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淑琴，女，南京大屠杀的亲历者和幸存者。1937年12月13日，夏全家祖孙9口人中7人惨遭日军杀害，时年8岁的夏淑琴在身中3刀后，因昏死过去幸免于难。

2004年11月23日上午，夏淑琴诉日本右翼作者松村俊夫、东中野修道、日本展转社株式会社侵害名誉权。

2009年2月5日，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诉日本右翼侵害名誉权案在日本终审胜诉。

她于2012年12月6日启程，到日本大阪、京都、福冈、冈山、神户、金泽、名古屋、东京参加“证言集会”，向当地民众讲述当年历史。

2014年12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搀扶着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代表、85岁的夏淑琴一同走上公祭台，为国家公祭鼎揭幕。

人物经历

夏淑琴，1929年5月出生在南京。日军进攻南京前，家里共有9口人。外祖父聂佐成(70多岁)、外祖母聂周氏(70多岁)、父亲夏庭恩(40多岁)、母亲夏聂氏(30多岁)、大姐夏淑芳(16岁)、二姐夏淑兰(14岁)、夏淑琴(8岁)、大妹妹夏淑芸(4岁)、小妹妹夏淑芬(1岁)，一家人住在城南新路口5号一哈姓(伊斯兰教徒)的房屋里。

1937年12月13日上午，一队日本兵约有30人来到夏淑琴家门前敲门，刚刚打开门的哈姓房主就遭到枪杀。夏淑琴父亲看到这个情况，就跪在日本兵面前，恳求他们不要杀害其他人，也被日本兵用枪打死。

夏淑琴母亲吓得抱着1岁的小妹妹躲到一张桌子下面，被日本兵从桌子下面拖出来，日本兵从母亲手中夺过小妹妹，把她摔死在地上，接着他们扒光了母亲的衣服，几个日本兵对母亲进行了轮奸，然后用刺刀把她杀死，并在她下身里塞进一只瓶子。后来，几个日本兵闯进隔壁房间，那里还有外祖父、外祖母及两个姐姐。日本兵要强奸两个姐姐，外祖父和外祖母拼命护着我们，均惨遭枪杀。

日本兵撕下两个姐姐身上的衣服，她们分别遭到几个日本兵的轮奸。大姐、二姐被轮奸后又被日本兵用刺刀刺死。日本兵还将我外婆的竹手杖插进了大姐的下身里。当时夏淑琴躲在床上的被子里，由于恐惧，吓得大哭，被日本兵用刺刀在背后刺了三刀，昏了过去，不省人事。

也不知过了多久，夏淑琴被4岁妹妹的哭声惊醒，看到周围全是亲人的尸体，姐妹俩哭喊着要妈妈。到处找吃的东西，幸好家里有些炒米、锅巴，渴了就在水缸里舀冷水喝。就这样，姐妹二人与亲人的尸体一同生活了14天。

后来，姐妹俩先后被“老人堂”(慈善机构)和舅舅收养，舅舅一家生活也很贫穷，从12岁开始，夏淑琴不得不自谋生计，卖过菜，做过佣人。就这样，在新路口5号，除了夏淑琴和妹妹夏淑芸，夏淑琴家9口人在很短的时间内被日本兵杀死了7口人。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以后，夏淑琴的生活才开始改善。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美国牧师约翰·马吉冒险拍摄的纪录影片《南京暴行纪实》，真实记录了南京城南门东新路口5号两家平民11口人惨遭杀害的情景，其中幸存的那个小女孩就是当时年仅8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

夏家的悲惨经历被当时南京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主席约翰·马吉用摄影机记录下来，并载入有关文献，著名的《拉贝日记》中也有关于夏家遭遇的记载。在战后南京审判日本战犯军事法庭上，夏家的事例也被作为证据采用。

夏淑琴是拉贝在日记中提到名字一个的幸存者，她抚摸着纪念馆内拉贝的照片，“我们都感激拉贝先生，他的孙子来到南京看望我们，我特别高兴。”

她还向拉贝之孙托马斯·拉贝讲起了自己与拉贝先生的一段渊源:“那时我8岁，拉贝先生特别喜欢我，1938年他要回国了，又是雨又是雪，他把我和我舅舅找来，我那时特别狼狈，他用大衣紧紧地裹着我，我那时头上身上都有虱子，可他竟不嫌脏，还抱着我……他说想把我带回国去，可因为当时我家人都被杀了，妹妹已被送孤儿院，舅舅觉得要留一个小孩，舍不得我就没同意”。

对于拉贝日记帮助夏淑琴告倒了日本右翼，托马斯·拉贝非常欣慰:“这是应该的，就像当年德国人也赔偿了犹太人”。身为医生的托马斯·拉贝还特别谈到了80岁的夏淑琴老人的健康状况，“我特别高兴跟你见面，尤其看到经历过苦难的你现在这么健康，你太了不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