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本不是一个专用名词，春秋时期许多诸侯国的史书都以 “春秋”命名，如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鲁之春秋等，因而 《墨子》中有“吾见百国春秋” 一语。相传孔子在周游列国之后，重返鲁国，知道自己的政治理想不能实现，于是就根据鲁国的“春秋”等历史档案材料，进行整理删削，编成了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仍以 “春秋”为名。

到了汉代，这部《春秋》被立于学官，成为儒家经典之一，于是，在此之前的各国“春秋”被统称为“不修春秋”，而《春秋》就成为孔子修订的《春秋》的专名。

孔子笔削《春秋》一事不是空穴来风，《左传》《孟子》《史记》等史籍都曾提到。如《孟子•滕文公下》曰：“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离 娄》篇又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

晋之《乘》，楚之《祷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 ”《孟子》还记下了孔子的另外一句话：“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由于这些记载，后世学者就将《春秋》的编修之功归之于孔子。

多少年来，上述说法一直为儒者所信奉，几乎成为定说。其间虽然也有人提出异议，不过，相信者依然甚众。近年，学者王和旧事重提，以期澄清事实。

首先，孔子不具备笔削《春秋》的地位和条件。春秋时期各国的 “春秋”都属于正式的国史，这是一种大事记录性质的国家档册，其记事简约，文字呆板，具有历代相传的固定的笔法，避讳甚多，许多事情不能直书，因此就后人了解史事而言，这类国史的意义或许还不如史官个人的记事笔记。

但是，国史虽然记事简略却地位尊崇，由于它属于国家档案，是由太史掌管的秘藏史书，寻常人等绝对无权翻阅，《左传•昭公二年》记晋韩宣子聘鲁时，曾得以一观鲁《春秋》，但他是以诸侯盟主晋国的正卿即执政者的贵宾身份才得此特殊礼遇的。而孔子晚年在鲁国闭门讲学，虽然声望日隆，却并无一官半职，与官方也没有直接联系，因此以他的地位，是没有资格看到作为国家秘蔵档案的《春秋》的。

其次，孔子本人从来不谈《春秋》。《论语》是孔子思想言行的集 大成者，是由他的弟子直接依据孔子的言行而编纂，应该十分可靠。《论语》中有记述孔子论《诗》的，如《子罕》《学而》等；有孔子论《书》的，如《为政》等，有孔子言《易》的，如《述而》等，至于谈及“礼”的地方就更多了，但是唯独没有言及《春秋》的。

这正可说明孔子本人没有看过《春秋》，如果确如先儒所言，孔子曾熟读、笔削 《春秋》，还以之教授弟子，那孔子和他的弟子怎么可能缄口不提呢？

其三，春秋时期的国史是不可能一凭己意而随意修改的。春秋时期的史官职位虽不高，地位却不低，他们是记述史事和解释史事的唯一权威，连最有势力的当权者也无法改动他们撰写的史事记录。鲁宣公二年（前607)，晋卿赵盾与国君灵公嫌隙渐深，指使党羽赵穿杀灵公，而自己佯装逃亡，未离国境又返回国都，太史书曰“晋赵盾弑其君”，以示于朝。赵盾与之辩解，太史曰：“子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讨贼，非子而谁？ ”赵盾无言以对。

鲁襄公二十五年（前548),齐国权臣崔抒杀齐庄公，太史明书“崔抒弑其君”，崔抒连杀太史兄弟二 人，但第三位太史仍继书如其二兄，崔抒只得作罢。上述事例说明， 权臣可以用死亡来威胁太史，但却无法使太史改动国史记录。那么，孔子既不是太史，也不是权臣，又怎能做到连执国柄者也无法做到的事情，不仅可以随意观览国史，还可以任意笔削国史？

至于后世反复渲染的所谓“微言大义”的《春秋》笔法，其实也与孔子不相干，这只是历代史官相传的固有笔法。周代讲究礼制，重尊卑等级，史官记述国事则严格遵守规则。如：鲁之大臣阳虎其时实际已执掌国柄，但名义上仍是季氐的家臣，因此作为鲁国国史的《春秋》，因家臣位贱，就完全不书其事。后阳虎叛乱取走鲁国传世的宝玉、大弓，《春秋》却书为“盗窃宝玉、大弓”，将阳虎贬为盗。

反之，如果尊者受到不敬的待遇，史官按照记事规则要尽力掩饰和避讳，如晋楚城濮之战后，晋文公召周天子于河阳会盟，《春秋》则以“天子狩于河阳”书之，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后人因囿于“孔子笔削”的成说，把本属于史官书法的内容全都归之于孔子的“微言大义”，这其实并不符合历史真实。

所谓孔子修《春秋》之说，有一个历史积淀的过程。孔子在世时，处境极为潦倒，一生求仕而终不见用，失意之情常常流露于言行之中， 他的亲传弟子很了解这一情况，因而决不会制造孔子修《春秋》的神话。

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一方面许多诸侯国的史书因各种原因散落民间，从神圣的国家秘藏沦为私家讲学的读物，当时曾有过的尊崇地位不复为人了解；一方面儒学的地位由于孔门弟子的大力发扬而影响日巨，现实的功利需要促使孔门后学不断抬高自己祖师爷的地位，神化其形象，于是，孔子笔削《春秋》的说法就在他们当中流传开来。

以后，经师们在讲学过程中不断重复这一说法，使之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孟子曾受业于子思的门人，他之所以会反复言及“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实际上也是接受了传自师长的、长期流传的先师故事。孟子之后，孔子笔削《春秋》便成定论。汉以后，儒学的地位越来越高，这一说法也就始终被信奉。直至今日，人们还常常把孔子修《春秋》与优良的文化传统紧密相连，作为体现先人道德感、责任感的突出事例。

孔子曾明确宣称自己是“述而不作”的，既然如此，有关他“修 《春秋》”“作《春秋》” “笔削《春秋》”的种种说法，是否都不符合 他老人家的本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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