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底，当30万中国平民和战俘在沦陷后的南京城内惨遭屠戮时，世界看到的却是一个“祥和”“平静”的南京。日军对南京进行了严密的封锁，广播、电话、信件往来全都被切断，南京变成了一座黑暗的信息孤岛。

12月16日，南京的最后一位西方新闻记者、美联社的叶兹·麦丹尼尔在日方的强制要求下离开。12月23日，马吉在信中写道：“日本人不允许任何外国人进入南京，因此我们现在与世隔绝。”12月31日，乔治·费奇在日记中写道：“至少还要过一个月，我们才能获准离开本市去访问上海，实际上我们是这里的囚徒！”

封锁消息，禁止西方人出入南京，日军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隐瞒暴行，在虚假宣传中粉饰太平。

从1937年12月13日到12月31日，《东京朝日新闻》对南京的7次报道，都是对日军攻占南京的美化宣传。其中12月25日《南京在微笑》的专题报道中，有一张图片特写，照片说明是“沐浴和平之光，中国教堂的赞美歌”，内容是一块洒满阳光的草地上，50名孩子在约翰·马吉牧师的带领下，伴着风琴唱赞美歌。

马吉在12月20日的信件中，记载了这幅画面背后真正的事实。12月19日，马吉正在潘亭住所的花园里和孩子们一起参加礼拜，来了两名会讲英语的日本记者。

马吉认为这是一个让世界得知真相的机会，就同意他们拍照，并花费了一个上午的时间，告诉两名记者发生在南京的可怕事实，包括教会的14个人被抓走，街对面的和尚请求马吉收留尼姑，日军屠杀无辜平民等。马吉没有见到那份报纸，他可能永远不知道，他的讲述最后被呈现为完全颠倒黑白的报道。

除了报纸，日本还拍摄了美化侵略的影片。1937年12月14日，日本东宝映画株式会社文化电影部的摄影师白井茂一行抵达南京，开始拍摄纪录片《南京》。《南京》中充斥着中国人挥手欢迎、日本人给中国孩子发糖之类的画面。

可是，拍摄者白井茂在后来的回忆录里却写下了更多的史实：“在通往扬子江边的中山路上，中国人沿着左侧高高的栅栏站成了长长的一排队伍……原来这些都是马上要被枪毙的人……我们看到包括枪杀在内的很多场面……我不可能将所看到的都拍摄下来，即使拍摄下来的也要进行剪辑。”他还提到入城仪式上挥手欢迎的中国人，“他们没有办法，只是随便挥挥手”。

金陵大学医院美籍行政主管麦卡伦的日记也记录了日本人拍电影的过程：日本人向中国难民分发饼干、苹果，完全是在“制造”电影，就在他们为这种“善行”拍电影的同一时间，“一伙日本兵爬越大院后墙，强奸了约12个妇女，这却没有拍电影带回去。”

所幸，马吉的影片记录了他们试图掩盖的历史真相。但是，真相如果只停留在南京的西方人士手中，是没有用的。日军的信息封锁让马吉意识到，只有尽快将真相大白于天下，日军的暴行或许才有可能在世界的谴责声中停下。他必须想办法，找一个可靠的人将影片带出南京。这个危险的任务，最终落在了乔治·费奇身上。

乔治·费奇是安全区委员会的总干事，1883年出生于中国苏州的他，为自己取了中文名“费吴生”。他在美国接受教育后，子承父业，以牧师身份返回中国工作。南京大屠杀期间，作为总干事的他有一项工作是负责安全区食品与药品的筹集，因此，他与上海方面的联络相对较多。

1938年1月，经过与日军的长期谈判，乔治·费奇终于获准离开南京。尽管往返过程中屡次受到日军刁难，他还是成功地从上海购买了一船大豆、大米、面粉和其他食品返回南京。

因为这次经历，马吉的影片最后交给了乔治·费奇。那时，南京的电报系统逐渐恢复了，乔治·费奇提前与上海的朋友商量好，请对方发来一封电报：“23日前来上海。”凭借这封电报，几经努力，他又一次获准离开。

为了躲避日军的检查，临行前，他悄悄把马吉的电影胶片缝在了驼毛大衣的衬里内。1月19日，穿着驼毛大衣的乔治·费奇登上了开往上海的日本军列。

一到上海，乔治·费奇立即赶到柯达公司。当时正在上海的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记者田伯烈和乔治·费奇一起对影片进行了剪辑，并依据马吉额外补充的解说词文本，为影片的各个部分配上了英文标题。影片剪辑后由柯达公司制作了４份拷贝，一部送给了英国女传教士穆里尔·莱斯特小姐，一部给了德国驻华使馆的外交官罗森先生，一部辗转送到了美国国会，最后一份则由费奇后来带回了美国。

由于费奇离开南京的时间是1938年1月，而马吉的拍摄持续到了1938年4月，这4份拷贝并不是马吉拍摄的完整影片。但是，无论如何，马吉胶片上的南京真相，终于开始在世界各地艰难地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