阔、成员众多且具有显著差异性。从过去几十年合作实践来看，恰恰是因为该地区没有受到霸权主义或是某些成员绝对控制和主导，各成员通过寻找共识和利益结合点来加强政策沟通和经济上相互依赖，才创造出“亚太奇迹”，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引擎。

因此，基于亚太合作实践、现实和独特历史，个别国家不应该从地缘政治和霸权主义视角出发，把亚太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

APEC之所以能在30多年发展中保持稳定，不断循序渐进地完善拓展合作领域，不断注入新的活力，恰恰是因为遵循了“APEC方式”，成员无论大小或者强弱，都可以在自主自愿和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参与合作，这是APEC得以持续健康发展的基础。

APEC在制订《2040年亚太经合组织布特拉加亚愿景》的同时也特别强调，将继续坚持来之不易的“APEC方式”，继续坚持亚太大家庭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这是APEC推进未来亚太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核心理念。

亚太地区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占世界经济总量逾六成、贸易总量近一半，是全球经济最具活力的增长带。没有一个稳定繁荣的亚太，就不可能出现一个稳定繁荣的世界。因此，以APEC为代表的亚太区域合作机制，在未来深化亚太区域一体化合作，以及保持亚太地区经济长期健康发展方面，不仅对亚太地区至关重要，对世界也不可或缺。

11月19日，泰国总理巴育举行APEC第二十九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闭幕新闻发布会 图源：视觉中国

观察者网：在大国竞争的背景下，亚太地区在经济层面的贸易协定越来越多。习近平主席在APEC第二十九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的讲话上表示，中方愿同有关各方全面高质量实施《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将继续推进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促进区域融合发展。APEC和这些自贸协定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这些协定对于推进“布城愿景”的实现有什么作用？

刘晨阳：二战以来，世界经济发展有两大趋势，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前两轮的区域经济一体化以欧洲地区和北美地区为代表，主要机制包括欧共体、欧盟、北美自贸区等等。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掀起了新一轮区域经济一体化，亚太地区成为自贸协定数量最多、衍生最快的地区。

我认为，这和亚太地区经贸的快速发展、成员之间全球价值链的分布越来越密集、彼此之间经济依赖关系越来越紧密有关。该地区最开始是以双边自贸协定为主，这类协定的数量最多。但是最近几年一个比较大的趋势是，超大型自由贸易安排和一些新领域自由贸易安排开始出现。

我觉得，这某种程度上也是为了解决双边自贸协定数量过多，实施过程越来越复杂或者成本不断增高的问题。因此，以RCEP和CPTPP为代表，最近两年亚太地区出现了这种大型自由贸易安排，而APEC也把RCEP和CPTPP视为未来通向亚太自贸区建设的重要拼板和路径。

APEC中长期目标是在该地区建立亚太自贸区这样一个完整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机制，能够让亚太地区所有成员都能加入，从根本上彻底解决“意大利面碗效应”。

【观察者网注：“意大利面碗”现象是指，在双边自由贸易协定(FTA)和区域贸易协定(RTA)，统称特惠贸易协议下，各个协议的不同的优惠待遇和原产地规则。原产地规则就像碗里的意大利面条，一根根地绞在一起，剪不断，理还乱。这种现象贸易专家们称为“意大利面碗”现象或效应。】

现在随着一些新合作议题的主流化，尤其是数字经济的合作越来越深入，除了传统贸易和投资之外，也出现了专门针对数字经济的新协定，比如说《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

对于各类贸易协定的衍生和发展，我认为，APEC一方面力图起到积极协调和推动作用，希望这些自贸区在APEC原有“茂物目标”的合作基础之上，为促进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和深化做贡献。另一方面，也努力避免这些自贸协定彼此之间恶性竞争，成为彼此封闭的贸易集团。

下一步，这些高水平的大型自贸安排会继续发展，而APEC也会在推进贸易投资合作的同时，力争在自贸协定没有涉及的一些更广泛的领域推进亚太区域合作。我认为，APEC和这些自贸协定之间是并行不悖的关系，未来二者可以相互补充且相互促进。

当地时间11月16日，中国印尼合作建设的雅万高铁试验运行成功 图源：@中国铁路

观察者网：习近平主席说，明年，中方将考虑举办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为亚太和全球发展繁荣注入新动力。您认为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在推动亚太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了哪些作用，面临哪些机遇和挑战？

刘晨阳：我认为，“一带一路”战略和亚太地区APEC框架下的区域合作理念相融、机制相连、领域相通。

“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是“五通”，即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实际上，这“五通”和APEC框架下的贸易投资合作、经济技术合作，包括包容和可持续增长等支柱领域之间有着很高的一致性。另外，“一带一路”在亚太地区的沿线国家和APEC成员经济体也有很大重合性。

中国从一开始就希望“一带一路”建设和APEC二者相互促进，最好能让二者在很多项目和合作机制上实现更高效率结合，减少重复性建设。这样一方面可以降低合作成本，另一方面也可以放大合作成效，这也得到了亚太地区大多数成员认可。

我在参加很多国际会议时注意到，很多东盟成员国和发展中经济体都认为，中国“一带一路”是在为这个地区的互联互通合作和区域经济合作做加法，他们能够通过“一带一路”获得一些新资源。

当然，这个过程当中也有一些杂音，主要来自于一些西方经济体。他们的说法是，中国会通过“一带一路”输出影响力、加大一些不发达国家的债务陷阱、加大对这些成员的控制等等。

不过，我们通过这么多年的合作实践，一些示范性项目的作用越来越突出，比如说越南的轻轨建设、印尼的高铁开通等等。这些项目让大家认识到，中国确实在通过“一带一路”建设，以一种互惠的、大家共同参与的方式来促进地区合作。

未来，我们会继续把“一带一路”建设作为中国推进国际合作的一个重要抓手，使得各种区域合作的机制能够更好地整合、发挥合力，为促进区域合作做贡献。

11月16日在泰国首都曼谷街头拍摄的2022年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标识 图源：新华社

观察者网：在APEC峰会前不久，中共二十大闭幕，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国家发展作出了总体规划和部署，强调要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您如何解读“中国式现代化”？您觉得“中国式现代化”对当前和今后亚太地区的发展能够发挥怎样的作用？

刘晨阳：“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非常丰富，总体而言我认为有几个特点：这是一种基于巨大人口规模的现代化，追求的是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并行发展，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自然保护要相互兼顾。从全球视野来说，我们追求和平发展。

如果将其与中国参与区域多边合作的实践结合起来，我认为概括而言就是，怎样把“中国式现代化”背后所包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转化为实践。

刚刚提到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几个特点和亚太区域合作的现实条件和未来方向有很多共性。比如，亚太地区也是一个成员众多、人口众多的地区，成员之间发展差异比较大，政治体制、社会文化历史的多样性突出，如何在这样一个地区推进成员的共同发展，实现环境友好型的经济增长，推进经济增长模式转变，在这些方面，“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目标和亚太区域合作的目标有很多相通的地方。

谈到中国对亚太地区发展所发挥的作用，之前我们更多强调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市场开放对这个地区的贡献。从这次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中，我有一点很突出的感受是，中国今后要通过“中国式现代化”的打造，把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的全人类共同认可的价值观也视为中国今后积极参与国际合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并以此为基础打造更多、更为有效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

最后是和平发展之路。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强调，亚太过去几十年经济快速增长，得益于和平稳定的环境。在当前各种政治和经济挑战叠加的情况下，努力打造一种和平稳定的亚太区域合作整体格局可能是我们先要达到的一个目标和基础，然后再去寻找到大家共识度较高的路径，推进和深化地区合作。

（黄一帆、张菁娟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