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妓女在许多方面似乎都比家里的老婆有竞争力。这些竞争力不只表现在容貌、穿着上，更重要的，还表现在文化水平上。以西门庆家为例：大老婆吴月娘虽然出身官宦，却不认识字。反观郑爱月，虽然出身妓院，但由于专业训练的缘故，她不但能够弹曲唱词，还能欣赏诗词。这不稀奇，明代很多妓女甚至能文能武，还能写诗跟客人唱和。

在这样的情况下，明朝很多男人上妓院，与其说去发泄性欲，还不如说是去追逐“浪漫爱”。毕竟他们十几岁就成婚了，在拥有三妻四妾的情况下，“性”资源并不缺乏。反倒是这些男人娶老婆凭的是媒妁之言，很多人一生是不需要跟自己的老婆谈恋爱，也没有机会谈恋爱的。

一方面有“谈恋爱”的需求，另一方面则在容貌、才艺、时尚流行上都提供了比家里的女人更好选择的情况下，难怪男人对妓院趋之若鹜了。

从某个角度来看，明代妓女的定义和今日妓女的定义是不完全相同。这也是两者兴衰的原因之所系。一定要换算的话，公式大概是这样的：明朝的妓女，约等于在性工作者加上名模的基础之上，再加上流行歌手加上选美佳丽。

明代的娼妓业拥有了那么多充满潜力的可能，可是到了今天台湾的公娼，把所有的这些可能一个一个抛弃，只留下了“性”工作，这个最具实用价值、却也最不值钱的发展方向。难怪要走入偏门。

明代的娼妓之所以有身价，道理和现代名牌硬是比别人贵是一样的。从400年来公娼由盛转衰的过程中，我们发现，美学、风格、文化这些向来被我们的传统当成是“缺乏实用价值”的观念，原来也是一种真实得不能再真实的经济实力。有实用价值固然好，但加上时尚、美学以及文化想象，价值更是得到乘方的效应。少了掌握这些观念的能力，我们只好一直为这些名牌做代工，赚取微不足道的蝇头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