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文化主义是对传统的或主流的价值观的一种挑战，但不是唯一的挑战。当美国政府在全世界大力推广美国的价值观时，在美国国内，其主流的价值观正面临多方面的危机，表现为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所谓美国传统的或主流的价值观，指的是：“民主政体、自由原则、个人主义。在此基础上派生出关于人的政治、文化权利和种种价值观，如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的原则，个人财产的不可侵犯性，等等。”这里所说的传统价值观的危机，指由这种主流的价值观派生出来的许多社会问题，这些社会问题反过来对这种价值观构成了严重的挑战。

美国传统的价值观中有一条天经地义的规则，“以工作获取报酬”，但在今天，这条原则正受到一些人的怀疑或抛弃。这与广泛的福利措施是分不开的，联邦政府花在福利计划上的钱，1988年是436亿美元，1992年就增至2007亿美元，这些钱主要花在现金资助、医疗、食品、住房、教育、职业培训等资助上。1968年，这方面的花费只占联邦预算的1.8％，占国民生产总值的6.4％，而到1992年，这两个数字已分别上升到5％和15％。

一定的福利政策是完全需要的，生活困难的公民有权得到国家的照顾，这是现代社会的一条基本准则。但任何事情都有一个“度”的问题，越过了这个“度”，就会走向反面。美国的福利政策，在思想上起源于两方面的推动。一方面是所谓的“自由主义者的内疚感”。这种内疚感的基本观点是：社会中那些不幸的人、贫穷的人是美国社会的受害者，他们的不幸和贫穷是美国的罪过、美国的责任，所以他们理应分享社会的财富。

另一方面是福利运动领导人的主张：福利是一种权利，不是耻辱，是高贵的，应该把福利视为与工作一样高尚。由此形成的价值观是：无须额外的工作便可获得额外的报酬。这些思潮促进了各种自由主义利益集团的产生和壮大，包括民权主义、女权主义、同性恋、环保、消费、民权自由、福利与和平等组织。这些组织把美国传统的思想观念加以引申和发挥，形成新的语境，为弱势群体的政治和经济权利而斗争。

应该说，其中许多要求本来是天经地义的，但却往往做过了头，结果与美国的传统生活方式和传统价值观念相悖。价值观从“以工作获取报酬”到“无须额外的工作便可获得额外的报酬”的变化，对传统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教育上同样面临着类似的问题，那就是在学校里，勤奋和守纪律渐渐不再被看成一种美德。美国在教育上的投入一直在增加，但不少人觉得学生的水平在下降。在1991年的国际科学测验中，美国名列倒数第三。在国际知识竞赛中，美国学生不如德国人和日本人。投入增加，教育水平下降，问题就出在价值观上。在美国的学校中，黑人和拉美裔的孩子的得分往往低于白人的孩子，女孩子得分往往低于男孩子。

一些自由主义者由此认为，学生成绩差应该由这个病态的社会负责，不应让学生本身来负责。他们还认为，学生成绩差，会挫伤年轻人的积极性，使他们的美梦破灭。结果，“分数膨胀”的现象发展起来，也就是让所有的孩子的分数都提高。1972年，高中毕业生中平均分数为A或B的只有28％，1993年，这个数字上升到了83％。同样的情况发生在升留级问题上。自由主义者认为升留级对学生的自尊打击太大。

特别是可能留级的学生大多是黑人，让大批黑人孩子留级是否有种族歧视的嫌疑？由此而产生的问题还有：学校的制度是不是种族主义的，学校董事会是不是种族主义的？为了避开这些嫌疑，各个学校干脆让所有的学生都升级，而不管他们成绩如何。这样，学生勤奋学习的动力自然减弱了，或者说，好学生得不到应有的鼓励。此外，因材施教也更加难以实行，因为将优秀的学生分为一个班，将差生分为另一个班，很可能会出现白人班和黑人班，仍会有种族歧视的嫌疑。

于是大家都混杂在一起上课，教师只能按差生的接受能力授课，难以顾及优秀学生的需要，由此带来的是纪律松弛等不正常现象。在那些被称为“社会性仓库”（social warehousing）的学校中，学生们不再用功学习，他们不需要有任何成就。更有甚者，各种各样的运动也在向学校渗透，如绿色运动、和平主义、女权主义、多元文化主义、民权革命，这些运动中反传统道德的一面也很有市场。纽约城的学校还在一年级课本中加进了“希瑟有两个妈”之类有关同性恋的内容。

关于家庭模式的思想和实践上的冲突，是对传统价值观念挑战的又一个重要领域。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在这个问题上的冲突集中体现了某些社会问题，涉及男人与女人的关系，他们各自在社会中的作用与地位、孩子的教育等。这些问题的扩大就成了社会或政治问题。

工业化破坏了家庭的凝聚力，大有割断家庭与亲属、社区及教会的关系之势。工业社会应该保持什么样的家庭呢？这一直是美国争论不休的问题。持正统或保守观点的人认为，19世纪的中产阶级家庭是理想的家庭，这种家庭是符合自然的，是上帝所要求的，而且这种家庭模式有助于社会和谐。而自由派则认为这种传统的布尔乔亚家庭是不平等的，是压迫妇女的社会象征和源泉，他们要求夫妇平等分担家庭和养育的责任。

他们中有人还认为，对妇女的压迫来源于妇女的生育功能，因此要求废除传统的家长式权威的一切形式。他们不是从夫妇的生理关系来规范家庭，而是把传统家庭的崩溃看成一种社会进步现象，还主张不同的家庭模式，即单亲家庭、同居、同性恋。

关于家庭中男女角色的地位争论已久。1923年，美国国会提出“平等权利修正案”，1972年，国会通过“平等权利修正案”；但直到1982年仍没有足够的州议会批准这个法案。此法案后来重新提出，但整个80、90年代仍未通过。足见这两种势力之势均力敌，斗得不可开交。

由此而产生的两个问题值得提一下。一个是同性恋问题。美国大多数人认为同性恋是错误的，但自由派认为，反对同性恋就是反对自由主义和平等主义的社会原则，对同性恋的恐惧反映了保守派竭力捍卫传统的家长式家庭的努力。主张同性恋的人则认为这是对现存社会秩序的一种反抗，是一种社会改革的努力。另一个是关于堕胎问题的争论。在子宫内杀死胎儿是不是杀人的问题，在恩格斯的时代就已有人讨论过。

反对堕胎的人认为：圣经上说过，怀孕是上帝赠给人们的生命的礼物；现代科学也证明，胎儿的心脏在第24天就开始跳动，第43天便可记录到脑电波，第6周便有完整的骨骼和反射作用，因而堕胎就是扼杀生命，也就是反对耶稣；从1973年到1988年，全美国有2200万次堕胎行为，这无异于“大屠杀”。赞成堕胎的人则认为，潜在的生命与实际的生命之间有明显的区别，堕胎是一个宗教上的解释问题，不同的宗教对此可以有不同的解释，反对堕胎也就是破坏一部分人的宗教自由，而宗教自由正是一个社会民主程度的试金石，所以不应该反对堕胎。

以上争论，很难说谁绝对正确，谁绝对错误，反正各有各的理。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不仅保守派在走极端，自由派也在走向某种极端。今天，年青一代的美国人似乎已没有所谓的价值观念。朱世达先生这样说道：“美国的青年对价值问题茫然无知。他们指责社会的伦理要求是对他们个人自由的干预；他们认为个人的权力应包括‘创立个人的价值’，但他们并不了解价值本身就包含着道德义务。”

美国学者把这种价值观归结为“价值相对论”。1987年，艾伦·布鲁姆出版了《封闭中的美国思想》一书，该书被列为当年非小说类畅销书。他在书中说道：当前，美国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社会思想变化，对有些人来说，传统的价值无论是社会、家庭责任等等都不再成为行为的规范，而被“价值相对论”所取代。任何事情的是非善恶不再有客观标准；任何人为了满足自己，可以树立自己的价值观，而且，这样也会得到社会的承认。

过去，评价人的标准是道德标准，现在则在于一个人能否创造自己的价值，创造自己的生活方式，而不顾其他人或社会怎么看。损人利己被看成“有进取心”，自我炫耀可以看成是“有自信心”。布鲁姆认为，这场“价值的革命”对社会的深远影响，是自基督教在罗马帝国取得国教地位后1600年以来的空前变化。

与此相抗衡的是，世纪之交以来，保守势力有所抬头，其主张所依据的是一系列不容忽视的社会弊病。1998年有人指出：导致整个民族道德沦丧的原因，是由于1962年通过禁止在公共学校内设祈祷课的法令。从那时以来，婚前性生活增长200％，婚前怀孕增长400％，梅毒增长200％，自杀增长400％，离婚率增长120％，单亲家长增长160％，同居率增长350％，婚外情增长100％～250％。

他们认为，由于价值相对论引入课堂，学生变得更加以自我为中心，要求摆脱任何家庭的、社会的和宗教的束缚，个人认定的价值成为最终的价值观。许多数据都告诉我们，美国的社会问题在继续发展。暴力、犯罪率、吸毒的大量增加，都意味着美国人传统的价值观在不断衰败。

当然，不能把这单纯地归因于取消祈祷课，一些相关法律的实施可能是更重要的原因。自由派促使通过的一些福利政策，在实施中无意间造成了各种各样的社会怪圈。例如，为了赡养无法独立生活的儿童的家庭资助计划（AFDC, Aid to Families with Dependent Children），本意是为了资助家庭困难的寡妇，结果却助长了大量未婚母亲的出现。1960年，少女未婚生育率为5％，1992年上升到30％，其中白人从2％上升到23％，而黑人则从24％升到68％。

再如，补助性保障收入（SSI, Supplemental Security Income），本意是向贫穷的老人和残疾的成年人提供一定数量的资助，以弥补其收入之不足，实际上却资助了酒鬼、吸毒成瘾者及并不残疾的孩子。为得到补助性的收入，一些家长鼓励孩子撒谎，使自己显得神经不正常或智力低下。这种依靠补助性保障收入的“残疾”的孩子数，1990年是34万，2年后就升到了62.5万，1994年又升到90万。

自由派及其所怀有的自由主义的内疚感，在实践中虽然缓解了一些因贫困造成的社会问题，但同时他们的主张又是与社会现实相脱节的。他们以为通过善意的立法和各种宣传可以弥合美国社会中深刻的种族与贫富的裂痕，实际上问题并非如此简单。结果，他们想解决的问题并未得到很好解决，新产生的问题却因此而很快成为痼疾。“价值相对论”造成了严重的后果，特别是在青少年当中。有些事情确实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了，比如校园里残杀无辜的此起彼伏的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