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己诏”是古代的帝王在朝廷出现问题、国家遭受天灾、政权处于安危时，自省或检讨自己过失、过错发生的一种口谕或文书。它通常是在三种情况下出现：一是君臣错位，二是天灾造成灾难，三是政权危难之时。

1、汉武帝

汉武帝即位后穷兵黩武，又好神仙方士，大造宫室，挥霍无度，致使民力枯竭，寇盗并起，天下大乱。武帝晚年渐有所悔，征和年间，他驳回了大臣桑弘羊等人屯田轮台（今新疆轮台县）的奏请，决定“弃轮台之地，而下哀痛之诏”。

他“深陈既往之悔”，不忍心再“扰劳天下”，决心“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由是不复出军。而封丞相车千秋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养民也”。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轮台罪己诏》。汉武帝晚年面对大厦将倾的危难局面，幡然醒悟，痛改前非，全面调整了国家的内外政策，不但使政权转危为安，而且也为“昭、宣中兴”打下了基础。

2、唐太宗

唐太宗贞观二年（公元628年），旱、蝗并至，诏曰：“若使年谷丰稔，天下乂安，移灾朕身，以存万国，是所愿也，甘心无吝。”唐太宗李世民为了百姓有饭吃，宁愿上天把一切灾难都降在他一人身上。

3、宋徽宗

公元1125年11月，金兵进逼东京的紧要关头。惊慌失措的徽宗听从大臣的建议:“宜先下罪己诏，更革各种弊政，使人心悦，天意回”。诏书也罗列了自己的罪过:“言路蔽塞，谄谀日闻，佞幸专权，贪官得志。赋税竭生民之财，戍役困军伍之力。多作无益，侈靡成风。”“追思己过，悔之何及！”随后，又传皇位给太子恒（钦宗），自己当起了太上皇。于是，濒临灭亡的北宋又出现了一线转机。但好景不长，一年后，徽、钦二宗被金兵掳去，成为阶下囚。

据史书记载：宋徽宗下发了“罪己诏”后，把皇位交给了他的儿子赵桓，开封存亡之时，他自己却带着一帮亲信人马去了江南，在镇江建造庭园，不但准备长期留居，而且扣留东南地区的物资和军队，不予北援，他要掌握东南地区的军政大权，继续他的皇帝生涯。

4、崇祯

史书上说，明朝皇帝朱由检，在位十七年，“罪己诏”没有少下。《明史》中记有五次之多：“冬十月庚辰，下诏罪己，辟居武英殿，减膳撤乐，示与将士同甘苦。”“甲寅，诏天下停刑三年。”第三次，“闰月癸卯，下诏罪己，求直言。”“六月癸亥，诏免直省残破州县三饷及一切常赋二年。”“壬申，下诏罪己。”如明朝崇祯十年（1637）闰四月大旱，久祈不雨，就下了一道“罪己诏”，这道“诏”的内容不在自责，而在自曝官场腐恶内幕。

崇祯皇帝自缢前下诏“罪己”：“朕自登基十七年，逆贼直逼京师，虽朕谅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去朕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勿死伤百姓一人。”崇祯皇帝平均三年多点就下一道“罪己诏”。

5、顺治

这位少年天子亲政后，自然灾害很多，“水旱累见，地震屡闻”，“冬雷春雪，陨石雨土”。他把这一切自然现象都归罪于自己的“不德”，上干天咎，所以，不断自我反省，屡屡下诏罪己。临终之际，又留下了一道罪己遗诏，淋漓尽致地为自己列举了十四条罪状，条条都是原则问题。归纳起来，可分作七大方面:一是政治上“自亲政以来，纪纲法度用人行政不能仰法太祖、太宗谟烈，因循悠忽，苟且目前。”二是对皇太后“子道不终，诚悃未遂。”未尽孝道，反使圣母哀痛。三是对诸王贝勒“晋接既?，恩惠緮鲜，友爱之道未周。

”四是“朕夙性好高不能虚己”，用人“未能随材器使，以致每叹乏人”，“见贤而不能举，见不肖而不能退”。五是设立十三衙门，委用任使宦官，“与明无异”。六是“国用浩繁，兵饷不足，而金花钱粮尽给宫中之费，未尝节省”。七是“朕性耽闲静，常图安逸”，“朕每自恃聪明，不能听言纳谏”，“既知有过，每日?责生悔，乃徒尚虚文，未能省改”。顺治帝为自己罗列的14大罪状，应该说是够全面、够深刻的了，在盖棺论定的“自我鉴定”中，能进行如此彻底的自我批判，实属亘古第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