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18——1648年的30年战争的爆发，使欧洲所有的国家都被卷入进内。它深刻地改变了西方国家关系，促使了近代国际关系体系的形成。15世纪末，欧洲各主要国家相继进入绝对主义时代。等级君主制被绝对君主制所代替，先前分散在贵族手里的权力被集中到专制君主的手中，早期国家逐步演变为中央集权的近代民族国家。

各国内部权力结构的变动给国际政治注入了全新的内容：曾经盛极一时的封建领主的私人外交随着封建主的没落失去了往日的地位，民族国家开始作为新型的外交主体登上了权力斗争的舞台。伦敦、巴黎、华沙、马德里、维也纳、阿姆斯特丹、斯德哥尔摩取代了中世纪星罗棋布的采邑，成为欧洲的权力中心。

围绕着领土和权力，新兴的民族国家展开了纵横捭阖的外交活动和军事斗争，力图最大限度地攫取国家利益。将几乎所有的欧洲强国都裹挟进去。战争的残酷性和持久性使各国的君主普遍意识到，只有确立一个包括共同利益、规则和单一价值观的国家关系体系，才能阻止各自的利益持续受到损害。这就是著名的威斯特伐里亚和约所确定的威斯特伐里亚体系。

30年战争是欧洲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国际战争，以反哈布斯堡集团的胜利告终。根据1648年的《威斯特伐里亚条约》，欧洲领土被重新分割。法国夺得欧洲霸权；瑞典巩固了在波罗的海的地位；德意志的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内部分裂局面加剧；西班牙遭到削弱，葡萄牙脱离西班牙独立；荷兰和瑞士的独立得到确认。

三十年战争是西方国家关系体系的催生剂，在战争的瓦砾堆上，一个全新的国际秩序开始出现。根据美国国际政治学者弗雷德里克·舒曼的研究，西方国家关系体系主要包括：相互承认拥有国家主权的国家；以国际法的原则处理相互关系；根据“势力均衡”的政策谋求本国生存的国际社会是通过基督教结合起来的。

这一关系体系的内容是由中世纪末期以来欧洲的政治现实——几个势力均衡的力量长期对峙，为了共同利益要求一个包容所有国家的集体安全体制以避免永无止境的国际冲突，而相同或近似的文化背景使得它们在寻求一定程度的政治联合时可以找到共同的语言所决定的。

西方国家关系体系形成之时也正是近代资本主义在欧洲蓬勃兴起，科学技术和工商业的结合使得生产力以几何级数迅速增长的年代。不可遏止的工业增长和科技进步赋予西方国家关系体系以无限扩张的可能性。可以说，这一体系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就注定要向外扩张，形成全球性的近代国际关系体系。近代国际关系体系不是西方国家关系体系这一调整各平权主体关系的道德规范体系在世界范围的简单的复制，而是一个维护西方国家对世界统治的不折不扣的法律秩序。

在这一秩序里，西方国家集团是立法者和审判者，源于西方哲学和价值观的国际法和国际习惯是法律条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呼唤出来的巨大的生产力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强大的军事力量是保证法律实施的强制力。“众神之王”用“闪电霹雳”确立了奥林匹斯山的秩序，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则用“坚船巨炮”确立了近代国际关系体系。这一进程始于西方国家关系体系开始向外扩张之时，在19世纪后期瓜分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狂潮中最后完成。

这样，历史的际会就将主宰世界的权力第一次交给少数几个国家。这些国家是人类历史上最幼稚的国家，刚刚经过一场反对神权的人文主义运动的洗礼。在这一浪潮的冲击下，宗教的节制精神被摈弃，古代社会的禁忌传统遭到彻底的破坏，禁锢千年的人欲从“所罗门铜瓶”中释放出来，像凯旋的英雄一样受到热烈的欢呼。没有节制的欲望是仇恨的种子。随着近代国际关系体系向全世界扩张，人类历史开始进入一个充满对立、冲突和动荡的时代。

《威斯特伐里亚条约》意味着近代国际关系体系的形成，一些基本原则也确立下来了，比如主权国家的概念。威斯特伐里亚体系形成后的一个半世纪里，欧洲社会进入了战争频繁、竞争激烈的战国时代。欧洲社会之所以有如此旺盛的精力进行战争，是由于这个社会已跳出了谷底开始了上升——贸易繁荣、农业发展、技术进步等等所致；反过来这些战争又刺激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造成这一蓬勃局面的是多个要素汇成有机体且在推波助澜的作用下而成的。这一名副其实的“战国时代”历经法西战争、法荷战争、9年的奥格斯堡战争、13年的西班牙王位之战、8年的奥地利王位之战以及决定英法欧洲霸权的7年战争，最终在拿破仑战争失败后，以维也纳体系形成、均势欧洲出现而告一段落。

《威斯特伐里亚条约》的历史意义和影响

《威斯特伐里亚条约》实际是德意志内部宗教矛盾演变为一场各国君主争权夺利扩疆拓土的战争后，各国瓜分利益的条约。该条约是在新教徒占优势地位的情况下签订的，它从政治上分裂了哈布斯堡王朝，西班牙国力大损，而法国、瑞典增强了自身实力。

但实际上作为一场战争的结果，该条约虽然调和了原有的矛盾，但是又挑起了新的矛盾。瑞典、法国实力增大引起了英国、丹麦等国的仇视。威斯特伐里亚体系建立之后，欧洲的局势并没有稳定，反而通过战争不断的进行着更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