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对大国衰落原因的解释，最主要的有这么几种：

1．着重从大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责任的角度来探讨大国的衰落原因。其大意是，大国和强国的地位必然要求这个国家承担越来越多的国际义务，这就是“大国的负担”，但实际上它并没有能力承担这么多的责任，最后因为它的负担和能力越来越失去平衡，于是日益走向衰落。这主要是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里提出的看法。

他考察了16世纪以来世界上各大国的盛衰史，包括西班牙、奥地利、荷兰、法国及俄国、大英帝国、苏联等等的先后兴衰，也考察了16世纪以来东方如印度莫卧儿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中国的明帝国等的兴衰，最后指出：

如果一个国家因其已拥有的国际地位“而在地理和战略上使自己的战线拉得过长，如果它将大部分收入用于‘保卫’，而把较少的收入用于‘生产性投资’，那么它有可能会发觉自己的经济生产在下降，并使自己满足公民消费要求和维持国际地位的长远能力受到可怕的影响。”他还指出，他写作该书时的苏联、美国和英国都已发生了这种情况。

他证明，古往今来，强国都是在这个难以处理的矛盾下衰落的：要成为一个大国，就需要有一个繁荣的经济基础；然而，要进行战争或要在世界上取得或维持重要影响，就必须把国家的大部分“制造能力”用于“非生产性”的军备开支。

把应该用于生产的财力和物力用于军事，实际上是在冒险，是在悄悄地削弱国家的经济基础。特别是当与那些为了长远发展而把较大收入投入生产的国家相比时，这种风险就会显得很明显。

保罗·肯尼迪还指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学者早已知道这些道理，政治家们也不是不懂这一点，困难在于具体处理起来不容易。他们常常感到自己处于一种进退两难的境地：在危险或感到危险的时候，付出代价确保军事安全，这无论如何是必要的，至少就维持眼前的统治来说是这样，但这会加重国民的负担，从而是在不知不觉之间削弱自己的发展潜力；如果把国防开支保持在低水平，这样又会使国家利益受到外国的威胁，人民会担心国家的安全，从而对自己产生不满。结果是，政治家们往往牺牲长远利益而确保眼前的利益。

换言之，大国的衰落大多是由于力不从心。一个国家之所以成为大国，是因为它的力量比其他国家都强。但一当它真正在世界上取得重大影响，需要由它来承担“国际宪兵”的责任时，它很快会发现，自己的实力与客观的要求相差甚远。也就是说，它实际上并非真的那么强大，它的实力不足以全面管束这个世界，它只是在这个世界上相对说来最为强大而已。

但它既已取得这个地位，它又不得不承担起各项相应的“责任”，结果终由于力不从心而把本来应该用于生产的资源用于战争和外交，导致自己的衰落。（思考一下我国历史上的春秋五霸的命运，就很容易明白这个道理。它们先后称霸，但它们的力量仅仅比同期的其他大国略为强大而已，一旦成为霸主，其岌岌可危的局面很快就暴露出来了。）

2．国内既得利益集团的膨胀失去控制。这些既得利益集团除了本集团的利益外不关心国家的利益，从而阻碍了社会的发展，导致国家的衰落。经济学家曼库尔·奥尔森在《国家兴衰探源——经济增长、滞胀与社会僵化》中对此作了详细的论证。

他的基本观点是：一个国家在发展中会形成一些分利集团，也就是我们所称的既得利益集团，这些集团一般总是考虑本集团的利益，即使它们有时会考虑国家的利益，也是首先把自己集团的利益置于其他利益之上。如果它们中某个集团拥有足够的权力，就会把集团的利益置于民族利益之上，从而阻碍国家对民族利益的追求，最终导致国家的衰落。

他说道：“在任何集团为其本身争取社会总收入的更大份额时，该集团不会关心此种重新分配对全社会造成的任何数量的损失。因此，我们所讨论的各种社会组织采取集体行动的目标几乎无例外地都是争取重新分配财富，而不是为了增加总的产出——换句话说，它们都是‘分利集团’（或者，用比较文雅的语言来说，都希望‘坐享其成’）。”

分利集团在其力量达到一定程度后，就企图垄断一切。他举例说，开业医生的数目增加，如果其他条件不变，那么医生的收入会下降，所以各国医生都利用医生工作的特殊性来限制新的医生开业，“从许多国家医生收入水平甚高的事实看，这一努力已获得成功”。

关于对新开业医生的种种要求，如学历证明、资格考试等等，虽有其一定的理由，但他认为，“如果这些措施真正是为了病人的利益，则对老医生也应一视同仁，定期通过考试以检验其医学知识是否符合现代水平，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律师等等行业也是这样。这种分利集团的恶性膨胀，会严重阻碍社会发展：“分利集团具有抵制任何变革的动力和权力，因为变革会剥夺它们所攫取的扩大了的社会产出份额”。

这种情况在分化剧烈的社会尤其是这样：“在不稳定的社会中，最大最富有的获利阶层组织得比较好，而他们往往占有该国中比例极高的各种生产要素。他们制订有利于自己的各种政策，并且以各种不同的方式侵占这个社会中无组织的广大群众的利益，从而使收入更加不平等”。

必须看到，任何时代、任何国家者存在与当时的具体发展情况相应的一定的利益集团，或者说，任何形式的发展都是通过某种相应的利益集团来实现的，或由它们起主导作用。这就是说，一定程度上的利益集团的存在是一种正常现象。但不正常的是什么呢，或者说利益集团在什么时候才对国家发展起阻碍作用呢？

这就是它们的过度膨胀或它们追求自身利益的行为没有受到一定的约束。如果它们能轻易地通过增加其他阶层负担的办法来满足自己的利益，它们就决不会走通过竞争和改进的办法来提高自己的收益。奥尔森认为，印度在独立后很长时间内发展不理想，主要是因为它的分利集团权力过大，即在种姓等级制度的支配下，上层阶级继续保持了使用特权来维护自己利益的习惯（见该书第196页）。

从上述讨论可以看出，所谓分利集团，既指历史上的利益集团（如种姓制度下的高级种姓），也指现代的利益集团（如医生和律师）。也就是说，保持现代国家活力的一个关键，是不要让不受约束的利益集团形成。

3．由于缺乏竞争，导致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僵化，从而导致国家的衰落。在分析为什么原来强大有为的中国或印度后来成为原本相对落后的欧洲的奴役对象时，绝大多数学者都把这一点作为一个重要原因提出来。他们都认为中国、印度这些国家历史上缺乏竞争，导致了僵化，而欧洲的中世纪虽然落后，但却由此发展起一种生气勃勃的体制，在竞争中获得发展的良机。

兰德斯在《国富国穷：为什么有的国家那么富而有的那么穷》中解释为什么是欧洲而不是东方的中国首先走向现代化时，认为主要是由于西方拥有三个有利因素。一是有越来越大的探求知识的自主权。二是在不统一中发展统一，即不追求政治上的统一，但有共同的宗教，可以互相理解的语言、类似的文化传统和行为方式，这就使他们既保持一种互相竞争的态势，但又不妨碍他们的交流与合作。三是研究工作常规化，并及时得到传播。

总的来说，就是发明创造受到鼓励和支持，这是一个国家僵化不僵化的指示器。西欧从中世纪以来，由于特定的政治和经济条件，较早走上了鼓励发明创造的道路，也就是较早走上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道路。

这一点与上面一点是互相响应的。造成僵化的原因，既可能是内部的，也就是上面讲的利益集团失去控制；当然也可以是外部的，因为不存在来自外部的强有力的挑战，统治阶级会变得不思进取。内部和外部也是相对的。缺乏竞争的原因，开始时可能产生于利益集团过度膨胀而使其他阶层无法开展竞争，但这种情况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即使这个国家面临外部的强有力挑战，也会因为积重难返、利益集团牢牢控制着国家命运而无法作出有效的应战。我国鸦片战争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就属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