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没有与现代社会相同的恐怖犯罪和反恐法制。可是，当时也有类似的恐怖犯罪，而唐律中也有打击此类犯罪的规定。总归起来，此类犯罪行为主要是：劫持人质、用毒药害人、车马杀伤人、向城内射箭、散布恐怖言论、决堤防和纵火等。这些行为都从不同角度造成恐怖气氛，严重危害社会的安定和民众的安全。由此而言，唐律把其规定在律中作为打击对象，具有“反恐”的意义。

唐律用刑罚打击此类犯罪的过程中，则根据危害程度的不同，罪刑亦会有所轻重。其中，用刑最重的即是唐律中的最高刑“斩”刑。贼盗律的“有所规避执人质”条规定，劫持人质者，“皆斩”。仅次于斩刑的是绞刑。贼盗律的“以毒药药人”条规定，用鸠毒、冶葛、附事等毒药害人的，害人者与卖毒药者都要被处以“绞”刑。

同时，相同的犯罪行为用刑亦会有所区别，即随着其危害程度的加大，用刑也随之加重，最后至斩刑。杂律的“烧官府私家舍宅”条规定，纵火烧毁官私房屋或财物的，要被“徒三年”；如果造成损失的价值达到绢五匹的，要被“流二千里”；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唐律的制订者已经意识到恐怖犯罪对社会和民众的危害程度，以及他们对“反恐”的重视和决心。

为了最大限度地防止和避免恐怖犯罪的出现，唐律还采取了一些相关的“反恐”措施。这些措施也以律文的形式加以规范，强制执行，以确保得到落实。不按律执行的，也会被追究刑事责任，受到刑罚的制裁。这种措施归结起来，可以分为以下四类。第一类实行门禁和宵禁。

唐律设立门禁，把宫殿作为重点保护对象，违法进入宫殿的都会受到严厉的制裁。卫禁律的“阑入宫殿门及上阁”条规定，违反门禁规定而入宫门的，要被“徒二年”；进入殿门的，徒二年半；进入阁内的，绞；携带武器到“御在所者，斩。”另外，唐律还规定有宵禁，夜间除有急事、丧事及疾病等特殊情况外，人们不可外出，否则要被处罚。

第二类是禁止拥有、私造违禁武器。唐律把甲、弩、矛、具装等都列入违禁武器，“私家不合有”。“私有禁兵器”条规定，如果私家拥有了，就要被“徒一年半”；拥有的数量多了，达到甲三领及弩五张的，就要被绞；如果是私造这类违禁武器的，用刑还要加重，最高可达斩刑。这一规定可以在恐怖犯罪的犯罪工具方面进行防范，减少恐怖分子得到这类工具的机会。

第三类是举报恐怖犯罪。一旦在居住地发生恐怖犯罪，被害人家庭和邻居便有义务向乡村基层组织负责人举报；他们接报后，还要级级上报到官府，不可隐瞒不报；否则，都要受到处罚。

斗讼律的“强盗杀人不告主司”条规定，出现杀人等恐怖犯罪后，“被害之家及同伍即告其主司；”主司接报后，马上要向上级报告；不告的都要按耽搁一天被“杖六十”来量刑。这样，可以迅速掌握恐怖活动的动向，及时组织力量，进行控制和打击。

第四类涉及“反恐”行动。唐律在出现劫持人质、杀人、纵火等恐怖犯罪情况时，周围的相关人员即应投入“反恐”行动，开展“反恐”斗争。否则，也要被刑法所追究。贼盗律的“有所规避执人质”条规定，在劫持人质现场所在地的村正以上人员和周围邻居，一旦发现有劫持人质的犯罪出现，就应立即把劫持犯罪人抓获，否则要被“徒二年”。

捕亡律的“邻里被强盗不救助”条规定，知道邻居有被杀等恐怖行为的，应采取报告和救助措施。如果“告而不救助”或者“闻而不救助”的，要被分别处以杖一百或者杖九十的刑罚。

唐律的这些内容，除了总结前人的立法经验、借鉴前人的立法成果外，很重要的一点与唐朝前期高层的“人本指导思想”有关。他们认为，国家要发展，必须有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人民的作用要受重视，因为人民即可载舟，也可覆舟。

《贞观政要》中多次提到要“以人为本”，唐太宗也励精图治。“帝志在忧人，锐精为政，崇尚节，大布恩德。”恐怖犯罪对人民的人身和财产都构成了极大的威胁，从维护人民的安全和社会的安定出发，用法律来打击恐怖犯罪便势在必行了。从这种意义上讲，唐律中“反恐”内容的出现，有其社会的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