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朝，科举制度无疑是一种先进的人才选拔制度，它打破了门第限制，给底层士子以上升的渠道,可是有一个问题：大批士子通过科举制度被源源不断地选拔上来，人数越来越多，政府如何为他们提供就业机会?如果全让他们当官，那官位在哪里?如果不让他们当官，那么他们的就业领域何在？

唐太宗想出的办法是创办国学，大力发展教育和文化事业。这样一方面可解决士子的就业问题，另一方面也可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文化教育水平，甚至还可德化四方，对外国进行文化输出。这一措施收效不错，“国际反响”也很好。

只可惜后人并没有沿着这个思路走下去。到了唐高宗时，文化教育事业就不受重视了。武则天称帝之后，为了培植自己的势力，不惜弄权，用官位来笼络读书人，学术尊严和学术气氛由此变坏，独立于官场之外的文化教育事业被中断了。

文化教育事业被中断了，但科举考试仍在进行，士子仍在源源不断地涌现，他们的就业渠道只剩下了一条：进入官场。官场接纳就业的能力本来就不强，现在变得更弱。恰在此时，武则天要培植自己的势力以打击长孙无忌、褚遂良等老臣，于是她另设机构，安插亲信。新机构产生，旧机构不取消，这样便开了机构重叠的口子。机构重叠势必冗员增多，冗员增多势必效率低下。

更关键的是，重叠的机构和过多的冗员不仅会消耗大量的国家资财，而且极容易引发官员之间的派系争斗。他们结党营私，党同伐异，政治理想和道德操守在攀附和挤兑之中日渐消磨，而腐败奢靡之气却日盛一日。长此以往，官场风气焉能不坏?

最可怕的是，就在官僚机构日益臃肿、官员日益增多、官场风气日趋腐败的情况下，唐朝官员的薪水却芝麻开花节节高，直到百姓不堪重负，揭竿而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