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22年相对较低的基数作用下，预计2023年证券行业整体业绩同比有望实现较为可观的增长。”
1月13日，上海市政协委员、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600837.SH、06837.HK）监事会主席童建平，在上海两会期间接受澎湃新闻记者书面专访时作出上述表述。

海通证券监事会主席 童建平。 澎湃新闻记者邵冰燕 图

展望2023年，童建平表示，随着资本市场不断回暖，将对券商的自营投资、交易、经纪、投行等各项业务有不同程度的提振。
谈及重资产业务，童建平认为，证券行业盈利模式呈现出由通道驱动向资产驱动转变、轻资本业务逐渐向重资产业务倾斜的现象，一方面是顺应中国资本市场改革的趋势，另一方面也满足行业多元化发展的需求。
此外，对于投行业务一直存在的“带病申报”、“一查就撤”、执业质量存在严重缺陷等典型问题，童建平也提出了五点建议。
预计2023年证券行业整体业绩同比有望实现较为可观的增长
2022年，证券行业业绩普遍承压。截至2023年1月12日，首批公布2022年业绩快报的上市券商，均未实现业绩正增长。
而展望2023年，童建平向澎湃新闻记者表示，截至2022年末，我国大部分经济数据已经有所恢复，宏观基本面周期性向上的趋势逐渐确立。再加上疫情防控政策的持续优化以及稳增长政策的连续出台，国内经济有望走向复苏。A股基本面、海外流动性、国内微观资金面均有望边际改善。“随着资本市场不断回暖，将对券商的自营投资、交易、经纪、投行等各项业务有不同程度的提振。”
因此，基于以上宏观经济及资本市场的研判，童建平预计在2023年的流动性宽松环境下，我国证券行业的竞争将更为激烈。其中，如何在合规的情况下，持续提升实体经济、尤其是战略新兴产业的服务能级，促进财富管理与机构业务转型、把握大资管行业发展契机、深化互联网金融融合等方面将是行业发展的重点。
但同时，童建平预计，在2022年相对较低的基数作用下，2023年证券行业整体业绩同比有望实现较为可观的增长。
行业盈利模式将向资本型中介模式转型
近年来，证券行业盈利模式呈现出由通道驱动向资产驱动转变的特征，券商业务逐渐向重资产业务倾斜。
从券商业务演变角度，童建平指出，以前包括经纪业务和投资银行业务在内的通道业务收入占比非常高，在2012年以前超过70%。再加上2012年券商创新大会鼓励券商创新转型以后，重资本型业务规模较2012年前大幅提升。与此同时，在2015年随着我国一人多户放开，券商佣金战不断打破行业佣金率下限，通道业务整体利润率显著下滑。2019到2021这三年，头部券商更是凭借面向机构的衍生产品业务的发展，在结构性牛市的背景下实现总资产快速增长。“在上述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证券行业盈利模式呈现出由通道驱动向资产驱动转变、轻资本业务逐渐向重资产业务倾斜的现象。”
在童建平看来，券商业务模式的转变一方面是顺应中国资本市场改革的趋势，另一方面也是满足行业多元化发展的需求。从国际投行的发展轨迹也可以看出，做大资本中介业务，形成轻重资本业务间的良性互动是国际投行发展的必由之路。
“当前的重资本业务发展趋势和过往以两融、股票质押等融资类资本中介型业务以及自营投资业务为主的情形还有所不同，更多聚焦于销售交易类资本中介型业务，通过提供专业的衍生产品与交易服务，可以较好的满足企业和金融机构的定制化的投融资及市场风险管理需求。”童建平指出。
未来，童建平认为，随着牌照的日益放开以及互联网证券等业态的兴起，当前通道业务盈利模式的主要驱动因素将逐渐弱化，行业盈利模式将向基于资本优势、客户基础以及专业服务能力的资本型中介模式转型，利用公司资金，撬动客户多元化的金融需求。
保荐机构应提高执业质量
不仅是海通证券监事会主席，童建平还是中共上海市第十届和第十一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从监管角度出发，童建平也对注册制下保荐机构如何发挥“看门人”功能提出了建议。
童建平指出，注册制改革目前已取得阶段性成果，反映出中介机构执业水平整体有所进步。但同时也出现了“带病申报”、“一督就撤”等问题。
从海通以及同行业的撤否情况来看，童建平指出，撤否项目主要原因表现在不符合板块定位以及业绩问题、信息披露不充分等方面，究其根源则在于中介机构的执业质量与注册制下的监管要求仍有差距。
对此，童建平提出了五点建议：一是做实“三道防线”、强化内部控制机制。二是提高投行从业人员对各板块定位的理解。三是提高行业理解力、专业性。四是加强培训、提高信息化建设水平。五是加强沟通交流。
加强沟通交流方面，童建平建议充分利用好监管机构申报前、审核过程中的咨询沟通机制，在全面、深入尽调的基础上，对规则的重大理解问题、新兴行业企业的特殊无先例问题等，与监管机构充分、有效沟通，从而促进申报前板块的合理选择。
此次上海两会，童建平提交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国有资产监管》的提案。童建平在提案中指出，国有资产管理初步走上了正规化的轨道，但也存在国有资产产权监管存在缺位现象、国有资产流失问题较为严重、对国有企业的监督和约束存在弱化等问题。
童建平表示，“从管企业向管资本转变，核心要义就是出资人要对所出资的资本进行负责，主要应该是关注国有资本的布局、国有资本的运营、国有资本的收益，至于具体的经营事务由企业依法自行履职。出资人作为监管部门，重点是使国有资本保值增值，防止国有资产的流失。”
对此，童建平希望，一是要坚持加大授权放权力度，围绕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的方案要求，让企业有切实的获得感。二是要对履职权力、履职方式进一步优化，对2019年国资委出台的授权放权清单要做进一步完善和修正。三是要不断优化监管方式，除了常态化的监管以外，也要注重通过建立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国资国企数字化监管系统，对国企实现包括各级子公司层面在内的集团全方位监管，通过信息化提升监管方式的智能化，打好“组合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