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晋书•王彪之传》载：“永和末（公元356年）多疾疫，旧制朝臣家有时疾染易3人以上者，身虽无疾，百日不得入宫”。看看，古代在没有显微镜、没有培养皿的情况下已经知道了致病菌或病毒有可能存在潜伏期，惜命皇帝更是让存在传染可能的大臣离自己远远的。

　　这个记载清晰地显示了当时在疫病流行期间，古人不仅注意与有病之人的隔离，而且还注意已与病人有接触而尚未发病者的隔离，理念之超前、认知之准确令人惊叹。往后数，在12世纪朱翌的《猗觉察杂记》中记载道：“江南病疫之家，往往至亲皆绝迹，不敢问候，恐相染也”。

　　明代肖大享《夷俗记》载，在内蒙一带的少数民族有“凡患痘疮，无论父母，兄弟、妻子，俱一切避匿不相见”的习惯。

　　除了避免接触，中国古代政府为了防止疫病的流行，也采取一定的隔离措施，把疫病患者集中起来隔离治疗。据《汉书•平帝记》中载：

　　“元始二年（公元二年），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简单地说，这就是2000年前的临时传染病医院，是2000年前年的小汤山、火神山。

　　除了指定医院，还有指定官员。在清代俞正燮的《癸巳存稿》中记载：为了防止天花的传播危及皇室，清初设有“查痘章京”一职，查得天花病人即令其迁出四、五十里以外。

　　这种方式虽然简单粗暴、老实讲在病患外迁的过程中还存在散播疾病的风险，但对于当时的封建帝王来讲，他们已经懂得要“抗疫”首先在于隔离和病患接触的可能性。

　　《癸巳存稿》还记载了“其出洋贸易回国家，官阅其人有痘发，则俟平复而后使之人”。同时，据清嘉庆年间谢清高的《海录》载，当时的官员甚至会对外来的海船实行海关检疫，以防止痘疮等病传入国内。

　　在古代文献中，还有关于与病人接触时应注意一些问题的记载。如熊立品在《瘟疫传症全书》中说：“当合境延门，时气大发，瘟疫盛行，递相传染之际，毋近病人床榻，染具秽污；毋凭死者尸棺，触其臭恶。毋食病家时莱，毋拾死人衣物”。

　　这些白纸黑字记录在案的隔离措施，我们至今仍在沿用。所以归根结底，从古至今、从西医到中医，预防瘟疫首先在于“隔离”、在于“不与病患接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