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是民族文化的载体，是民族文化传承的工具，也是民族文化发展到成熟阶段的标志。李元昊命野利仁荣创制记录党项羌族语言的西夏字，据说野利仁荣是一个饱读诗书的怪人，接到圣令后，他几年一直居住在一座高楼上。

野利仁荣在创制西夏字时采用了与汉字相仿的方块字形式，并吸收了当时吐蕃、回鹘拼音文字的合理成份，制成“字形体方整，类八分，而画颇重复”的新字。当时，新创制的字被称为“蕃书”“蕃字”，元代人称其为“河西字”，后人称之为“西夏字”。后人以这样几句诗来概括和赞美西夏字：

西夏古国创文字，六种合成倍可佳。

对称互换会音意，反切长音妙如花。

西夏文《孝经》出土于黑水城，蝴蝶装，全书基本保存完好，文中多处用朱砂笔校改过。《孝经》全文草书，字划简约流畅，结构均匀自然，是传世的西夏草书代表作。

西夏文字共有6000多个，无论在创字原则、文字结构上，还是在具体的文字笔画、字体形态、书写规则方面，都未摆脱汉字的影响。西夏文字由点、横、竖、撇、捺等基本笔画组成，大都在10画以上，常用字中6画以下的仅占总字数的百分之一左右。

整个字的笔画显得比较匀称，就字体的局部而言，则撇笔、捺笔使用过多，因而西夏文字的四角往往比较饱满。西夏文字的这些特点，使其比汉字更像方块字，充分显示了方块字的古典美的艺术魅力。

西夏字有楷书、行书、草书、篆书之分，楷书多用于刻印雕版，行书、草书为日常手书体，篆书多见于印章和碑额。其他书体的使用都远不及楷书体频繁，今天我们能够见到的西夏文字大多数都是比较工整的楷书体。

西夏文字在文字构成上多为会意字。西夏字的构形虽然比较复杂，但却有一定的规律，只要我们掌握了它的组字规律，就可以成批地认识西夏字，比汉字的识字效率还要高。党项羌族人把文字看作生身父母，对之给予了极高的重视和评价。

任何文字由创制到使用，都要经历一定的历史过程，文字的创制也不能归功于某一个人。客观地说，文字的创制者起到了一个组织者的积极作用，因而受到人民的崇敬和爱戴，野利荣仁就是这样的人。直到今天，在内蒙古阴山西段山巅岩石上还敲凿有“文字父母”的西夏题铭。

由于元昊的积极推行，西夏文字在西夏境内迅速推广开来。上自官方文书，下至民间日常生活的记事，都用西夏文字书写。

西夏文书写、刻印的文献十分丰富，现存的西夏文献也十分可观。其中，西夏学者就用西夏文撰写了大量的著作，遗憾的是大部分已经散失，只有少许被保留下来。如《音同》亦作《韵统》，是用西夏文编写的一部《同音字典》，是现存最早的字书，也是研究西夏语音体系，构拟西夏文字音的珍贵资料。

《番汉合时掌中珠》是党项人、汉人互相学习对方语言必备的工具书。此外，《文海》《要集》《五音切韵》等书都是一些关于西夏语言文字的重要资料。西夏党项羌族，在不到二百年的时间内创制西夏文，编撰出如此众多门类纷繁的字典辞书，是令人惊叹的，这也说明了党项羌族的文明程度和文化修养是相当高的。

西夏文字自创制到停止使用，经历近5个世纪。西夏灭亡后，西夏文字继续在我国西北地区使用，并且在元代，西夏文字有着很高的地位，是六种被认可的文字之一。元顺帝至正五年（1345年）所修建的居庸关云台门洞内，刻有6种文字，其中之一就是西夏文字。

根据我国河北保定出土的弘治十五年（1502年）雕刻的西夏文石幢来看，西夏文字在个别地方一直延用到明孝宗弘治年间。

但就是这样一种得到了广泛和长久应用的民族文字随着岁月的变迁，却成了无人能识的“死文字”。西夏文字的重新发现始于清朝，由清朝著名的西北史地学者张澍偶然发现。张澍，字伯瀹，号介候，武威人，他是一个“博览经史，皆有纂着，游迹半天下”的人，曾先后在贵州玉屏、四川屏山、江西永兴、湖南泸溪等地作过知县，对关陇文献有着浓厚的兴趣，著有《五凉旧闻》《姓氏五书》等。

张澍于嘉庆九年（1804年）回家乡甘肃武威养病。有一天张澍与好友相约同去清应寺游玩，寺内有一块碑亭，前后都用砖砌封了。当地传说这块碑不能开封，若有人开启封砖，则会有风雹之灾。但是张澍求知心切，他请当地的主持拆封，并许诺如果出现不测的后果，自己愿意承担一切责任。

在这样的情形下，这块尘封已久的碑亭才被拆开面世。高碑的一面上撰刻的文字体形方整，乍一看，好像全都认识，但细看却没一个字可识，这就是所谓的西夏字与汉字“论末则殊，考本则同”吧，也说明了西夏文字是汉字的孪生兄弟。另一面上刻有汉文字，张澍通过汉文的记载才知道此碑是西夏年间的《重修凉州护国寺感应塔碑》。

碑上那看似熟悉却又不识的文字应该就是失传已久的西夏文，张澍的发现不仅使这一重要的文物得以面世，更重要的是也使那久已死亡的西夏文重新为世人所知，可以说张澍是第一个识别出西夏文字的学者。

此后，在西夏文字的成功解读和研究方面，法国的毛利瑟，前苏联的伊凤阁、聂斯克、克恰诺夫等，国内的王静如先生、李范文先生、聂鸿音先生等，台湾的龚煌城先生等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