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对于蛊似乎有一种迷信。

《辞源》中“蛊”字有四种解释：①毒害人之物也；②谷皮也。谓谷中虫也；③事也；④惑也。

一般人心目中的“蛊”，与民族学家有兴趣传道的“蛊”，都是第一种解释，即蛊毒之蛊，其他的几种意义，暂且不去管。传说中国西南的苗族地区，最以蛊术著称。

据晋以后的笔记、野史及西南一些民族的传说所记载，蛊是一种黑巫术，且擅长此道的人大多为妇女。

所谓九狗一獒，百虫一蛊。蛊的制法正是把许多种虫子放在一个容器里，让它们互相残杀，最后所余的最强者，即成为蛊。（《通志·六书略》蛊条：“造蛊之法，以百虫置皿中俾相啖食，其存者为蛊，故从虫皿也。”）

传说把蛊下在食物中，可以害人。害人不必在当时，毒发可在数月或数年之后。

苗妇常用此术来保证汉人男子的忠诚爱情。汉人男子娶了苗女后，倘若回家探亲之类，苗女便暗中下蛊。若如期归来，则有解药可下；不然，则毒发身死，为负心者之戒。这种说法只是许多说法之一，但是最为人所传道的一种。

此故事虽然有趣，却难令人相信。我们只知道有定时的炸弹，却很难想象如何制作定时的毒药，其发作能在数年之后，且能遥遥控制，像“制导飞弹”那样。

据说西洋有包裹毒药在药丸里的诡术，吞服之后，要等外面的药在胃里融解了以后才能发生效力。中国西南苗人，科学尚未如此昌明，何况蛊毒之发作还在数月数年之后。所以，我们大概只能推测：放蛊的故事更接近传说、神话。

但这种神话流传数千年，至今不衰，似乎又不全是捕风捉影之谈。我们不妨根据古今的文献，作一些“理性化”的推测与思考。

第一，蛊在中国“古已有之”。原义是指人身体（尤其腹内）的寄生虫，如蛔、蛲、钩、绦虫之类。古人未有“寄生虫学”，对其来源有诸种解释，其一即猜测与巫术有关，但中国的医书已有比较客观的描述与解释。

第二，秦汉以后，中国文化版图大展，与西南民族的往来接触增多。西南民族盛行巫术，又有以毒蛊制炼毒药的技术。汉人在苗疆染寄生虫症者，或有推测与巫术有关的，便宣扬传说而衍为放蛊神话的现在形式。

在中国寄生虫病甚多，学医的人都耳熟能详。古代的公共卫生，与今日相距甚远，寄生虫病之盛行，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古人发现了便中有虫（实为寄生虫），便称之为毒虫，或依形状引申称之为蛇、蚕、蜈蚣之属，正是理所当然。

古人遇到治不了的怪病，往往藉由祭祀，祈天禳灾。《周礼·秋官》有个庶氏，专门“掌除毒蛊”。《史记·秦本纪》“德公二年初伏，以狗御蛊”。初伏在阴历六月暑热之期，正是寄生虫甚易传染的季节。

《正义》云：“蛊者热毒恶气为伤害人，故磔（zhé）狗以御之。”可见先秦以及秦汉之际，蛊被认为是一种恶毒之气所造成，可以用祭狗等仪式来消除。

原始民族狩猎捞鱼，常藉毒药之助。毒之来源，取自植物者多，制自动物者少。东南亚这一区域，毒矢与蘸毒的吹矢尤其流行；但初步考察东南亚大陆的民族志，找到以动物制毒药者寥寥无几。

在马来亚半岛尤以吹矢著，但其毒药采自植物，偶然有用蛇毒的。则其分布既狭，又不是制毒的主要成分。

但中国西南民族使用的毒矢毒弩，其毒药常有用毒虫研制的，这不只在东南亚，在全世界来说也是罕见的例子。

根据记载，中国的西南仲獞徭等族，古有合毒虫以炼毒药的技术；至少在獞人中，这又是项女子的行业。这项技术早到何时，我们不敢断定；由于制毒方法与古籍所纪造蛊虫以害人的方法相近，也许可以早到汉唐。

汉人闻见苗人制毒的技术，想到自古已然，于西南尤烈的蛊疾之害，也许便产生苗人聚毒虫制药以巫惑人的说法，称苗人所制的虫毒为蛊，认为在西南所感染的蛊疾为苗巫放蛊所致。

这固然只是一种猜想，却可以解释汉人对于造蛊（以入饮食害人）的方法的说明，及苗人所作毒药之名蛊的由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