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哲元第29军丢掉平津后被扩编为第一集团军，目标是反攻，而蒋介石给该集团军下拨的三个军番号更加耐人寻味：冯治安第77军、刘汝明第68军和张自忠的第59军，全部是相加“14”的数字，老蒋的用意非常明显，永远提醒第29军的军头们勿忘“七七”之羞，丢掉苟和幻想，坚决对日作战。因此，对于爱国将领张自忠的评价，在那个特殊的历史年代，以尊重史实为宜，客观地说，是“知耻而后勇”的典范。

张自忠之前就任29军第38师师长兼天津市长，所部第112、113和114三个旅驻防天津市区及周边，原本他也是第29军军长的候选人之一，因为在1931年整编为军时他的部队人马最多，超过5000人。1937年春，日本军部邀请张自忠、何基沣等将领东渡游览观光，让他们登上了巨大的战列舰和走进大型工厂，试图在精神上恫吓西北军的“土包子们”。后来在淮海战场起义的何基沣将军回忆到，回来的路上大家反而增加了备战的紧迫感，深知“战事就会一触即发了”。

实际情况是，1937年初日军参谋本部已经制定了《昭和12年度对华作战计划》，在华北方面使用二个军5个师团（视情况发展可以再增加3个），用以占领平津和华北五省；而在中国这边，南京军事委员会也在年初秘密出台了《民国二十六年度作战计划（甲案）》，在敌情判断中准确地预见了一旦战争爆发后日军的进攻方向，并分析了中日战争序幕可能出现的七种情形和应对预案。换句话说，无论丰台那个拉稀的日本小兵是否“失踪”，无论第29军事后妥协还是强硬，“卢沟桥事变”都会爆发，也就是在必然中到底是哪一刻为偶然的时间点而已，是中华民族的劫数。

“七七事变”爆发后，冯治安的第37师在北平已经跟日本人干起来了，并且在后面召开的军部会议上强烈主战，而后来把我们心灵全部震撼到的张荩忱将军却是坚决主张对日交涉和平解决的一方，并且在电话里训斥求战的何基沣旅长：“打起来对那两个党都有利，而我们西北军辛辛苦苦搞起来的冀察局面就完蛋了!”,随后离开天津赴北平斡旋，致使留下来的第38师副师长李文田（保定六期）请示无着进退失据，诸多的史料表明，张自忠在当时仍然希望通过谈判解决事变，但这不影响他后来成为抗日中坚。

历史是复杂的，人性是复杂的，张自忠支持宋哲元暧昧的态度，归根到底是舍不得平津这块地盘。

日本人欺骗了他们，援兵到达的“中国驻屯军”立马给宋哲元下达了最后通牒，随后开始进攻，被包围在北平城内的第37师独立39旅投敌，第132师独立27旅被日军解除武装，1937年8月3日，羞愧难当的宋哲元宣布辞去第29军军长职务，把什么冀察政务委员长、北平市长的职务一股脑交给张自忠代理，而张自忠避入德国人开办的医院，一周后辗转逃出赶赴南京，当时的媒体口诛笔伐张自忠为“汉奸”，反而对宋哲元却是指责不多。

张自忠将军从曾经的彷徨到猛然清醒和浴火重生，即从这一刻开始。

从此第五战区出现了一只不怕累不要命的部队，在1938年台儿庄战役中，第59军南挡北杀，既增援淮河防线阻击日寇荻州第13师团，又几百里奔袭回到北线两次痛打坂垣第5师团，成就正面抗日战场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大捷；1939年的随枣会战，第59军在鄂北大败日军，同年底的冬季攻势中，张自忠指挥的第33集团军几乎全歼日寇11军第13师团103旅团，让日军恨之入骨，第11军司令官园部和一郎曾经咬牙切齿：“这个张自忠，已经成了对抗皇军的一面旗帜！”，发誓要消灭张自忠的部队，他们不知道的是，张将军被国人抨击之后的心里之苦。

1940年春，日寇为切断长江航运线发起“枣宜会战”，已经升任第五战区右翼兵团司令的张自忠，是完全可以在襄河西岸坐镇指挥毫发无伤的，然而他留给冯治安一绝笔书，率领1500人的直属队渡河索敌决战，我们今天的人恐怕很难真正理解张将军的动机，诸如“生不如死”、“以死明志”等猜测或许都是苍白的，由于电报被破译，日军以一个旅团的兵力包围了张自忠的司令部。当将军身边的官兵损失殆尽后，冲上南瓜店高地的日军中队长堂野用枪击中张自忠，一等兵藤冈用刺刀扎进将军的胸膛，围上来的日军又连开五枪，曾经的一切问题都不是问题了，张自忠将军用鲜血和生命，自证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