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70年，宋孝宗在临安延和殿召见了时任建康府通判的辛弃疾。为了这次召见，辛弃疾挑灯夜战，作了充分的准备。召见时，他向宋孝宗上了《九议》《应问》《美芹十论》等一系列治国强军的良策。特别是《美芹十论》，简直是一部句句精辟的军事专著，从审势、察情、观衅、自治、守淮、屯田、致勇、防微、久任、详战等10个方面，阐述了南宋对金是否可战以及如何战胜的军事方略。其中许多观点，都是南宋历代名臣名将从未提到过甚至还未曾想到过的，其识见的精当、准确、全面、深远，可以说当时无人能出其右。

　　辛弃疾虽然提出了如此切合实际的战略，然而，宋金刚刚议和，时机不允许;宋孝宗刚刚因北伐毁掉了仅有的一点兵力优势，他心存犹豫和畏惧;加上宋高宗虽然退位了，但他还想保持安逸的现状，不想拿他太上皇的帽子去作赌注。所以，辛弃疾一腔热血，浑身胆识，换来的只是一声叹息。

　　之后十数年，辛弃疾先后出任过滁州知州、隆兴知府兼江西安抚使、湖北转运副使、潭州知州兼湖南安抚使等职。在这些任上，辛弃疾作为地方官，薄征赋、招流民、教民兵、屯田地、平盗贼，所治之处，政绩不凡。

　　1180年，在湖南安抚使任上，辛弃疾以“湖南多盗”为由，开始白手起家创建军队。不久，一支2500人的“湖南飞虎军”组建成功。此军经过他的精心训练后，军纪严明，军备精良，军力强大，成为南宋地方武装中最著名的一支劲旅，《宋史》称其“雄镇一方，为江上诸军之冠”。然而，辛弃疾直率果断的性格和对于北伐百折不挠的精神，在对外胆怯、对内倾轧的政治氛围中，却成了别人眼中的“出头鸟”，关于他“用钱如泥沙，杀人如草芥”的议论甚嚣尘上，一些不满他的人开始在宋孝宗面前弹劾他，他旋即遭到罢官。

　　从1181年冬天遭到弹劾罢官到去世的20多年里，辛弃疾除了偶有三两年被起用到福建、浙东等地任安抚使外，其他时间基本都在江西上饶带湖边自己兴建的新家——“稼轩”，过着“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的诗意栖居的生活。

　　诗意栖居，对于常人应该是一种美好，但对于辛弃疾，却是另外一番心境。辛弃疾并非天生的诗人，他天生是一个将士，对于一个手握宝剑时时准备跃马扬鞭上沙场的将士，有马不能驰骋疆场、有策不能行军布阵、有剑不能奋起杀敌、有志不能报效国家，这才是人生最苦闷和最痛苦的事情。

　　此后20年，朝朝暮暮，辛弃疾时刻都没有忘记北伐，“绕床饥鼠，蝙蝠翻灯舞。屋上松风吹急雨，破纸窗间自语。平生塞北江南，归来华发苍颜。布被秋宵梦觉，眼前万里江山。”这首《清平乐·独宿博山王氏庵》，就是他赋闲期间苦闷心情的写照。如果说《鹧鸪天》中所谓“味无味处求吾乐，材不材间过此生”，还只是他的自嘲或牢骚的话，那么那首《贺新郎》中的“我最怜君中宵舞，道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则简直是他浓缩了悲痛和愤懑如雷霆霹雳的呐喊!

　　在闲得无聊的漫长岁月里，辛弃疾最后真的迎来了一次北伐的机会。宋宁宗嘉泰三年(1203)，宰相韩侂胄开始起用主战派人士，辛弃疾也被任命为绍兴知府兼浙东安抚使，后又被任命为镇江知府，戍守江防要塞京口。

　　1205年，韩侂胄发动了“开禧北伐”。对这次北伐，辛弃疾虽然精神上为之一振，但此时他已经66岁，年迈体衰，疾病缠身，已经不可能杀敌于疆场了。而更让他忧虑的是，韩侂胄这次北伐主观上是为自己身上贴金，军事准备又不够充分，胜算太少。辛弃疾还因此创作了《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一词，其中“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表达的便是对北伐的担心。后来“开禧北伐”最后果然以失败告终。

　　1207年，辛弃疾因病去世，临死口中还在大喊:“杀贼!杀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